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善達：蔡昉教授他關于這個問題已經連續發表了多篇的論文，這個問題對未來10年的影響太大了，可以說是我們經濟學改革開放以后遇到的一個國情的重要的變化，叫拐點也好，叫什么也好。這個問題是值得我們下大功夫研究的。實際上這個問題的內涵，它波及的面遠遠超過一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問題，它和我們的產業政策，和我們的包括進出口政策，等等，都有非常深刻的聯系。他不過講了他對勞動力本身的研究，實際上這個問題也在深入的鉆下去的話，它波及的經濟領域，可以說是整個宏觀經濟的各項政策，都會受到這個問題的影響，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值得我們很好的來進一步探討。我聽過他幾次的報告，他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搜集的資料，都在不斷得豐富、不斷得深化，我覺得這個是對我們國家宏觀經濟研究非常重要的貢獻。今天，我聽了又有很多新的材料，一些新的理解，我是感到非常精彩的。下面有請石小敏發言。

　　謝謝給我這個機會。剛才劉鶴主任提出了幾個重大問題，蔡昉教授談到人口與勞動力供給正在發生著的重大轉變。我想從改革的角度講一點看法。

　　中國進入WTO已經幾年了，中國正在越來越多地介入到各種各樣的全球事務中去。中國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加快了，但同時也遇到了許多新的挑戰和問題。我覺得，也許最困難的還不是認識與把握全球一體化下發展經濟與社會的新規律，最難的可能是我們自身的政府轉型。這是一個重大的挑戰。政府轉型問題不解決，其他任何重大問題的解決都可能遇到繞不過去的障礙，或者是事倍功半，大打折扣。

　　近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引入了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引入了現代公司治理。那么，有沒有一個現代政府治理？近兩年一個普遍的提法是：政府應當從集中建設型轉變到公共服務型。這個提法對于縣以下基層政府來說更為必要。中國社會科學院搞了個研究報告，說政府應該做好八個方面的公共服務。其中有四個方面成為近年的熱點，這就是住房、醫療、教育、社會保障，此外環境問題正在急速升溫。大家知道，這些問題討論來討論去，一兩年過去了，解決了多少呢？每一個方向都是阻力重重。

　　政府改革，政府轉型，是一個系統工程，要很好地設計。目前，很缺乏一套完整清晰的框架思路設計。但有幾個突出的問題，必須首先逐步解決地，不妨先行一步予以完善。

　　1、縣及縣以下政府必須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公共服務上來。發達地區的鎮，不發達地區的縣，工作重心都應轉到公共服務上來。這里的要害是強化縣、鄉一級的公共財政基礎。特別是要完善稅種結構，開征物業稅(不動產稅)、環境保護稅，合理征收各種(礦產、山林、水)資源稅(現在我國的原油、煤炭資源稅只及合理水平的1/5-1/10)，上述稅種收入及土地(轉讓)增值稅收入應劃為縣及縣以下財政收入，或大部分(如80%)分成到縣。這樣，全國縣及縣以下的財政收入一年搞到1-2萬億元是有可能的。再加上中央財政、省財政的轉移支付與直接補貼，縣及縣以下公共財政便得以充實�？h及縣以下政府主要精力不再搞企業、搞開發區了。要維護環境，保護資源，統計、物業、搞教育、醫療、社保、治安了。一個現代化的政府治理機構是與公共財政體制息息相關的。中國自秦漢實行郡縣制以來，便是“設縣以親民”。縣及縣以下政府率先向公共服務的工作重心轉型，是落實“以人為本”、建設和諧社會的關鍵一招棋。

　　2、逐步改進和理順政府與社會、政府與企業、各個層級政府之間以及政府內部各職能機構的權、責、利關系。

　　縣級政府向著公共服務型政府先行一步轉變，有利于更好地安排處理好縣與正在發育著的村、鄉自治的關系，也有利于安排和處理縣與市、縣與省、省與中央的各種關系。成都市政府在推進城鄉統籌發展試點的綜合實驗中，明確和充實了縣級的事權與財權，同時也調整了30多個部門的職能與工作流程。

　　3、應加快建立一套適應現代公共服務體系要求的社會基礎設施系統。

　　所謂社會基礎設施系統，就是指比較完備的公民(個人或家庭)經濟信息體系，如美國的公民社會保障號碼管理系統，這套系統是與公民的銀行賬戶號碼、納稅號碼相連的。今年初，公安部門公布說全國13億人口的身份證號碼已經建成，但這套號碼體系與公共福利、社會福利不搭干。勞動與社會保障部要推行職工

養老保險的跨省接續問題，還得另建一套信息號碼管理系統。

　　現在政府弄不清轄區內公民個人的真實經濟情況，整個困難補助，審批購買

經濟適用房，還得靠在街道上貼大字報公示，請街坊四鄰來鑒定。有了配套的公民個人經濟信息號碼管理系統，許多事情就好辦多了。有些財政補助經費(如九年義務教育經費補助以及助學貸款等)甚至可以直補到人。公民個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可以更方便地監督公共服務機構，政府部門在不得違法侵犯公民個人隱私的范圍內，更容易隨時了解和掌握區域的、階層的乃至全局的完整的經濟信息。個人如果造假，被記錄在系統內，一旦發現，將遭受個人信用方面的重大損失，造假行為將逐漸減少。這樣一個配套的公民個人經濟信息號碼管理系統應當由幾個獨立的、中立的沒有任何特權的公共機構分別管理。

　　許善達：謝謝石小敏，下面有請李揚。

　　李揚：各位上午好，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當時給我布置這個任務，談未來十年中國改革的問題，我非常同意剛才兩位說的，現在提到的問題都是很長期的問題，說起來中國未來十年的改革，千頭萬緒，幾乎各方面都需要調整。但是限于時間，也限于本人的學識，我想談八個問題(全體笑)，要列二十個也沒有問題。

　　第一個是宏觀調控，我覺得應該有一個科學、統一的框架，現在都談宏觀調控，但是作為研究來說，我覺得框架不統一；第二個，公平收入分配，成為核心；第三個是加強金融監管的協調；第四是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第五是貨幣政策的(泛指)需要調整；第六是資本市場應該有更深入的發展；第七是房地產問題，應當有一個大的思路。第八應當注意中國經濟在開放過程中的新問題。

　　首先給大家討論第一個，宏觀調控應該有一個統一的框架。宏觀調控幾乎成了人人都說的一個詞，但是我們注意到，不同的人、不同的部門在說這個的時候概念不統一。簡單地說，大家說高投資，就投資本身來說，確實是有很多的問題，但是投資只是需求的一個部分，需求要和供應相配合。所以高投資問題，投資高還是不高，如果不在這個框架中去分析的話，我覺得它就失之片面。再比如出口問題，大家都覺得出口很多，造成了外匯儲備增長很快。高出口確實遇到很多問題，但是如果把出口和國內儲蓄過剩聯系在一起，可能就不高。所以我覺得應當重申宏觀經濟平衡的基本等式，儲蓄等于投資加出口。這個基本等式，我覺得大家在討論的時候，或者是忘記了，或者是沒有明確地提出來。因為你想，GDP增長起來了，消費不了的部分就是儲蓄。現在有些提法是降低儲蓄率提高消費率，出口就兩個：一個是投資，一個是進出口。所以在儲蓄率不能夠有效降低下來的情況下，中國儲蓄率很高，有很多的原因。最近我們有好幾篇文章分析這個問題，比如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中國城市化的發展，中國工業化的發展，中國改革的不斷深入，都是造成中國高儲蓄的很重要的體制原因，而且這些原因可能都不是貨幣原因。在儲蓄率不能有效降低的情況下，如果降投資率和降出口，是不現實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我覺得就是這個圖一定要拼得起來，一定要加起來是1，不能說講投資就講投資如何如何，講進出口，平衡國際投資，好幾個部門說三年內平衡國際投資，就投資管理來說是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你平衡了以后，壓出來的那部分，短期的消費由誰來彌補？或者是投資，投資已經很高了；或者是消費，消費本來就不足。所以我要說的就是我們要做這樣一個工作，當然也許對一些高層領導，專業不是做經濟研究的，也許勉為其難，但是理論界至少框架要統一。我們在院內開會的時候，多次說過這個問題，不是說高投資一定就好，而是說不得已。沒有這個投資，儲蓄吸收不了。不是說高出口就好，而是說沒有這個出口，儲蓄就不能平衡。我覺得這個框架應當穩定地建立，不穩定建立的話，對形勢判斷可能就有問題，另外采取的措施可能會損害國民經濟的有序增長。

　　第二個就是公平收入分配，應當成為宏觀調控的核心。我們對這個問題做過一個研究，也是對高儲蓄率引申過來，這是總體上來看的。也分析了高儲蓄的各方面原因，但是進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分辨國民經濟部門中，究竟哪個部門在儲蓄，然后你才能有的放矢。我們用的是資金流量表的數據，研究三個結論：第一，居民儲蓄是下降的，由于資金流量表的數據滯后兩年，所以我們得到的是2003年的數據，從1992年-2003年，居民儲蓄率從22.6%，降到了18.1%，這個下降還是比較顯著的�，F在居民儲蓄占總儲蓄的42.1%，是這樣一個狀況。最近兩年，因為數據不能及時，但是根據參考的數據可以看到，居民儲蓄率還在下降。儲蓄率下降無非兩個原因：一個是國民收入占比下降；第二個是拿到收入之后，它的儲蓄傾向下降。其實這些年來，居民儲蓄傾向有所上升，因為各種各樣的改革措施，使得居民必須多儲蓄，實際儲蓄傾向是上升的。因此這個問題歸結為，居民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它的比重在下降。這是比較強有力的數據支撐了，這是第一個結論。第二個結論是企業儲蓄是上升的，1992年到2003年，企業儲蓄從11.5%上升到17%，還是比較高的。世界銀行友好人士說，中國企業這幾年效益在提高。三大原因：第一，成本太低。你想想，改革開放三十年了，勞動力工資翻多少番，這個各位都很熟悉。第二，工資水平下降。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資金成本是很低的，當然原因很多，全世界的低利率，使得企業資金成本降低。第三是大量的壟斷，這幾年非常明顯。

　　第三，政府儲蓄急劇上升。從這十幾年的情況來看，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01年比較平穩，有點波動的上升；2002年之后，劇烈上升。這個我們可以回顧，大家都很熟悉，曾經在90年代初期，我們主要任務是提高兩個比重，因為兩個比重在下降。因此在花了很多的氣力，包括稅改，希望把這兩項提高，一開始沒有明顯的效果，甚至有所下降。但是進入新世紀之后，產生了非常明顯的效果。2004年之后，增值稅超收五千，2005年超收五千，2006超收七千，今年還沒到。僅從這個部分，可以看到政府的儲蓄上升非�？�。政府儲蓄上升，同樣可以從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來看，初次分配，政府現在非常深的參與初次分配，企業也在參與初次分配，而且再分配，我們用的資金流量表可以看出，再分配是負的，也就是說政府多收了一部分資金。至少統計里面，再分配里面，政府是負作用，沒有改善再分配，而是加劇了再分配的不公，數據顯示這樣一種情況。而且政府收入這樣，我們從1992年-2003年，從6.55%提高到9.39%，占總儲蓄的39.7%，這兩年提高更快了，估計現在應該在30左右。加上有很多未統計在內的。當然了，土地出讓收入這一塊，現在是想進來了，但是還是沒有統計進來，還有其它一些依據政府權力來收費，各種各樣的費項，加在一塊的話，應當是相當高的。

　　所以現在有時候在談，比如大家說調控投資，有一個自然的思路，調控投資就是壓貸款�，F在問題是，是企業有錢，政府有錢，它們有錢是不通過貸款的，現在自有資金60%左右，過去我們看數字，誰都會說它們哪有錢，都是銀行有錢，現在真正實實在在的是它們有錢。政府投資，貨幣不可能調控政策的，貨幣不可能調控大投資的，它現在還講貸款。這么多的企業一上市，一搞幾千億，這是資本金。所以我們作為金融研究，我們特別關注銀行資產負債表中，負債的變化，而不是同時觀察負債和資產變化。過去如果說投資上升還是下降，一定是資產要看的，有貸款增加在前，有存款增加在后。現在不是，貸款可以保持很平穩，但是現在所謂負債調整什么呢？A企業的存款變為B企業的存款，不在負債資源里面，不增加總量，不改變總量。我們看到好幾個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負債面的變動比以前要大，不像過去聯動，增加貸款。由于是這樣一種分配格局，使得我們很多宏觀調控，是沒有把它根本做實。政府很多的錢愿意做投資，現在投資主力是這兩塊，政府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因為它有錢，有著自有資金。

　　如果是這樣，下一步的任務，而且是個長期任務，就很明確，應當公平收入分配，調整整個的收入分配格局，同時在這個過程中，體現公平收入的目標。我們想，中國經濟從1949年以來，算是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文革結束之前，是階級斗爭為核心，階級斗爭為綱的階段，這個也無可厚非，一個新政權；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到本世紀初，是經濟建設為核心階段，這也無可厚非，這個階段已經過去了。因為經濟的發展，現在已經更多的依賴市場經濟，依賴企業自身，經濟增長這個問題，不需要政府在那么多的去鼓勵、去自己投入其中去參與，要靠市場、靠企業，這個時候政府的功能，發展的戰略就應當是建立和諧社會。所以我們是舉雙手擁護和諧社會的建立，到了這個時候，收入的源泉不斷涌流的時候，我們更多的注意它的公平收入分配。

　　措施有很多，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恐怕就是注意提高收入，不只是農民工，還有一般的就業者。在座的論壇成員、公務員，大家想想我們的工資是沒有跟上GDP增長，剛才小敏說的腐敗等等，那是一系列的問題。廣大的公務員、農民工的收入都需要提高。當然我們在提這個政策建議的時候，我們就應該考慮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中國是不是已經開始到了轉變勞動力成本優勢的階段，因為這個事情你不可能都得到，你現在是低成本的優勢，低成本優勢造成很多問題。你現在提高工資、提高成本，是不是就意味著中國以后在勞動力成本、競爭力上下降，是不是意味著中國的核心競爭力的轉變，因此而開始向提高節約型、提高技術含量要效益，我覺得是到了這個時候。所以那邊在提高工資的時候，同時要想到我這邊的競爭力是怎樣的，我就要想到出路。第二個是全面的向公共財政轉型，這是剛才說的，完全一致。重點在三個方面：一個是社會各種福利支出，過去欠帳的趕快還；第二個是增加社會消費�，F在很多地方政府打著增加社會消費的名義，增加社會投資，我覺得應當轉變。一修個路就要收費，你看北京那個，那個收費站就等于印鈔機一樣，早八百年就收回來了，還收。以前說貸款收費，要還款。現在我知道有一些人研究，中國的高速路很大一部分是賺錢的，收成本的部分已經過去了，還收。所以收費的那十幾個人，可能比你很高級的技工收入還高，他就是在點鈔票。

　　吳曉靈：中國的公路很少有不收費的。

　　李揚：無路不收費。但是同樣要看到，當我要說提高福利水平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走北歐的老路，現在有一個這樣的傾向。說政府有錢了，利用政府收入高的時候，解決一些臨時性問題、一次性問題，可以。那個東西是剛性的，增加大家都高興，一減少大家就罵政府，馬上上街游行，就是說這個尺度要放在哪里，要很好地研究。

　　第三個問題就是加強金融監管的協調問題。我想這個大家已經共識了，現在金融監管的不協調，造成了三個問題：第一是監管過度。現在被監管者已經是苦不堪言了，一個報表得報三四次，天天來檢查。還有就是監管真空，有一些該監管的沒有人管。第三是監管沖突，各個部門監管理念不同，出發點不同，想解決的問題不同�！吧厦媲�條線，底下一根針”，全部穿在那個針上，市場已經苦不堪言。在這種情況下，應當有監管協調了。這個問題就是本屆政府一開始就提出來了，但是始終沒有解決�，F在也很認真地提出了，也未見得有解決的辦法，寄望于下屆政府能夠解決。

　　我想關于協調問題有三個要點：第一個，什么樣的監管協調�，F在我覺得因為基于各部門之上的這樣一種討論，大家主要討論的是誰管誰，誰大、誰級別高，是討論這樣的問題。我覺得監管協調，它的含義應當是這樣的，就在合理確定各專業監管當局、監管功能和監管職責的前提下，統一各專業監管當局的監管原則、制度、標準、程序、技術、方法，要統一這些規則。我想幾個監管當局分立這種狀況，肯定是長期存在，而且在國際上也有這種狀況存在的。但是怎么協調呢？就是剛才說的原則、制度、標準、程序、技術、方法。第二個是促進金融部門之間信息統一。現在是不一樣，一開會各說各的，同樣一個事，各說各的，我知道銀監會和銀行信息共享，很難，信息不統一是很大的問題。另外是處理多家當局的綜合問題，比如要增加大力發展的混約經營的問題。昨天我跟吳曉靈在路上還說，

理財產品，理財產品在技術上說，是完全一樣的，就是無風險的證券，然后里面嵌入各種各樣的潛力，各種各樣的便利，無非就是這樣。但是出于銀行部門的、出于證券部門的，出于保險部門的都不一樣。我們做這個事情就是揭開你的面紗，指出你的本質，然后一個任務就是指出你的虛假性，現在好多宣傳是很虛假的，說收益是4%，實際上到最后2%，這種情況比比皆是。這個問題應當是統一的。目標是保證金融穩定、促進金融發展，這是協調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應當使得我們現在的幾個專業監管，從行政的和機構的監管，全面的轉向功能監管。什么事歸什么部門管，而不是說誰是你的“老子”，誰是你“婆婆”來監管，現在這個問題很突出。中國的監管當局，現在除了人民銀行是主管機構，其它的是它的“引資婆婆”，所有的高級干部要打電話任命，在證監會所有的干部名以上不是這樣，但實際上是。而且我們上一屆政府把兩個交易所收歸證監會，是很怪異的事情。你副主席快退休了，就到那邊當一個董事長，一年掙一個百多萬，都是這種安排，這種安排肯定是不對的。就是說要回歸功能監管。

　　第三是在這個基礎上有一個有效的協調機制。協調機制，應該是常設性的論壇，還是聯席會議，還是實體性機構，這是需要討論的。但是鑒于中國是一個行政權力高度集中，而且行政權力最大的國家，可能這是一個實體機構，否則沒有任何的權威性。當然這個里面，怎么協調，是需要討論的。

　　第四個問題是討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曉靈還記得，我還在貨幣政策委員會的時候說，我說中國只有財政工作，沒有財政政策。那時候需要財政擴大支出，結果天天這么說，增收節支。我說增收節支的宏觀含義是什么？增收節支是一項工作要求，不是一個政策，但是天天把這些東西當成一個基本的東西，天天說。最近一次，是15500億的國債發行，到現在也還不知道是什么樣的。但是媒體老在說，中央有關部門也通過各種方式讓我，我直接接到電話說你去做，我不知道你們到底干的什么？我只是根據我一個研究者的推理，根據我的學識推理，但是沒有人告訴我你是這么做的。這個東西很成問題，而且涉及到這么兩個部分，密切協調配合的事，據我所知，銀行被邊緣化，我到行里去，他們都說“你被財政部收買了”，我說誰也沒收買，你也沒付錢，財政部也沒有付我錢。這個事情是需要高度協調配合的事，不配合、不協調，經過多少個來回，前面在討論到底選一個什么樣的機構，都不討論。我就是說已經顯示出這樣了。如果說過去財政收入很低，只夠“人吃馬喂”，所以在提高兩個比重的時候，這個事情就算了，因為你是在沒有什么余地進行調控，現在已經是這樣了，占比30%-40%，收入增長一年超收五百多億，增長30%的速度，這個時候再不提的話就有問題了。我覺得至少有四個問題：

　　第一個，咱們先說個具體的，金融存款的問題。財政收入大家都知道，去年是三萬九千億，存了很多億在那個地方。這個事需要極強的貨幣政策，基礎貨幣。而且在世界各國，取消了法定準備金率的國家，像加拿大，靠的就是政府把A銀行移到B銀行，B銀行再移到中央銀行，轉移來轉移去實現調控。中國銀行這個再不注意的話，跟外匯的沖擊率是不差的。第二個，就是金融市場發展中的問題，財政政策的手段，特別是它的債務手段，是有很強的貨幣政策含義的，你不能只是考慮我自己，不顧及它的金融含義，不顧及它的金融影響，不顧及它的貨幣政策的影響，所以這個要協調配合。有很多事情，收益率曲線，現在各搞各的，我已經參加過三個會了，都讓我去說，銀監會搞一個“中貸指數”，證監會系統提出一個“交易所指數”，財政部推它的三年期、五年期的指數，中國市場就這么點大，指數都分割，市場發展了，沒有一個無風險的，收益率曲線，做什么金融��？大家說金融創新，金融創新就是無風險的，然后再嵌入別的產品，沒有這么一個東西在，就不配合了，這是很不行的。一萬五千億，到底是中期還是短期，怎么發，這都不協調，對市場影響是很大的。第三，開放條件下，兩大政策體系的配合問題，這個大家都很熟，開放經濟條件下，匯率浮動的情況下，比如對大國來說，財政政策管外，于是匯率、外匯儲備，有財政部門來承擔主要的職責。國內利率、國內貨幣供應、國內經濟穩定，由貨幣政策來承擔�，F在的發展很復雜，但是不管怎么樣，要配合、要有分工，你讓兩個部門自己去，是不可能配合好，所以這是非常大的事。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度越來越大，這兩個問題不協調配合很成問題。你現在能體會到，央行的利率政策左右制度，又考慮匯率，又要考慮別的，問題是很多的，必須要有決定才行。第四，在經濟效益上的配合。我們知道單純的公共品很簡單，財政管。單純的私人品也很簡單，市場來管。但是有大量的中間狀態，而且現在全世界來看，公共服務有私人提供的趨勢，在這個過程中金融怎么支持？剛剛提到了小企業，大家歷來把它當做是半公共品，覺得它是一個穩定的問題、社會問題、政策性問題，但是現在最新的趨勢，小企業可以在商業化原則上得到資產，在這里面怎么辦？到底是政府直接拿錢還是貼息，還是最后擔保，等等這些問題都很尖銳了。

　　第五個是貨幣政策的調整。兩位負責人辛苦極了，但是調控沒有用，越調越高，越調越壞。我覺得它很多的原因，但是一個很根本的原因就是大家對貨幣政策寄望過高，貨幣政策是有用的，但不是萬能的，它只能解決它能解決的問題，現在把所有問題壓在它頭上，是不對的，這是最基礎的問題。第二個問題，現行的貨幣政策依靠調控已經走到了盡頭，我們現在說所謂“工具規則”已經退后了，目標規則比較清楚。它要有效取決于很多條件：第一你能控制�。坏诙�，能實現最終目的的控制。舉個例子，前幾天有個大爭論，對中國貨幣統計有一個爭論，宋國青和梁紅就有一個相關的爭論。對于一個沒法統計出來的東西，沒法準確統計出來的東西，你把它當成財政目標，這就有問題了。所以我們說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全世界各主要國家都在轉，拋棄利率，轉向越過工具，直接向最終目標，所以通貨膨脹目標就是這樣一個工具，從手段上還是那些，但是操作的目標和操作方式就有很大變化。比如像美國加息和減息，一加加十幾次，按照過去的工具規則，是絕對不可理解的。一減減了十幾次，要最后的東西，手段不斷的用，不管你是多少次，只要到了一定的目標就停下來了。不要太把貨幣供應當事，你當不了事，宋國青一估計，差三五個點，是可能的，M1、M2是按照流動高低來排的。M2+CD，M6、M7、M8這么加下來，就有問題了。

　　在總目標下有幾個問題需要明確：第一就是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應當再次提出，90年代就提了，90年代之前理論上就提了。90年代之前就提到了高層討論了，但是還是沒有那個。它獨立于政府、獨立于企業、獨立于財政、獨立于市場，所謂中央銀行的獨立，是多重含義，不只是說獨立于那些部門，還要獨立于很多方面。第二個，就是高度關注商業銀行的貸款問題。貨幣學家最新的發展之一，就是強調信貸的作用，而弱化貨幣供應的作用。我們國家的調控事件也顯示，真正要想立刻見效果，控制貸款會有用。但是，從這個貨幣政策操作的歷史上來看，那個是很落后的東西，就是控制貸款是很落后的東西，跟傳統計劃體制相適應的，但是它又是有用的東西，這就需要理論創新和政策創新，我們就提一下。

　　第四是加快現有的政策工具的改革，比如存款準備金制度，像中國的存款準備金制度，實際上扭曲了它的調控作用。

　　第五個就是提高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公開性、可信度。我覺得本屆政府調控越來越神秘，越來越不透明，這跟歷史潮流，與信息化發展是背道而馳的。最近的一次調控，讓廣大老百姓所嘲笑的，就是咱們的印花稅，說是半夜雞叫，干嘛呀，干嘛搞成這個樣子，“半夜雞叫”有很深的文化含義(全體笑)。強調一種出其不意，是過去的事情，是很老掉牙的調控哲學，應當拋棄。這是第五個問題。

　　第六，資本市場問題。中國資本市場在下一步肯定有大的發展。最近，銀行資金向外走，我發現一個非常壞的現象，好多人采取措施把錢擠出去，實際上都是葉公好龍，你要翻翻兩年前的所有當局講話，都是把錢擠出去�，F在錢出去了，又要把它吸進來。第一個，應該是監管當局驅動變為市場當局驅動，你就要放手。第二，產品上，特別是債券產品里面，要大量減少只是服務于金融部門的產品，現在債券很多，但是債券都是金融機構發、銀行發、保險發、中央銀行發、證券公司發，就很少企業發，很少是與居民相關的。變成一個金融部門自娛自樂。這個情況是非常扭曲的。第三個是服務對象，現在是服務大企業，小企業就沒辦法進入金融市場，所以要把小企業放在突出位置上。第四是監管部門分割，不多說了。第五是多層次，多層次指的是交易機制的多層次，現在我們缺的是報價驅動，投資銀行為核心的原始交易市場，而不缺目前的紙類驅動，集中交易現在已經不缺了。但是對于一些小企業的、中等企業的需求，應當在報價驅動，投資銀行為核心系統去打動，來展開。最后一個就是調控理念的改變，資本市場改變應當從政府調控股市、調控股指的做法，應當徹底拋棄這種做法。大家對股市有很多不正確的看法，甚至有些人說股市是多少為好？五千點，我們就搞到五千點，然后就穩定吧。這個都不符合市場發展的規律，世界各國都顯示就是劇烈波動，實際上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割斷銀行資金和股市的聯系，美國最近兩次股債，從它的波動幅度來說很大，但是金融體制很穩定、股市很穩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銀行體系沒有傳到企業。

　　好，今天先到這里，剩下的下午再講。

　　許善達：謝謝李揚，陳東琪下午要先走，他的發言提前。

　　陳東琪：我只是講一個問題，也是要研究的一個課題。最近的十年經濟增長，我們這五年是10.6%，前面那幾個是8.3。我感覺下降是必然的，好像也是有趨勢的，第一是周期性。第二個是環境資源的增長，已經到了極限了，而且還要提高政策成本，有一個依賴性的增長。第三個，就是對外的壓力蠻大的，當然還有剛才蔡昉講的勞動力供給問題。所以我的第一個想法，我們還是要有準備，而且這個也是合理的。剛才說五年一個臺階或者十年一個臺階都可以的。

　　第二個想法，我覺得還是從戰略、從制度安排、從措施來講，還是有增長的持續性，到底增長的來源是什么？農業這一塊是下降的，增長45%以下的。但是前面講的資源環境、市場環境等等，到底怎么辦？我一直想，服務經濟發展的替代能力，我也感覺幾個條件具備：第一個是工業體系這么強大了，很需要上下的服務支撐，現在的GDP，收入非常決定著服務的潛力。再就是消費結構，房子買的差不多、車也買的差不多，同樣的收入可以買這么多東西，消費結構變的話，現在家庭收入不僅僅是勞動增長，資產收入和其它的非勞動增長是增加的，我看這是中國未來十年財富效應增長最快的時期，這個時候消費結構調整，到底買了什么東西，我想這也是符合發展條件的。第三個是人力的資本，我一直想這幾年中國還是低層次勞動力，但是今后會不會轉，我看勞動力自身的提高就是人力資本。現在每一年的大學招生，去年是337萬，今年是400萬以上了。在校生去年是2000萬，今年是2500萬。大學畢業生可以替代勞動力，這也是勞動力的退休，新增勞動力增加了。所以我的理解是今后十年更長時間，是一個必然趨勢，結構轉型非�？�，這是我講的第二個。

　　第三個，領導如何準備。第一個應該有戰略意識，現在領導抓農業，抓服務也不錯，但是沒有這個感覺，沒有這個意識，總是覺得那個東西來得快，出口創匯多等等。抓服務，干部素質還是沒有意識，沒有這方面的觀念。第二個是公共服務，實際上私人服務這一塊也是非常嚴重的，包括有一些屬于可以競爭的重要服務，醫療、文化，文化產業，媒體這一塊，包括電信、信息這一塊壟斷還是蠻厲害的。當然現在政策對工業支持，這一塊是做得很多了。所以這些應該做好，為今后的工作打基礎。在這里就不講了，等我下去寫篇文章。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前提，如果沒有向服務轉型的東西，如果講能耗、講環境，搞不定的，你太湖一定是污染，而且越污染越厲害，所以你不搞結構轉型的話，我感覺今后十年要著手做這個事情，尤其是十七大開始的頭五年，一定要強化這個。

　　我就講這些，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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