我只是想希望中國在下一輪全球面臨經濟困境和挑戰的過程當中，中國能把握住自己的機會，能夠有自己政策的章法，我們既不要第一個出手，成為為別人解決問題，為別人帶來走出困境的機會。但是我們自己也不能夠在一個環境當中沉溺的太深，不要把自己問題再進一步惡化。所以我想借這個機會，剛才我說的大部分的話都不是我自己的觀點，但是看到報紙上和采訪自己串起來的思路和總結。在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謝謝大家！

　　主持人：石油已經形成了全球的危機，這成定局了，全球金融危機沒成定居。有的甚至進口，有的甚至出口。大概上周美國對來自中國的鋼管增收600%多的稅，現在誰出手，在我看來在整個全球通脹環境下，馬上又對鋼管600%多的稅收，我不理解是美國人現在不跳鋼管舞，跳的人少了，還是什么原因？接著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因為在2002年的時候美國曾經增收過鋼管行業的稅收。這次針對比例比上一次一下提升的幅度要大很多很多，相關的產業鏈上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在中美兩國之間會形成什么樣新的格局和變化？

　　Richard Price：不幸的是當美國的政治家涉及到這事情里面，他們覺得這個事情有必要，他們有些保護性的政策，我覺得這是不合理的。我當時做的時候有七個政府組織都是加入到這個合并里面來，因為這涉及到很多其他方方面面的問題，比如南非的問題，當時涉及到南非國家，他們想控制35%世界的金資源，想控制95%戰略性金屬的資源。如果在1990年美國當時的資源就不夠了，美國顯然在這些資源方面不能自給自足的，美國還沒有想出這個政策來，他們的想法是非常狹隘的。我們對石油應該有權利說這個石油是我們的，很多資源都應該有我們的權利。我覺得他們有這種想法是一個不好的行為，我對這個不同意，我覺得他們的想法是不合理的。

　　不幸的是當這個世界的經濟，當這個市場做這個決定的時候，建議的時候我們應該能夠知道這個東西，我們應該知道在中國制造的鋼材料，如果在美國市場制造鋼管的話價格非常高。所以我覺得美國政府如果這樣做的話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理智的。我覺得政策從這個角度來講，很多人他們在國際經濟領域做這些交易的時候，我在中國也有很多經驗，我覺得中國策略應該在國際尺度上面跟其他的國際公司競爭。比如說我看了一些MA二十年前的交易，很有趣的是，我們現在看到南非的情況不停地改變，當時南非的決策給全世界的金屬工業造成了不利的影響，對美國也造成了影響。當時美國給南非施加了壓力，我們現在看的全球發生各種各樣的變化，這個改變也會擴展到金融領域來，我們的政治家不應該過多地干涉這個問題，而更應該理性地對待這個問題。

　　主持人：我發現你老表揚中國政府干預是對的，而批評美國政府干預是錯誤的。我接下來問題要問黃齊元先生，剛才您提到中國新興市場流動的問題，提到PE大的發展的問題。中國各個方面各界都在推動私募股權的發展，大的形勢特別好，可能對于緩解流動性過剩，改變中國金融結構也是有好處的。我們同時也看到一些熱錢還是不斷地在向中國涌進來。從越南以及過去的亞洲，上一個十年里面的金融危機反映的還是一個外資抽逃，本土的資本外套，這兩方面會帶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我要問黃齊元先生的是，這些熱錢全都是化整為零，中國的資本項下并沒有開放。這些熱錢在中國的金融管制環境下能夠一次，因為這種危機到來受到傳染的時候應該是立即迅速地撤離。中國化整為零進來撤得出去嗎？

　　黃齊元：關于熱錢的問題我不是專家，我對于資本流動可以提供一些看法。剛才主持人提到了國外的PE，股權投資基金投資中國很高的興趣，同時也提到了最近有大量的流動性，發展人民幣的基金。對于境外國際的私募股權基金來講，現在來投資中國是最好的時機，其實也是最壞的時機。活的時機當然是中國自身發展的機遇。但是從壞的時機來講政策上并不十分歡迎國外財務性的投資者，比如凱雷要投資徐州工程，這就遭到了嚴重的阻撓，中國大陸以往國外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希望在境外上市，現在要在境內上市，這也是一個障礙。另外中國大陸現在好的行業不允許外資做并購，偏偏這些國外的PE希望投資的是行業里面前三名的企業。

　　我們剛才提到的是美國的保護主義，但我覺得中國大陸在引進外資的部分里面，有的時候是不是做的稍微過頭了一點，這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今天我們是站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的經濟是彼此互相連接的。中國大陸現在的看法是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應該是由我們中國大陸去并購歐美的公司，而不是由歐美的公司來并購中國大陸的企業。我覺得這個不一定，其實中國大陸最重要的是資源，特別是戰略投資者他所能夠帶來的附加價值，我覺得我們在某些行業里邊可以適度地引進一些國外的戰略投資者，中國大陸自己參與全世界的經濟，剛才提到的BHT，其實也在思考如何競爭，如何地合作。所以外資進入中國大陸在PE里面怎么走，將來很值得思考。但是大家不要把外資當做純粹的定義是財務投資者，中國企業積極地走出去，中國大陸企業走出去，要并購歐美的企業其實需要有國際經營的人員管理，國際一流的PE在這一方面可以提供相當的協助。

　　另外就財務的投資者來說，我們看QFII其實并沒有大幅度的增加，中國大陸的人民幣不斷升值，我們應該看到QFII不斷地涌入，但是QFII在中國大陸股票市場里面投資還是相對比較低的比例，中國大陸現在正在積極地推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反而是多元的投資人，我們現在看到投資人還是太單一，不管你有主板，中小板，創業板，大部分是個人的投資者所關切的，也只是國內中國的股市，頂多加上香港的股市地我覺得這部分其實還可以更開放一些，在財務的投資者里面中國大陸要走向成熟的資本市場勢必要有更多QFII的參與，而中國大陸的股民也必須要發展國際投資的意識，不要將焦點只是在A股跟港股的市場，這樣才能真正地跟世界的經濟連接互動，產生一個好的結果。

　　主持人：你剛才這段還是留一個問題給你，等一會兒討論。剛才我們說大陸本身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并沒有解決，在這樣的環境下QFII的門再開的大一點，在全球金融動蕩的大背景下我們再開大一點的話對中國的金融穩定，對于中國金融能否在顯露出來的情況下到底適不適合？

　　再給李總提一個問題，從大的方面來說中國宏觀面的政策也是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你們兩位觀點也是中國企業走出去，剛才我也跟龐玉良先生一起討論了他收購德國機場，也是中國企業走出去。我想中國企業走出去在全球動蕩的大背景下，在全球通脹的大背景下中國企業走出去時機是否已經到了？

　　我現在要問陸先生一個問題，全球金融動蕩，全球通脹，中國的通貨膨脹也開始顯現，也是在邊緣上，大家高度緊張，CPI不斷攀升。這樣一個大的金融環境對于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是利好還是利差？

　　陸紅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有兩個確定要素，第一個是國家戰略。第二個要素是上海的市場體系，也就是金融要素市場體系在國內大都市上最齊全。這兩點對上海來說是比較確定的因素。但是上海也一些不決定的因素，因為整個資本開放，決策權是在中央，所以我們講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是國家戰略。我覺得這次金融通脹對上海來說應該說既是個挑戰，是對整個國家的挑戰，同時對上海是新的機遇。在這過程中，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剛好跟世界銀行合作舉辦一個國際會議，也看到了從97年5月到97年的12月香港的波動很大。我們現在還算美國的次貸金融危機到現在已經差不多有一年時間了，這一年當中對上海周邊的環境，整個國內外形勢，就像我剛才前面提到了，也是充滿了不確定性。所以我們現在來講金融動蕩對上海的前景來看，我覺得應該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看到這個是一種挑戰，什么樣的情況下是一種機遇。在這過程中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對當前的通貨膨脹，各國的中央銀行，各國的政府需要有一個一致行為，就是誰牽頭，抵制通脹，而這個等于對周邊國家是一種解脫。越南我個人感覺缺乏經驗，他們過早地采取了一些治理通貨膨脹的政策，使得越南現在遭受到比較大的影響。當然有的時候是危機，有的時候還沒到，反正亞洲充滿了恐懼，對金融危機的恐懼，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對上海來說，依據于中國強大的經濟體，以及我們走出去的戰略，如果我們有充分的人才和好的戰略應該是很好的機遇。

　　至于說貨幣的升值與貶值，資本的流入與流出，這個情況就像我開始講的，多重矛盾是整個二十一世紀我們面臨的新的特點，這個是不會結束的。上個世紀各種金融危機的規律方式已經被顛覆了，所以我經常講，美國人把全世界的龍頭打開了，金融全球化，市場開放，中國人把全世界的碼頭打開了，出口。這樣的一種格局下作為大國之間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我覺得首要的是美國要快。核心的是我們中國希望美國要開放，一般來說好像發達國家中國新興市場，像這次開放的門關起來。我記得5月9號就在上海陸家嘴論壇上美國財政部副市長在午餐會上就說，我們擔心中國由于次貸危機，金融動蕩把改革開放的門關起來。但王岐山總理在第四次論壇上明確提出來，我們希望你們美國也不要把門關起來。上海在這樣的過程中金融中心的發展就受到全球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