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雅玲(中國銀行全球金融市場部高級分析師)：

　　如果單純從銀行角度看，我并不看好2008年的銀行業，因為從緊政策是國家的大政方針。

　　關于從緊政策，爭論較多的是存款準備金。從歷史經驗看，市場普遍認為15%是一個上限。但我認為，現在經濟形勢和資金量問題與當年的經濟形勢和資金量不一樣。如果僅從流動性角度看，15%并不算特別高，還有上調空間。

　　這次從緊政策直接針對的應該是銀行，銀行在房市、股市上的影響比較大，股市、房市上漲有很大的銀行因素。尚福林說中國經濟晴雨表是股票市場，周小川說中國經濟的晴雨表是銀行，我認為周小川說的比較切合中國經濟環境。

　　從經驗看，銀行在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過程中的作用，及對經濟穩定及社會信心穩定的影響不可低估。當前央行很難處理的一個問題是市場預期。2007年我們做了很大的調控，但為什么結果同設想的不一致，而難度和問題反而越來越深化？這同預期很有關系。市場參與者不是預期現在的宏觀調控政策形勢對我這個行業及機構有什么樣的影響，而是不斷預期央行政策會如何，加幾次息、升幾次值、調多高等。我認為這種狀況同中國市場經濟不成熟有很大關系。外國的很多投行和商業銀行，除評述國家的宏觀背景外，更主要的是評述宏觀政策和宏觀背景對具體機構和行業帶來什么樣的影響，這樣，政府在做政策抉擇時有市場依據，也有條件。我們則更多關注網站上某一條說，某商業銀行預測中央銀行今年會干什么，明年會干什么，而商業銀行本來應該預測中央銀行的政策對我這個銀行會有哪些影響，我的盈利點和虧損點分別在哪兒。再比如，在宏觀調控下，出口行應該是頂了很大的壓力，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我們的媒體為什么不能公開我們的壓力和困難，把負面東西說一些？這是一個市場經濟的文化問題，是一個金融文化問題。我們不能面對現實，我常說的一句話是，美國人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悲悲切切講問題，中國之所以遇到很大困難，是因為我們愛講自己的成績和勝利的一面。市場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文化背景及觀念和態度。我們不僅要學西方的市場經濟模式、框架，更要學它的文化和觀點，這樣我們在真正的市場化基礎和平臺上才會相對做的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