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為此替民企“叫屈”說：當前影響民營經濟發展的最大制約瓶頸因素就是融資問題了。一方面銀行金融機構存在大量的存貸差額，另一方面民營中小企業有巨大的貸款需求，卻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他呼吁，銀行理當為民營企業提供平等的金融服務平臺，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銀行要逐步轉變服務對象的觀念，將服務對象由國有經濟為主，轉變為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并重。他還希望突出金融市場創新，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允許更多的中小企業上市融資。

　　第三，各種“潛規則”對民企發展的限制。就政府部門而言，對國有企業有“責任”支持，對外商有“義務”照顧。而對眾多民企，尤其是剛起步的中小民企，則是既沒有任何“責任”，也沒有“義務”，態度比較冷淡。在土地、規劃、項目審批等諸多要素和環節上，民企受到的限制都要甚于國企和外企。日前世界銀行公布的《2006年全球企業經營環境報告》顯示，在世界155個國家或地區當中，中國內地的經商環境排在第91名，處于中下游水平。其中提到最多的是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以及政府對中小企業所從事的行業宏觀指導力度不足，配套基礎設施不完善，產品市場準入門檻較高，有些地方行政執法效率低下，當地司法部門對企業權益保障程度低，政府政策規章的透明度較低，以及社會信用環境較差，等等。

　　中國的民營企業絕大多數是中小企業，真正做大的還很少。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發展所必須的優勢資源比較缺乏。此外，我國的民企進入門檻太低，從行業來看，民企進入的數量和行業的等級成反比，越是低等級的行業，越能吸引民企。因此民企也面臨著產業升級的大題目，應該努力向經貿、現代服務業等高等級產業和體現國家競爭力的高新技術領域發展。而一些必須由國有經濟控制的領域，如公共事業、基礎設施等，民企也可以參股的方式進入等，都需要一個開明的制度體系作保障。

　　像義烏這個地方，我們是做小商品出身的。它的產品的定位局限了整個產業的定位。一般的企業員工人數是五六千人，但是他們的產業不大。進入門檻比較低。像我們食品行業，有將近4千家企業，有15萬從業人員，短短時間內就發展到這么多人從事食品行業，因為進入門檻比較低，義烏小商品市場各方面成本也比較低，許多產業也決定了我們這些企業的規模。

　　還有一些必須由國有企業控制的領域像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這些需要開明的制度體系做保障。浙江省很多企業，我們也想做一些投資，但是除了房地產投資之外，其他的產業要進入，難度比較大。主要還是體制和制度的問題。

　　我以為，從經濟持續發展的長遠考慮，政府應逐步拆除“制度壁壘”，給予民企同等的“國民待遇”。其次，還應該為民企專門設計適合它們發展的推動幫扶機制。很多西方國家都有生產力發展促進局、中小企業促進局等專門扶持中小民企發展的機構，中國為什么不設立類似的機構呢？對于這樣政府層面的推動、幫扶力量，我國的民營企業，需求只有更迫切。因此，在這里我想為廣大中小民企提幾個“盼望”：一盼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政策，實現民企在發展空間上的新突破；二盼加大對民企的金融支持力度；三盼政府鼓勵、支持民企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積極引導民企投資的戰略方向，幫助民企做大、做強、做高。

　　以上僅僅是我個人的一些淺見。不當之處，請各位指正批評。再次感謝主辦方搭建這樣一個非常有價值的交流平臺，能夠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貢獻更多有價值的觀點和意見。謝謝大家！

　　主持人楊瀾：謝謝新光控股投資集團總裁周曉光女士，整個演講有理論，有數據，也有她自己的感受。

　　現在請出河北大午農牧集團董事長孫大午先生。在所有演講嘉賓里面，您的身份比較特殊。大家都經歷過民營企業制度的碰撞和摩擦，您的碰撞和摩擦更加特殊，您的感悟會更多一些。下面有請河北大午農牧集團董事長孫大午先生。

　　河北大午農牧集團董事長孫大午：

　　謝謝大家的掌聲，很高興參加《財經時報》的論壇。

　　我前天接到的邀請函。楊瀾女士很有魅力，所以我來了。

　　今天在座的很多企業家和領導給了我很大的支持，感謝大家，我以感恩的心來參加會議。很高興來到這兒。但也有不高興的事，就是北京的交通堵塞。我中午跟一個朋友吃飯吃到一點半，然后我們開車過來，我睡了一覺，還沒有到東三環。北京交通這一個樣子，5年以后，10年以后是什么樣？這一個城市如此熱熱鬧鬧，讓我們煩得不敢來北京，農村又那么冷清，甚至出現了空心村。現在城市熱，農村冷。是不是壟斷經濟熱，民營企業是不是也不是很熱？

　　我是搞農牧企業的，也就是說我是養雞、養豬出身，我養了22年豬了。我的企業現在也沒有貸款，有幾億資產了，仍然是中小企業。而且我的企業在農村，所以我關注農村的問題多，關心農民的問題多。我們企業家累，不僅僅是累在生產產品上、技術創新上，更加累在關注國家制度建設和走向上。

　　我們現在經濟走向是一個市場經濟的走向，應該是樂觀的。但是現實來看，它是倒過來的，它是政府經濟、百姓市場。

　　市場經濟是無形的手，使這個經濟在發展。但是我們看到的，我們是有形的手在掌控著經濟。也就是說，我們的油價、汽價、水價、電價等等全部是政府說了算。老百姓只能夠在市場上買，價格說漲就漲。所以，企業家非常關心國家政策走向。所有的企業家跟我是心心相通的。在座的朋友們都了解我03年的事情。我那個時候沒有錢，我就向老百姓借錢和糧食，如果糧食漲價了，就按漲價的價格來算。我從借幾千斤到幾萬斤到幾十萬斤，我養雞從幾千只到幾萬只到幾十萬只。我是靠這個發家的。如果老百姓不從我這兒支錢和糧食，就會自動的轉為貸款，我按利息付給農民。后來物價穩定了，農民說把糧食借給我，馬上給他錢，這是那個事件的起因。

　　大午走的路是非常穩的，和老百姓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的路。沒有貸款，但是老百姓給了很多支持。但是03年，判了我的罪，當時柳傳志先生支持了我1千萬，很多企業家給了我很多的同情，給了我很大支持。當時中央電視臺以《道德與法律的無奈》進行了報道。信用是可以當飯吃的。我們的一些政策變來變去。有一些跟市場經濟不配套的東西。這是讓我們非常擔憂的。他們說，孫大午你不好好搞企業，到處亂說。我說我有話要說，如果企業家不說，這些事中央領導不知道國情。有一次到中南海去發言，我第一次發言講了一個小時，有一個人說，孫大午你是不是第一次來中南海。我說是。他說，那你也是最后一次了。

　　我敢站出來說一些話。因為是農牧企業，在農村22年了，也會有一些感受，所以有話要說。現在我仍然非常關心農村的問題。農村的問題有好轉，國家的惠農政策使農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現在比以前好多了，現在農村得到了很大的實惠。但是我們也看到了，別以為我們看了農村很多恩惠，實際上，農民對國家貢獻很大。城市建設大部分是農民工在建設。現在有1億多農民工，他們工資平均每月1000塊錢，一年拿一萬塊錢。我們盡管給農村補助很多，但是還不到3千4百億。農民的土地，幾乎是無償的就拿走了。我們城市的消費類產品消費到農村去，但是，上大學很高的學費，有的人借錢供孩子上學，看病也是。即使家里面再窮，有病了也不能不看，即使再窮，也要把他送到北京來看病。相比我們給農村的，太少了，一年3千億，太少了。

　　農村現在好了，有飯吃了，但是沒有錢花。缺錢花，是因為沒事兒干。沒事兒干，是因為有事不能干。現在農村仍然是八個大洋帽管一個大草帽。去年開兩會的時候，胡錦濤主席說，要取消一切限制農民創業的政策規定，要革除一些束縛農民創業的體制弊端，激發農民自主創業的潛能，鼓勵農民創業和干事的氛圍。我們的專家和學者，一定會研究如何落實胡總書記的講話。取消哪些弊端，革除哪些束縛，一年過去了，也沒有說哪些應該取消和哪些應該革除，我沒有看到。我們國家的利益在部門化，部門的利益在法治化，部門的利益在私有化、集團化。

　　大肉烤雞是地方名吃，那個地方的水也很好，食品衛生局過來檢測，這個水檢測合格，收錢走人。它走了，工商局來，工商局來了，稅務局來，他們是同樣的檢測辦法。我說，你們不能統一嗎？他們說，我們不是來為了收錢，我們是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我們執行的法律不一樣。要查多少次？少則一年兩次，多則最少四次。少則4千，多則6千。我問教授說，什么叫法律，中國有沒有法律，中國沒有法。1969年，才有法律這個詞。中國古代有大清律、大明律等。我說，你們這一個不叫法律，按照你們說的執行就行了。

　　如果農村改掉八個大洋帽管一個大草帽的現狀，而是一個大洋帽管八個大草帽，農村不是這一個樣子了。我呼吁國家出臺《鼓勵農村創業法》。農村是有希望的，農民不是不想干，而是干不成事，需要政策和寬松的環境。

　　現在提新農村建設提得很響，怎么樣搞新農村建設？新農村建設首先需要政策。我們的土地，我們的金融對農民開放嗎？農民在自己的地里蓋一點雞窩都不允許，這怎搞新農村建設。新農村建設應該是企業化和城市化。沒有企業的支撐，農村怎么樣起來。很多城市起來了，每一個城市的周圍都有開發區。如果把開發區的政策給了農村，農村就火起來了。如果把經營城市的理念給了農村，農村也會富裕起來。城市經營理念是什么，主要是經營第三產業。教育、醫療等等，使城市是一個消費的地方。生產的地方不會讓這個地方富裕，消費的地方才會讓這個地方富裕。中小企業很難。就業難的實質是創業難。

　　我去過歐洲，我覺得大城市不應該這么發展。將來富人生活在農村，而是窮人生活在城市。因為城市空氣不好，污染很嚴重，交通也很擁擠。大家有機會去我的大午莊園看看，我有3千公里地，我們那兒也有學校、醫院、賓館，如果我不是開會，我絕對不愿意來北京。北京的空氣不好。在座各位你們去農村去，去大午看看，我們給城市里建設了農舍，讓你們體驗一下農民的生活，你們也可以泡泡溫泉。最好的生活、最美好的生活在農村。我也希望農村盡快發展起來。中國的國情不像歐美人少地多，他們有農場主。

　　歡迎大家來大午集團作客。

　　主持人楊瀾：謝謝！我們這些窮人還是在城市里待著吧！有了自己的遭遇之后，他今天不是為自己鳴冤叫屈，而是為農村更多人的生計和他們的幸福來呼吁制度的改善，這是民營企業家的責任感，也是對社會最大的承諾和責任。

　　今天本來柳傳志先生要過來的，但是因為有一個外事的活動，寫了一個手寫條給我們，說下次一定要參加，你的問候我一定要傳達。我們也很想去你們的農舍體驗一下農村生活。

　　今天論壇到這兒越來越熱烈，雖然我們的時間已經超出了約定的時間，但是大家還是要暢所欲言。接下來我們請出三位：

　　岳成律師事務所主任岳運生

　　華旗資訊科技有限公司副總裁張永捷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陳乃醒。

　　三位聽了幾位嘉賓的發言，有什么樣的感想？

　　岳運生：他們對制度環境很不滿意。像孫大午先生說的，現在的執法不是執法，而是執律。從法律從業人員角度來說，也不是執法，也不是執律。法律是一個特定的概念。目前我們國家的法制環境對民營企業和國企之間歧視性的規定，在法律層面是沒有了。

　　法律的概念是這樣的，只有全國人大制定的叫做法律。只有這一個層級制定的才叫法律。國務院制定的是行政法規，其他的是層次比較低的。在法律和行政法規這一塊來說，國企和民營企業差別對待的很少了，更多的是執行層面和政策層面。我們國家的行政，不是執法也不是執律，是執政策。每一個官員不是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規來做事情，他是看紅頭文件。所謂的紅頭文件就不一樣了，很多部門都有可能制定出紅頭文件。孫大午提到部門利益問題，會有很多部門，國務院任何一個部委機關可以會制定出規范性文件，可能會把自己的利益融合進去了，導致了很多企業家感覺到我們的制度環境不是很好。其實不是法律的制度環境不好，而是下面的一些部門的規范性文件或地方性的文件、部門自己制定的小政策環境不太好。

　　主持人楊瀾：部門利益法規化、政策化了。從整個宏觀法制環境來說，這一些年還是有很大進步？

　　岳運生：對。以前民營企業是叫公有經濟的補充，現在是叫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以前憲法說引導監督民營企業，現在是鼓勵民營企業。從法律角度來說，對民營企業是一視同仁的。

　　主持人楊瀾：華旗資訊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愛國者是家喻戶曉的品牌。作為高新技術的企業，你們有沒有碰到什么法律問題？

　　張永捷：我們是從中關村起家的，從賣鍵盤、鼠標開始的高科技企業。這一些年發展得到了社會和政府等的支持。我們在中關村高新區,和海淀區、北京市政府給我們的支持也是很大的。從宏觀上來說，我們得益于社會和政府的支持。

　　我們跟所有民營企業一樣，從小長大，在品牌完全確定之前，在社會影響力得到社會認可之前，在各方面，特別是在資金、稅收、政策執行方面碰到了大量的困難。今天愛國者在融資方面的問題不是很大，應該說我們的品牌已經得到了中關村高科技社會各界的支持。

　　主持人楊瀾：最初融資問題是怎么樣解決的？

　　張永捷：愛國者作為一個民營企業，在這一件事上很有意思。企業家自我保護能力很強。我們是第一個在中關村實現現結制的企業，我們不賒款，這在中關村是非常難的突破。那一個時候經銷商是賒貸的。愛國者實現這一個步驟得到了中關村很多經銷商的抵制，因為從品質、信譽、研發各方面的支撐，挺過了這一關。愛國者在資金方面，前些年沒有出現太大問題。這些年因為研發的資金，才有了一些貸款。

　　主持人楊瀾：在融資渠道不暢通、不健全的情況下找到自己的生存之路，這要靠過硬的技術和信譽才能完成這個事。

　　請陳先生談一下我們制度有哪一些值得改進的地方？

　　陳乃醒：

　　我們的科技型企業、國家規定的政策措施,從稅收、融資、進出口、人才等規定了一系列政策，這一些政策對高新技術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我們這些政策都是舶來品，都是學國外的。對于這些國外政策的學習，我們只學到了皮毛和表面，而一些實質的東西并沒有學到。

　　即使有些優惠政策的產生及運作等等都不是很市場化的，都不是很客觀的，都不是很公開的。很多情況下是由政府部門的官員閉門造車讓一些措施出臺。

　　實際上，真正要學國外市場經濟的運作方式、運作理念。在制度方面，在企業創新方面，在管理創新方面，這是比較重要的一點。孫大午他的創造就是應該獎勵的，而不是應該作為犯法來處理的。這個事情很有戲劇性。有一個企業家搞了一個“滿負荷工作法”。他想辦法提高企業效率的時候，他想了很多辦法，他實行了當時國家沒有規定的政策，提高了效率，動員了人們的積極性，節約了資金。因此，領導親自獎勵了他一萬塊錢。一萬塊錢在80年代初，是很大一筆數字。事情發生到20世紀的初期，河北竟然出現了孫大午這樣的案件，很多新聞界和學術界非常關注，這是理所當然的。像孫大午創造了一種制度、方式、理念，不應該作為犯法的案例來處理，而應該作為重大創新來獎勵。

　　主持人楊瀾：我們只能用掌聲來獎勵您了。您也不需要我們獎勵你一萬塊錢。得到學術界的呼吁也是很值得欣慰的。

　　陳乃醒：正是企業家在經營方式、理念上的創造，使得我們的市場經濟深入的發展，調動了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如果是改革開放有這樣的成果，這就是成功。

　　主持人楊瀾：今天談到法制的環境，立法和執法是一方面。我們民營企業家用什么樣的方法來保護我們？

　　岳運生：

　　剛才有記者問我，《物權法》對民營企業有什么樣的影響？《物權法》的影響是很深遠的，但是不是立竿見影的。但是《勞動合同法》是很重要的。《勞動合同法》對國企、民營企業應該非常大。這個時候出臺《勞動合同法》，這一部法律出臺，作為民營企業要敏銳的認識到這一部法律對我們有什么影響，要對相應的專家對這一個要論證，論證這一個法律影響是什么，要從哪些方面來改善。

　　為什么出臺《勞動合同法》，國家主要是考慮現在很多農民工、其他的勞動者沒有一個合同保障，到哪兒打工都沒有合同，真正出了事情的時候很多時候說不清楚，保證不了他們的利益，所以國家出臺了《勞動合同法》。如果你不簽《勞動合同法》，國家對企業有什么樣的處罰，你可能付出的代價會很大。

　　這個時候企業家要知道，最起碼形式上首先要有《勞動合同法》，不能像以前那樣沒有勞動合同。國家任何一部法律，或者某一個政策的出臺，應該自己馬上敏銳的意識到對自己有什么影響，要做相應的準備，這樣才能保護自身的利益。

　　主持人楊瀾：剛才張女士也提到了愛國者在發展過程當中，一個是靠自己有核心競爭力產品，另外一方面，因為國家，包括北京特別重視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把你們當成了一個很好的典型了，這樣從政績和宣傳角度來說，對你們的扶持比較多一些。即使享受了這么多優惠政策，但是在制度改進和創新方面，還有哪一些要做的？

　　張永捷：就像楊瀾剛才所說，大家已經把我們當成典型了，已經作為政績了。

　　在政策可操作性和實施上，就像剛才討論法律和執行這一方面。在落實和執行上，愛國者困難還是非常多的。像我們享受的貼息貸款政策和研發方面，像我們這樣的企業主要是靠新的科技和研發實驗室來維持自己的生命力和核心競爭力。

　　政策上來說，有貼息貸款，但是在實施方面，一運作，到最后基本上就“流產”了。在操作層面上，我們希望有統一的聲音。

　　我們這一種企業的娘家是誰？有沒有親媽？有沒有負責到底的人？說這個孩子不錯，長得不錯，像我兒子，就拿出來，而是在任何時候都要解決它的問題，真正落實的時候，我們的困難還是非常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