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偉/文

　　謹慎地環視之后，我不安地察覺到中國經濟正陷入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最嚴峻的戰略困局中。理由有三：

　　一是“日本病”的痕跡隱約可見。在政府對市場經濟的三種態度即“駕馭市場”、“ 增強市場”和“緊隨市場”(政府承認自己經濟干預能力的有限性，遵從市場信號盡量彌補市場失靈的缺陷)中，日本是“駕馭市場”(政府通過所謂“強政府”的“產業政策”來超越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和“增強市場”(即政府以為市場是某種外在變量，可以通過關系型融資等奇思妙想來使得“市場機制”更銳利)型的，遭受的懲罰最為嚴厲，財政貨幣政策雙失靈。而中國漸進改革積累的弊端，從銀行業到證券業，從國企改革到社會保障，哪一點不帶著深深的“日本病”的痕跡？如果說國家在1992-1996年是遍撒銀錢，則1997年至今則是奮勇舉債，而貨幣財政擴張空間則日漸困窘。內部困局的明顯標志是：重燃經濟增長引擎的改革“突破口”已從視野中消失。因此，從內部宏觀經濟形勢來看，如果下半年不增發國債，那么估計全年GDP增速將很難超過7.5%，而持續發債本身則將給中央財政帶來更為沉重的壓力。

　　二是全球“新經濟”步入中期調整，其對中國經濟沖擊甚于亞洲危機。鑒于美國出現了個人消費已明顯疲弱、新經濟泡沫仍在擠出、已“空心化”的傳統制造業難以重新夯實等現狀，其經濟必然將步入“L”型的中期調整。(市場普遍預期美國經濟一季僅增長了0.5%，遠低于其宣稱的1.3%。)而美國經濟每向下滑落一個百分點，世界經濟就將跌落0.4個百分點。因此，美國經濟滑落對于中國經濟的沖擊或影響，可能較之當年亞洲金融危機來得更為猛烈和持久。況且，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戰略意圖也極不清晰，國際貿易素來是經濟增長的主力軍，且帶有極其鮮明的、以得自美歐的順差支撐對亞太周邊經濟體的逆差的特點，故，今年我國貿易能勉強保持平衡已屬不易，2000年度強勁的外貿增長顯然將在今年急劇失速。

　　三是APEC面臨挑戰，中國需重新定位和整合亞洲經濟。目前，中國經濟在亞洲的戰略定位也搖擺不定。包括北美、南美以及加勒比海地區的34個國家、8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15%)的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有關協定將以2005年1月1日作為談判達成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的最后期限，并在2005年年底前由各國審議通過，正式生效。這樣，歐盟、FTAA和APEC三大區域性組織構成全球貿易和投資基本架構的格局將基本確立。美國將產生新一波的面向美洲內部的貿易轉移和投資轉移。相當多的亞洲開放經濟體也正對FTAA表現出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如果中國不能在經濟成長方面有出色的表現和戰略定位，填補美國因啟動FTAA而對APEC喪失的熱情和形成的真空，并因此留住亞洲開放經濟體因APEC的清談和制度建設遲緩而東進的步伐，那么，中國將面臨更為分崩離析、而不是更為整合的亞洲經濟。

　　我的結論就是，中國經濟已經步入后亞洲危機的戰略困局中。這種困局不僅僅是因為啟動內需、結構調整等因素造成的，更深層地反應出20年來中國經濟已從輕重不彰的封閉經濟成長為全球化中的大國經濟，因此需要自身在多邊架構中作出更長遠的戰略性定位和策略。亞洲危機時，中國曾以外貿零增長和人民幣不貶值創造了1998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奇跡，而今，也許需要中國有成為世界制造業重心的戰略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