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制度環境與民企發展”論壇9月24日在北京歐陸風韻會議中心成功舉辦，以下為本次論壇現場實錄。

　　《財經時報》主編邵穎波：

　　尊敬的各位來賓、各位女士、先生們，大家好！

　　我是《財經時報》主編邵穎波。感謝諸位光臨本次論壇，并且出席我們酒會，我們表示非常的歡迎。

　　《財經時報》是中國內地第一份財經類的周報，創刊于1999年，現在各位看到的以藍色調為主色調，以風格簡約清新為特征的報紙是我們今年8月份改版以來的產物。

　　我們這一次改版的同時也把我們的出版時間提前了一天，這樣就區別于其他財經類周報，我們的報紙是周五面市，我們希望各位可以把我們的報紙在周末帶回家閱讀。

　　眾所周知，《財經時報》自創刊起，就把包括今天在座各位財經人士和社會精英當作我們服務的對象。但是，我們有一個問題一直在問，我們為什么要為我們的社會精英階層服務。在這次改版之前，我們討論的最大問題是這一個。我們把我們討論的結果在論壇開始之前向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的想法是盡我們全部力量、全面參與到我們中國社會的精英階層生活當中去，促進精英階層向社會和民眾做出自己的貢獻。對于當今的時代，我們有自己的看法。正如剛才短片當中的四個詞匯，我們認為，中國社會的民眾目前正處于發展、變化、分化、沖突并且逐漸走向和諧的過程當中。財富雖然得到了極大增加，并不是每一個社會階層可以享受得到的。各個階層和群體之間因為利益關系顯示越來越大的差別。大家都很清楚兩句話非常引人關注，“為富人說話和為窮人辦事”。本報對這兩句話表示贊同和贊成。但是作為精英類的報紙如何為窮人和大眾服務呢？我們編輯部并沒有這個能力，我們只能夠依靠我們所服務的對象，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精英階層。我們給自己確定的任務是盡一切努力促使社會精英為社會做出貢獻。我們提倡的東西，或者嚴厲的批判某一種現象。

　　接下來大家看到的《財經時報》是一份深度參與社會生活、是一份是非分明立場堅定的有責任、有擔當的財經類報紙。

　　當然，要達到這樣一個目的并不容易。我今天作為這份報紙的總編輯，在這兒特別的誠懇的邀請今天在座各位以及你們的朋友們參與我們的內容的制作，你們的見聞和你們的思想和觀念，以及你們合理的有益的訴求都將成為我們報紙的主要內容。我們的記者和編輯愿意成為社會精英階層的技術人員。在這里，我首先向在座各位表示深切的感謝！

　　今天召開的論壇，也是上述的原因。

　　民營企業在近30年發展過程中得到了巨大發展，無論是規模還是地位，都令世界矚目。但是這個好的成果并不能掩蓋一直以來沒有解決的制度障礙問題，無論是內部制度還是外部的環境，無論是制度的組合和安排，這一些障礙一直沒有得到實質性的解決。

　　今天召開這樣一個論壇，我們的目的是想探討在中國民營經濟以及壯大、地位已經提高，自身已經擁有了極大力量的背景下，如何尋求破解這一些障礙的途徑，這是我們召開論壇的目的。

　　今天的論壇由楊瀾小姐主持，下面請楊瀾小姐主持今天的論壇。

　　主持人楊瀾：

　　大家好，我是楊瀾。我今天的身份是給《財經時報》主編邵穎波打工的。我今天剛剛從山東回來，昨天參加煙臺的葡萄酒節。昨天有一個酒莊開業，他們總經理說的話很讓我感動，他們說，過去八年大家在掙錢，我們在種葡萄。等它結出葡萄的時候，八年過去了，第一桶酒得兩年。我聽了特別的感動。因為中國人追求財富的欲望被壓抑了幾十年之后，火山式的迸發。大家都在想掙錢。有了一定積累的時候，有一些人說我要沉下心來，我在一片土地上耕耘，讓我的產品發酵，產生一個好的品牌貢獻給社會和國家。說明我們社會還在進步當中。這一種進步不是沒有代價的，也不是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甘甜可口的美酒，也有苦澀和經歷風雨的地方。在座各位都有自己的體會。

　　今天我在這兒主持，我并不是財經類主持人和記者，會說一些外行話，請大家見諒。但是對社會健康發展的由衷的祝愿，我跟各位是一樣的。

　　首先感謝在百忙當中參加財報論壇，感謝對我們報紙的支持。首先請允許我來為大家介紹一下到場的嘉賓，他們是：

　　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長保育鈞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教授

　　北京匯源飲料食品集團有限公司總裁朱新禮先生

　　新光控股投資集團總裁周曉光女士

　　云南龍生綠色產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鄭昌幸先生

　　河北大午農牧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孫大午先生

　　中國數碼港科技有限公司總裁王英明先生

　　北京華旗資訊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副總裁張永捷女士

　　中國社科院中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陳乃醒教授

　　北京岳成律師事務所主任岳運生先生

　　北京京鼎師事務所主任張星水先生

　　北京民營科技事業家協會秘書長孔潔女士。

　　今天下午的時間會讓大家過得非常的有意義，這一個氣氛也是讓大家非常的舒服，窗外是北京秋天的光景，屋里面有這么多的高朋來探討他們的見解。

　　我先開一個小頭，為什么在這一個時候辦財報論壇，為什么今天選擇了“制度環境與民企發展”這樣的主題？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馬上要面臨的是幾個時間的節點都是很有歷史意義的。

　　明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紀念，30年的道路值得回首，而且大家有不同的歷程。我們有自己的感悟為社會和經濟更好發展提出一些遠見卓識。

　　民營企業已經占到中國GDP增長貢獻率2/3，吸納80%新增就業。據全國工商聯預計，未來五年，中國民營經濟發展速度繼續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到2010年，私營企業數量占全國企業總數的比例將達到60%以上，全部民營經濟占全國GDP的比重將達到3/4左右。

　　今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將正式實施，這是維護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一部極其重要的法律，其與我們廣大民企也密切相關，物權法貫徹了對國家、集體和私人的物權實行平等保護的原則。首次明確了對私權的保障。對我們廣大民營企業家來說，更有助于發揮他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在這樣一個時點上，民營企業如用好現有的法律制度，保證企業的健康發展是一項全新的議題。

　　中國在完成WTO過度期后，5年保護期過去了，民營企業要真正面對國際化和全球化的競爭。前不久，我和龍永圖先生除了訪問，他說，在更加充分的市場環境下，我們民眾擁有了更多的選擇權，這是對我們人民個人的權利得到了極大的增強。

　　他還認為，國民待遇成為了更加普及的觀點。過去，大家說怎么樣保護我們自己的企業，狼來了，羊會被狼吃掉。現在國外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時候，民營企業怎么樣獲得國民待遇。

　　在去年和今年，大家討論到民工入城的問題，大家使用了國民待遇這一個詞。

　　他還認為，最重要的是，它促使了各級政府經濟政策決策過程更加透明、民主、科學，這樣的進步還是有目共睹的。在這樣整體大環境下，來探討中國的經濟制度的建設和民營企業的發展是非常有意義的。

　　參加本次論壇的企業雖然規模有大有小，起步有早有晚，他們針對這一個問題有什么樣的感受，這是我們非常期待的。首先請北京大學張維迎致辭，我認識他很多年了，他白頭發也是多起來了。他對北京大學自身改革方面，還是對國企和民營企業發展的討論和研究方面，這十幾年，張維迎教授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貢獻。人們形容他是溫和的學者，是犀利的主張。問了很多為什么之后，他也提出了很多怎么辦。

　　有請張維迎教授。

　　張維迎：

　　謝謝楊瀾。我今天本來是坐下來聽，今天來了很多企業界的朋友，他有很多感受。我忙的事情比較多，楊瀾請我來，所以就來了。

　　首先，我要強調一點，我們30年的改革，就是應該是為民營企業創造好的發展環境的改革。我們很難找到是由國有經濟主導的市場經濟。

　　民營經濟很大，但是距離真正的市場經濟有一段距離。我們的路很長。我們從一個角度來看，談到企業，我們就談到了企業家。我在1985年寫了一篇文章，1986年發表了，21年前，市場等于價格加企業家。價格給我們傳導信號，企業家幫我們決策。價格是看不到的手，企業家通過看得到的手來指揮。

　　第一，企業家是運作不確定性。如果這一個社會是確定的，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看到未來，就不是企業家了。

　　第二，另外一位經濟學家在40年代說，企業家就是創新。創新是干什么？創新就是創造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怎么樣給消費者創造更大的價值，以同樣的成本創造更大的價值，以更低的成本創造同樣的價值。創新是一個三贏的概念，這一個東西要給消費者帶來更多的剩余，這才是創新。

　　在寶潔公司決定生產一次性用的尿布的時候，他們技術很快解決了，但是之后才決定生產。因為之前沒有把成本降低3.5美分之下，屬于不降到3.5美分之下，家庭還是用能夠洗的尿布。創新是三贏概念，當創新給消費者帶來更多的剩余價值，這才有意義。

　　我們中國的企業家和西方的企業家和美國的企業家有什么區別呢？

　　第一，都是運作不確定性，都在看未來。

　　第二，都是在進行創新。

　　但是細分之下會發現區別比較大。不確定方面劃分兩類：

　　一類是商業的不確定性，包括消費者的口味等等。

　　另外一類是政策的不確定性。

　　西方的企業家主要是忙于預測未來和消費者消費偏好的變化，中國的企業家主要是忙于預測政策的不確定性。

　　對創新來說，可以說技術和產品的創新。另外一類創新是制度的創新。

　　西方的企業家主要是忙于技術創新、產品創新，也就是說怎么樣給消費者帶來新的東西。

　　而中國的企業家也在忙于創新，主要是忙于制度創新，比如獎金能不能發，期權能不能搞等等。

　　我們比較一下，中國的企業家在東南角，西方的企業家在西北角，本質上有很大的區別。作為消費者來講，你不會關心企業背后花了多少精力，而是關心他們的產品有沒有價值。

　　西方的企業主要精力放在怎么樣為消費者創造價值，而我們要花在有沒有資格為消費者創造價值。

　　自然，這一方面的資源就浪費了很多。我就想到我們的制度環境問題了。我們的確非常古怪，本來是政府把制度環境做好了，企業忙于自己的事情，忙于技術創新。我們國家忙于技術創新，企業在忙于搞制度創新。這個也是分工的錯位，側面反應出中國制度環境缺陷很多。

　　一會兒，有很多業內人士演講，他們感受會更多。像孫大午先生以身試法，這一個“法”是什么？我們要“法”的目的是什么？“法”的目的不是限制人們的創造性，不是扼殺商業活動，法是更好的創造價值。

　　我們的確有非常多的進步，從孫大午身上可以感覺出來，在過去，你會在牢房里面坐著，而不會是在這里。30年前，搞一個小買賣，會把你抓起來，斗你一番。今天不用關心這一些事情了。所以我們進步很多。

　　好多老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完，現在又出現了新的問題。我們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法律顧問在我們企業。

　　接下來我談勞動力市場。中國這20多年的發展來看，一個是產出市場，一個是投入市場，投入市場是要素市場。市場大類劃分為幾類：

　　一類是產品市場

　　一類是勞動力市場

　　一類是資本市場

　　一類是土地市場。

　　在產品市場方面，我們做得是最好的，雖然不是最完美的。如果一個產業進出不自由，很難說是好的市場經濟。但是現在是比較好的。

　　中國勞動力市場是相當靈活的，沒有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不會有我們的今天。最糟糕的是，資本市場和土地市場，這兩個市場問題很多。資本市場，民營企業融資相當的困難，土地市場，大量政府的介入，我們知道有很多的腐敗，不健康的東西很多。勞動力市場，特別是通過

勞動合同法，會不會成為中國企業和中國社會發展非常重要的障礙，它不是使勞動力市場變得更加靈活，而是更加僵硬。我們通過法律的形式做了很多違反市場規律的措施，這是我非常擔心的。

　　我們的初衷是保護勞動者，但是最后受損害最大的可能是勞動者。在一個體制下，我們使得雇傭關系變得更加不自由的話，導致的結果一定是人們更加不愿意雇人。不愿意雇人，使得很多人不好找工作。很多國家的經驗都有這一方面的教訓。我們的一些新的法律環境的出現對國家和企業的成長是非常不利的。

　　一方面，我們解決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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