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因為我講的比較簡單，所以我想說一些我基本的結論和建議。

　　第一，金融創新已經具有迫切性。為什么呢？因為整個增長模式的轉變實際上需要金融創新，增長模式的轉變、市場化改革的深化實際上迫切的需要金融創新，金融風險已經出現，而且在轉變過程中隨著銀行金融業公司戰略的轉變，也都對金融創新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第二，金融創新的目的是增強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能力和提升金融系統配置風險的功能，從而在改革發展中保持金融穩定。

　　第三，積極推動資產支持證券市場的開發，以證券化帶動金融產品創新。證券化是一定要做的，其實七八十年代的時候證券化應該是推動資本市場發展，而且是金融創新的保證，其他很多很多的金融創新都是在證券化的基礎上做起來的。事實上美國在克林頓政府以后，國債市場相應的萎縮，實際上現在最大的市場就是ABS市場，甚至證券化、證券的利率已經成為基準利率、參考利率。

　　第四，貨幣市場的產品創新宜以發展基本衍生品市場入手，進而鼓勵銀行等金融發展復雜的結構化產品。

　　第五，目前應該盡快恢復和推出管理市場風險的衍生品，并積極的探索信用衍生品市場的發展。

　　這就是我自己個人的觀點，這個觀點不一定正確，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

　　主持人：宋教授演講的理論邏輯是非常嚴謹的，大家關于這方面有問題可以提出來。

　　聽眾：最近國內一些大的銀行高層人士頻繁調動，之間有沒有脫秘期，一般說在一個銀行做高官不能跳到另外一個銀行去的，因為你知道很多信息，我就想問一下，因為宋老師作為建行的獨立董事，您是怎么看這個問題的？

　　宋逢明：這個問題比較復雜，這個實際上跟我們的干部管理體制有關系的，我認為對于公司治理的影響，比如說大家都知道的，建行最近換了行長，原來的行長自己提出來要求辭職，任命了新的建行行長。當時我們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坦白地說我們有一個擔心，擔心資本市場會做出什么樣的反映。等到這個信息披露以后很有趣，建行的

股票沒有跌，好象還有一點上升。這個股價上升絕對不是市場認為常行長干的不好。這說明什么呢？首先市場對于中國銀行業價值的評估首先是建立在對于中國整體個宏觀經濟增長和中國銀行業整體增長的信心上面，我認為這點很重要。所以國際資本市場并沒有因此而作出負面的反應。從這點來講，至于說冷凍期的問題，常行長已經做了承諾，他絕對不會泄漏建行的機密，在中國的干部管理體制當中我認為在公司治理方面現在有很大的進步，現在據我所知，中組部在下文件的時候實際上張行長是擔任建行的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和執行董事、行長，他因為是黨委換屆選舉，所以任命是黨委副書記，對于擔任副董事長和執行董事，實際上中組部的意見都是給予提名，所以公司治理還是有很大進步的。

　　我個人來看，黨的組織部門挑選我認為還是要有基本的信任，也是德才兼備的角度來挑選，所以我們的董事、獨立董事。建行的獨立董事除了我一個是本土的其他的都是境外的，境外的獨立董事通過他們的獨立判斷，他們并不認為這件事情有什么不好，所以大家是一致獨立舉手同意的，所以目前在中國的體制下面不是很嚴重的問題，尤其是我搞學術研究的，我認為套用美國的模型用中國的數據來算一算就成為科研結果，這很多都是初級階段。

　　還有一個問題，我覺得也有很多人等到發生困難的時候喜歡很簡單化的說是因為需要政治體制改革，我認為這是非常簡單化的說法。實際上我認為不是這樣，比如說根據我們的調研，因為在座的也有很多媒體，我很襟翼你們到央行去調研一下，根據我調研了解的情況，浙江省沒有一家銀行辦的不好，包括農村信用社，不良資產率都控制在2%左右，國際水平。為什么？就是那里的經濟體制改革我認為很重要，浙江省的金融貸款70%以上是中小民營企業，我認為信用環境非常好。所以我認為我們現在還是要相信我們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而且我覺得在這點上面國際資本市場那么多的國際機構投資者好象比我們還要積極，所以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問題。

　　聽眾：第一個問題，您剛剛也談到中國商業銀行目前確實存在流動性的問題，現在有一種說法，中國商業銀行流動性過剩之后可能要面臨流動性的危機或者流動性的風險，您對這個問題怎么看？第二個問題，您剛剛提到國家開發銀行的信貸問題，可能相關部門也把國開行的相關管理經驗作為模式，您對目前中長期信貸的風險怎么看？

　　宋逢明：第一個問題關于中國銀行業現在的流動性過剩會不會轉變成流動性緊缺的問題，這個問題我覺得首先要討論如果發生這種轉變是什么原因，為什么會發生？如果我覺得中國銀行業能夠解決流動性過剩的問題，我認為是大好事。如果照我個人的看法，只有一種可能性才能使中國的銀行業流動性問題解決，那就是銀行的資金出現脫媒，如果我們得到直接資本市場是健康的我認為絕對是好事，如果我們的銀行業出現不足的話，那么資產證券化和隨之而立的金融創新一定會得到蓬勃的發展。我覺得這是好事，不是壞事。所以我覺得所謂的流動性危機好象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實際上從國際銀行看，因為流動性危機發生問題的現象是比較少的事情，近期并不會出現。再加上中央銀行最后的貸款支持和救助，一整套維護金融體系的制度已經建設起來了，在中國我們不是很擔心這個問題，為什么呢？我曾經跟一些政府官員討論過這個問題，首先我覺得我們現在金融改革的思路是非常好的，為什么呢？因為在中國銀行業金融的主體，而銀行業當中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占的比重又是非常高的。我記得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因為他成為擔任過克林頓競選班子的首席經濟顧問，口口聲聲說中國要發生經濟危機，國際金融機構當時也一再的發出警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國有銀行很高的不良資產率。因為這么高的不良資產率在股改之前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實際上完全靠政府信用在支撐，這個就醞釀著很大的危機，但是我認為黨中央國務院應該說非常有魄力，采取了銀行股改，應該說這樣的大手筆世界上所有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沒有誰敢提得出來，我跟美國教授都討論過這個問題。

　　現在工農建股改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現在國外沒有人再說中國要發生金融危機了。金融危機最厲害的是銀行危機，銀行危機最厲害的就是流動性危機。股份制商業銀行當中現在也在引進戰略投資者，也在戰略重組，比如原來資產狀況比較差的光大銀行和廣發銀行，改革也是緊鑼密鼓的在進行。這樣改革以后流動性危機對整個金融系統的威脅應該是不大的，一旦發生的時候可以關閉，中央可以作為貸款來接收，可以充分體現我們社會主義體制的優勢，就像對付非典一樣，所以我認為這個流動性危機的問題不是一個大問題。

　　國開行這個問題我有一點為難，我跟他們簽署保密協議了，但是我可以講一下一個學者的客觀評價，我認為國開行非常大的優點，一個優點我認為國開行在戰略上比較領頭，國開行在金融創新方面我認為在國內的銀行業當中是帶頭羊，比如說去年國開行和建行一起做了證券化的試點，而且做的也很成功。國開行他們曾經請我去評審他們的創新項目。當市場有缺失的時候、市場失效的時候政策性金融進去，填補市場的缺失，推動市場的發展，為后面的商業興金融創造條件，我認為這個將是國家政策性金融或者開放性金融非常重要的意義，所以總體來講我對國開行的資產質量和國開行的經營戰略、發展我其實都是采取相當正面的評價態度。這是我的個人感覺。

　　聽眾：兩個問題，您作為建行的獨立董事，您是在建行的董事會里如何發揮獨立董事的作用的？第二個問題，請您對建行公司治理和工商銀行的公司治理結構做一個簡單的評價？

　　宋逢明：首先第一個問題我可以非常直截了當的回答你，我做的很不夠。因為我對中行獨立董事的情況也不是很了解，中行的獨立董事我只認識楊先生，楊先生原來當銀監會的咨詢顧問的時候我個他合作做過很多研究，楊先生是我非常敬仰和欽佩的人，我覺得他是非常優秀的金融和法學的專家，其他銀行的獨立董事我不是很了解。

　　我可以介紹一下建行的，現有的四位獨立董事，除了我以外有一位是日本非常著名的銀行家，他曾經出過一本書，叫做《成就日本》，這本書是中文的。他確實是很傳奇的，因為他在60歲之前沒有在銀行做過，60歲以后加盟花旗銀行成為花旗銀行日本分行的最領導人，他在那里退休以后跟美國的一家對沖基金收購日本的一個銀行，把一個長期信貸救活，而且他準備退休，準備到北京來專門幫助建行，當然他沒有授權我披露他的信息，他同時擔任銀監會的顧問，他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專家。

　　我在跟他共事的過程中我認為他確實具有非常的銀行經驗。另外是于女士，當過中心公司的總裁，她是美國人，她非常的熟悉，而且我認為她人品非常好，獨立性判斷能力也非常強。還有一個人是謝先生，他曾經擔任香港會計師協會的主席。

　　建行的獨立董事，第一，名氣不像公行、中行獨立董事那么大，但是我覺得專業性上來講建行的獨立董事都很專業。

　　第二，我認為建行的獨立董事還是非常致力于保持獨立性的。因為像于女士我們也經常進行討論，中國的很多問題需要按中國的方式來解決。我有一個建議，據我所知現在三行的獨立董事真正拿中國護照的好象只有一位，錢教授拿的也是中國戶捉，但是他現在已經回去工作了。其實我比較建議應該以本土的獨立董事為主比較好，因為便于作為溝通的橋梁，我覺得這個還是起作用的。因為他們有非常豐富的銀行業經驗，而且他們很敬業，他們全心全意的想把銀行辦好，但是他們畢竟不是太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所以需要有一個跟他們地位相近的人便于跟他們溝通和起協調的作用，這個是我個人的建議。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建行獨立董事的一個特點，所以建行沒有哪一個獨立董事提出我不想干了，我跟你的銀行領導意見不依拂袖而去，現在還沒有。當然公司治理是比較大的工程，現在獨立董事和管理層的關系，還有跟我們專業匯金公司派住的人，有些觀點還是有差異。

　　比如獨立董事從公司治理的角度講，有外部治理、市場治理，是靠市場進行交流的，但是很重要的內部治理，上市以后的問題是內部治理。而內部治理當中有一個核心的問題薪酬制度，如果為全行的員工為股東利益最大化工作。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但是薪酬激勵制度，比如高管人員和普通人員之間是差距是拉大還是縮小，這個意見就很不一樣了。我們現在董事會的討論應該說還是相當民主的態度，也就是說我們很多表決并不是全票通過的，公司治理已經開始發揮作用。但是我剛剛跟你講的第一句話我做的很不夠，我確實覺得我們跟國際要求的獨立董事所發揮的作用還是有差距的，但是我覺得慢慢的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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