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第三屆中國經濟50人田橫島論壇在青島田橫島舉行，本屆論壇的主題是“未來十年中國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新浪財經對會議全程進行直播。以下為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發言。

　　李揚：各位上午好，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當時給我布置這個任務，談未來十年中國改革的問題，我非常同意剛才兩位說的，現在提到的問題都是很長期的問題，說起來中國未來十年的改革，千頭萬緒，幾乎各方面都需要調整。但是限于時間，也限于本人的學識，我想談八個問題(全體笑)，要列二十個也沒有問題。

　　第一個是宏觀調控，我覺得應該有一個科學、統一的框架，現在都談宏觀調控，但是作為研究來說，我覺得框架不統一；第二個，公平收入分配，成為核心；第三個是加強金融監管的協調；第四是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第五是貨幣政策的(泛指)需要調整；第六是

資本市場應該有更深入的發展；第七是

房地產問題，應當有一個大的思路。第八應當注意中國經濟在開放過程中的新問題。

　　首先給大家討論第一個，宏觀調控應該有一個統一的框架。宏觀調控幾乎成了人人都說的一個詞，但是我們注意到，不同的人、不同的部門在說這個的時候概念不統一。簡單地說，大家說高投資，就投資本身來說，確實是有很多的問題，但是投資只是需求的一個部分，需求要和供應相配合。所以高投資問題，投資高還是不高，如果不在這個框架中去分析的話，我覺得它就失之片面。再比如出口問題，大家都覺得出口很多，造成了外匯儲備增長很快。高出口確實遇到很多問題，但是如果把出口和國內儲蓄過剩聯系在一起，可能就不高。所以我覺得應當重申宏觀經濟平衡的基本等式，儲蓄等于投資加出口。這個基本等式，我覺得大家在討論的時候，或者是忘記了，或者是沒有明確地提出來。因為你想，GDP增長起來了，消費不了的部分就是儲蓄�，F在有些提法是降低儲蓄率提高消費率，出口就兩個：一個是投資，一個是進出口。所以在儲蓄率不能夠有效降低下來的情況下，中國儲蓄率很高，有很多的原因。最近我們有好幾篇文章分析這個問題，比如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中國城市化的發展，中國工業化的發展，中國改革的不斷深入，都是造成中國高儲蓄的很重要的體制原因，而且這些原因可能都不是貨幣原因。在儲蓄率不能有效降低的情況下，如果降投資率和降出口，是不現實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我覺得就是這個圖一定要拼得起來，一定要加起來是1，不能說講投資就講投資如何如何，講進出口，平衡國際投資，好幾個部門說三年內平衡國際投資，就投資管理來說是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你平衡了以后，壓出來的那部分，短期的消費由誰來彌補？或者是投資，投資已經很高了；或者是消費，消費本來就不足。所以我要說的就是我們要做這樣一個工作，當然也許對一些高層領導，專業不是做經濟研究的，也許勉為其難，但是理論界至少框架要統一。我們在院內開會的時候，多次說過這個問題，不是說高投資一定就好，而是說不得已。沒有這個投資，儲蓄吸收不了。不是說高出口就好，而是說沒有這個出口，儲蓄就不能平衡。我覺得這個框架應當穩定地建立，不穩定建立的話，對形勢判斷可能就有問題，另外采取的措施可能會損害國民經濟的有序增長。

　　第二個就是公平收入分配，應當成為宏觀調控的核心。我們對這個問題做過一個研究，也是對高儲蓄率引申過來，這是總體上來看的。也分析了高儲蓄的各方面原因，但是進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分辨國民經濟部門中，究竟哪個部門在儲蓄，然后你才能有的放矢。我們用的是資金流量表的數據，研究三個結論：第一，居民儲蓄是下降的，由于資金流量表的數據滯后兩年，所以我們得到的是2003年的數據，從1992年-2003年，居民儲蓄率從22.6%，降到了18.1%，這個下降還是比較顯著的�，F在居民儲蓄占總儲蓄的42.1%，是這樣一個狀況。最近兩年，因為數據不能及時，但是根據參考的數據可以看到，居民儲蓄率還在下降。儲蓄率下降無非兩個原因：一個是國民收入占比下降；第二個是拿到收入之后，它的儲蓄傾向下降。其實這些年來，居民儲蓄傾向有所上升，因為各種各樣的改革措施，使得居民必須多儲蓄，實際儲蓄傾向是上升的。因此這個問題歸結為，居民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它的比重在下降。這是比較強有力的數據支撐了，這是第一個結論。第二個結論是企業儲蓄是上升的，1992年到2003年，企業儲蓄從11.5%上升到17%，還是比較高的。世界銀行友好人士說，中國企業這幾年效益在提高。三大原因：第一，成本太低。你想想，改革開放三十年了，勞動力工資翻多少番，這個各位都很熟悉。第二，工資水平下降。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資金成本是很低的，當然原因很多，全世界的低利率，使得企業資金成本降低。第三是大量的壟斷，這幾年非常明顯。

　　第三，政府儲蓄急劇上升。從這十幾年的情況來看，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01年比較平穩，有點波動的上升；2002年之后，劇烈上升。這個我們可以回顧，大家都很熟悉，曾經在90年代初期，我們主要任務是提高兩個比重，因為兩個比重在下降。因此在花了很多的氣力，包括稅改，希望把這兩項提高，一開始沒有明顯的效果，甚至有所下降。但是進入新世紀之后，產生了非常明顯的效果。2004年之后，增值稅超收五千，2005年超收五千，2006超收七千，今年還沒到。僅從這個部分，可以看到政府的儲蓄上升非�？�。政府儲蓄上升，同樣可以從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來看，初次分配，政府現在非常深的參與初次分配，企業也在參與初次分配，而且再分配，我們用的資金流量表可以看出，再分配是負的，也就是說政府多收了一部分資金。至少統計里面，再分配里面，政府是負作用，沒有改善再分配，而是加劇了再分配的不公，數據顯示這樣一種情況。而且政府收入這樣，我們從1992年-2003年，從6.55%提高到9.39%，占總儲蓄的39.7%，這兩年提高更快了，估計現在應該在30左右。加上有很多未統計在內的。當然了，土地出讓收入這一塊，現在是想進來了，但是還是沒有統計進來，還有其它一些依據政府權力來收費，各種各樣的費項，加在一塊的話，應當是相當高的。

　　所以現在有時候在談，比如大家說調控投資，有一個自然的思路，調控投資就是壓貸款�，F在問題是，是企業有錢，政府有錢，它們有錢是不通過貸款的，現在自有資金60%左右，過去我們看數字，誰都會說它們哪有錢，都是銀行有錢，現在真正實實在在的是它們有錢。政府投資，貨幣不可能調控政策的，貨幣不可能調控大投資的，它現在還講貸款。這么多的企業一上市，一搞幾千億，這是資本金。所以我們作為金融研究，我們特別關注銀行資產負債表中，負債的變化，而不是同時觀察負債和資產變化。過去如果說投資上升還是下降，一定是資產要看的，有貸款增加在前，有存款增加在后�，F在不是，貸款可以保持很平穩，但是現在所謂負債調整什么呢？A企業的存款變為B企業的存款，不在負債資源里面，不增加總量，不改變總量。我們看到好幾個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負債面的變動比以前要大，不像過去聯動，增加貸款。由于是這樣一種分配格局，使得我們很多宏觀調控，是沒有把它根本做實。政府很多的錢愿意做投資，現在投資主力是這兩塊，政府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因為它有錢，有著自有資金。

　　如果是這樣，下一步的任務，而且是個長期任務，就很明確，應當公平收入分配，調整整個的收入分配格局，同時在這個過程中，體現公平收入的目標。我們想，中國經濟從1949年以來，算是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文革結束之前，是階級斗爭為核心，階級斗爭為綱的階段，這個也無可厚非，一個新政權；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到本世紀初，是經濟建設為核心階段，這也無可厚非，這個階段已經過去了。因為經濟的發展，現在已經更多的依賴市場經濟，依賴企業自身，經濟增長這個問題，不需要政府在那么多的去鼓勵、去自己投入其中去參與，要靠市場、靠企業，這個時候政府的功能，發展的戰略就應當是建立和諧社會。所以我們是舉雙手擁護和諧社會的建立，到了這個時候，收入的源泉不斷涌流的時候，我們更多的注意它的公平收入分配。

　　措施有很多，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恐怕就是注意提高收入，不只是農民工，還有一般的就業者。在座的論壇成員、

公務員，大家想想我們的工資是沒有跟上GDP增長，剛才小敏說的腐敗等等，那是一系列的問題。廣大的公務員、農民工的收入都需要提高。當然我們在提這個政策建議的時候，我們就應該考慮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中國是不是已經開始到了轉變勞動力成本優勢的階段，因為這個事情你不可能都得到，你現在是低成本的優勢，低成本優勢造成很多問題。你現在提高工資、提高成本，是不是就意味著中國以后在勞動力成本、競爭力上下降，是不是意味著中國的核心競爭力的轉變，因此而開始向提高節約型、提高技術含量要效益，我覺得是到了這個時候。所以那邊在提高工資的時候，同時要想到我這邊的競爭力是怎樣的，我就要想到出路。第二個是全面的向公共財政轉型，這是剛才說的，完全一致。重點在三個方面：一個是社會各種福利支出，過去欠帳的趕快還；第二個是增加社會消費。現在很多地方政府打著增加社會消費的名義，增加社會投資，我覺得應當轉變。一修個路就要收費，你看北京那個，那個收費站就等于印鈔機一樣，早八百年就收回來了，還收。以前說貸款收費，要還款。現在我知道有一些人研究，中國的高速路很大一部分是賺錢的，收成本的部分已經過去了，還收。所以收費的那十幾個人，可能比你很高級的技工收入還高，他就是在點鈔票。

　　吳曉靈：中國的公路很少有不收費的。

　　李揚：無路不收費。但是同樣要看到，當我要說提高福利水平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走北歐的老路，現在有一個這樣的傾向。說政府有錢了，利用政府收入高的時候，解決一些臨時性問題、一次性問題，可以。那個東西是剛性的，增加大家都高興，一減少大家就罵政府，馬上上街游行，就是說這個尺度要放在哪里，要很好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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