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單羽青 楊良敏 要給應對全球經濟放緩開出一劑有效的良方顯然并非易事，尤其是不確定因素還在增加之時，如何了解未知、把握方向對每個人都是嚴峻的挑戰。

　　在6月13日召開的“全球經濟放緩與中國的對策”國際研討會上，幾十位中外專家對此各抒己見，短短一天時間，樂觀的估計和不怎么樂觀的評價碰撞，不同角度對事實的判斷交相輝映，使人們對全球經濟放緩的認識更有可能接近實際，對于經濟發展的決策更富積極意義。

　　展望世界經濟 有悲觀有樂觀

　　研討會第一單元主題為“世界經濟形勢展望”，雖然兩位發言人均來自世界銀行[微博]，但帶來的消息卻一好一壞，各有側重。

　　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漢斯·第默先生現負責世行發展展望組下的全球趨勢小組的工作，他說，“研討會的舉行非常合適。美國的經濟放緩比軟著陸更加嚴重，日本仍處于衰退之中，并缺乏刺激經濟發展的有效手段。最近公布的一些主要指數表明，歐洲的出口情況正進一步惡化，世界貿易的增長速度正在放緩，從去年30%的高速度減緩到了今年的4%，并進一步加劇，東亞出口增長的勢頭也在放緩，因此，舉行這個研討會時機非常合適。”

　　根據許多實證研究的圖表，漢斯·第默分析表述了世界銀行最新的研究成果，他樂觀地認為，盡管存在非常嚴重的風險，但全球經濟的迅速反彈還是可能的。

　　在漢斯·第默看來，支持反彈的理由首先來自貨幣政策在美國已經大為放松，在歐洲還會進一步放松，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的減稅政策，減稅率達到GDP的0.5%，而歐洲會達到1%，最后一個原因是技術的變化，高技術市場不但非常重要，而且投資周期也在縮短。

　　他認為，目前的情況更像九十年代初，而不像八十年代初出現的情況。原因在于貨幣政策的放松，發展中國家受益于低利率和本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比較優勢。但也有兩點不同，亞洲危機之后，國際資本市場面對許多不確定的因素，變得更加謹慎。十年前出現的資本倒流(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基本消失。世界銀行估計，今年流到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比去年還要低。第二個不同在于，發展中國家進一步融入到世界經濟當中，不但在發達國家經濟中所占份額更大了，而且更加集中于高技術產品，這意味著他們不能夠避免工業化國家經濟放緩的影響。

　　他說，“盡管貿易關系非常重要，但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貨幣的轉移，仍然非常重要，貨幣轉移的影響是復雜的，并不見得都壞。很多發展中國家，如拉美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目前都受制于利率的縮減。但在金融危機之后，不規律性導致金融市場變得小心謹慎”。

　　作為漢斯·第默的同事，世界銀行高級政策顧問伊恩·戈丁做第二個主題發言。

　　伊恩·戈丁發言的重點是危機的轉移機制。他風趣地說，“我講的并不是什么預測，而是人們的一種惡夢，是讓人們在做夢時的擔心。”

　　伊恩·戈丁認為，全球經濟放緩對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復雜的、矩陣式的，可能會對中國的出口造成巨大的影響，而且對港幣、對資本流入都影響深刻。在中國不同的工業部門，都會出現一個潛在的下滑和放緩的趨勢，宏觀經濟政策、經濟結構調整和解決貧困等方面都會面臨挑戰。

　　他表示，“可能出現的經濟危機是一個循序的過程”。

　　國家信息中心常務副主任劉鶴對上述發言做出評論。

　　他提出，如果美國經濟在近期(今年四季度或明年)出現回升，那么回升應以什么樣的形態發生？劉鶴說，自己更傾向于回升不是V型，而是以某種W型出現。“沒有必要對世界經濟未來增長的格局過于悲觀，因為經濟增長是正常的，而經濟增長的趨勢也不可逆轉。”

　　劉鶴說，“如果我們承認未來經濟的特征是新經濟和傳統經濟整合的過程，如果新的經濟周期充滿技術變革和制度變革的話，那么，我們可能需要更多地考慮制度因素。盡管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在減少，但對少數發展中國家來說，可能資本流入的數量會相應增加。實際上，中國已經明顯地感覺到了這個跡象。”

　　那么，當我們為下一輪的經濟周期和結構調整做準備時，我們需要更加側重哪些方面呢？

　　劉鶴給出的答案是：需要側重建立政府的信用，尊重企業家能力和保護企業家階層，包括高度重視人力資本的作用，吸引人才等。

　　他強調，“我們需要接受傳統經濟周期復蘇的經驗教訓，同時高度關注新一輪經濟周期的主要特征”。

　　自由討論是繼主題發言和評論后的內容。不但時間長于前兩者，氣氛更是自由熱烈。

　　亞洲開發銀行高級經濟顧問查爾斯·亞當斯提出疑問：全球經濟放緩的期限有多長？現在，從美國到日本，再到歐元地區，經濟的衰退形勢恐怕不會令人們樂觀，而是有點悲觀。

　　匯豐銀行亞洲首席經濟師吉歐弗雷·巴克指出兩點：

　　一、高科技的生產實際只占美國工業生產的10%，所以對待新經濟和傳統經濟，發表評論應該比較謹慎，不能籠而統之地發表評論。二、應該更加注視日本的情況。美國經濟放緩，利率降低，是否對亞洲和世界其它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產生了一些幫助？而日元升值，是不是有點夸大，它是不是對其它的亞洲國家造成了一些問題？

　　作為在座的唯一一位日本人，日本東京大學社會科學院教授河合正弘作出了回應。

　　他說，“過去七八年，在宏觀經濟方面，日本恐怕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但結果卻很糟糕，日本經濟并沒有恢復。原因是銀行體系和公司債務。現在，日本新政府進行經濟結構改革，處理銀行呆壞帳問題，結果怎樣呢？目前，我們恐怕還看不到宏觀經濟發展的促進因素，也許會看到很慢的發展，甚至是負增長，未來半年恐怕都是負增長，完全的經濟復蘇恐怕在未來的12個月里很難看到。”

　　河合正弘表示，對于中國和東亞，短期內無法期望日本能做什么貢獻，但是，過一年、兩年，也許可以期待有很多好的結果。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易綱同樣有兩點評論：

　　第一、世界經濟將面臨各種問題，特別是在上個世紀頭三十年同樣的問題，世界經濟恐怕又回到了古典經濟、傳統經濟，凱恩斯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所遇到的問題，我們又重新遇到。回歸的原因在于：

　　一、計劃經濟離開了歷史舞臺。計劃經濟是短缺經濟，不斷出現通貨膨脹的壓力。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從計劃經濟變成全球市場經濟，短缺經濟徹底消失，這意味著通脹的壓力恐怕越來越小，而需求卻不斷地越來越小。

　　二、技術的迅速發展大大改變了供給情況，一方面缺少需求，另一方面供應增加，生產能力增加，所以，未來二十年恐怕會不斷面臨能量過剩、缺少需求的問題。

　　第二，由于貿易保護主義的出現，中國將會面臨一些緊張局勢和緊張關系，從而使不確定因素大大增加。

　　世界銀行高級經濟顧問大衛·德拉爾表示同意易綱的觀點，他說，“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美聯儲在需求不足時提高了利率，這是導致大蕭條的一個原因，因此，現實使我們學習了解貨幣政策。”

　　對于貿易保護主義，大衛·德拉爾說，貿易保護主義也是二十年代早期得到的一個教訓，在全球經濟比較脆弱時，可能會因為不同的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進一步加劇經濟的蕭條。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真正融入世界經濟，是促進增長的重要因素，但是，日本、美國、OECD國家和歐洲，卻因為經濟增長放緩而缺乏這樣的熱情，這不利于預防我們在二十世紀早期看到的那些不好的情況的發生。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提出，當主要經濟部門出現大量的能力過剩時，貨幣政策會怎樣？

　　他認為，主要部門能力過剩，提高利率將不會引導投資。日本目前的情況就是這樣。能力的過剩實際上比庫存的調整更加重要。

　　亞洲開發銀行經濟學家湯敏認為，在討論全球經濟放緩時，還應重視外國投資。過去十年，美國吸引了大量的外國投資，在美國經濟放緩時，外國投資會分流到其它國家。最近，某些學者說，日本的資金太多，但投資機會并不很多，因此建議，日本效仿十九世紀的法國和英國，讓資金大量地外流來解決經濟金融流動性問題，解決國家資金太多的問題。

　　湯敏說，中國在美國經濟放緩之前，吸引的外資數量很多，這也許是世貿或其他因素的影響。在經濟放緩到來時，貿易隨之放緩。發展中國家如果此時增加吸引外國投資的話，可以補償貿易放緩帶來的負面影響。

　　對于美國能力過剩的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高級顧問大衛·羅賓遜指出另外一個不確定性——私人儲蓄。他說，雖然美國經濟的增長大大放緩，但消費增長速度快于GDP，儲蓄率還在進一步下降，而這不可能長期持續。那么，儲蓄率在美國會有何調整，或者消費中會不會出現一些其它的變化？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宏觀組副局長景學成認為，世界經濟的復蘇還需要時間，因為經濟衰退的外溢效益還會繼續，并會逐漸減少。

　　中國銀行總行行長經濟顧問兼研究所所長朱民表示，由于高技術占全球GDP的比例較小，我們遇到了一個兩難問題——現在是進入新的經濟還是處于老的經濟當中？

　　朱民認為，問題在于它的驅動力究竟是什么，“哪怕我們認為進入了新經濟，問題還是一樣。”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認為，全球經濟放緩是客觀趨勢。但是，放緩中也應看到一些亮點，經濟恢復增長是有可能的。第一個亮點是，利用網絡開展電子商務在企業里還剛剛開始，網絡泡沫的破滅有利于網絡經濟的發展。第二個亮點是，用信息技術改變傳統產業的潛力仍然很大。第三個亮點是，發展中國家傳統產業的發展余地仍然很大，而且正加快這些傳統產業的發展。如果傳統產業的投入和信息技術結合，就能夠成為帶動本國經濟增長及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鄭新立說，如果能夠在全球經濟放緩的情況下，加強資本在國家間的流動，特別是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流動，那么就會彌補由于貿易增長速度的下降對全球經濟增長帶來的影響。

　　但是，鄭新立強調，資本的流動應和技術的流動、裝備的流動結合，對發展中國家來講，需要的不僅是資本，更需要技術和投資，如果這種投資是跨國公司直接的投資，通過資本的投資能夠帶動技術和其它裝備的投資，就能夠加快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拉動全球經濟的增長，使全球經濟放緩對經濟的影響能夠減到最低的程度。

　　全球經濟放緩 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在研討會的第二單元，與會者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全球經濟放緩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發言人大衛·羅賓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高級顧問，他給出的經濟圖景依然充滿亮色，但從邏輯上更符合中國實際。

　　大衛·羅賓遜說，“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中國經濟的確比較強勁堅固，面對全球經濟進一步放緩產生的壓力也相對較小。但是，中國并不能完全免受外部影響的沖擊。外部風險包括需求減緩、降低，還有中國外匯兌換率的不穩定，以及中國資本流入速度放緩等。如果美國出現經濟的硬著陸，全球增長下降到2%，那將會使中國的貿易伙伴國家GDP繼續削減一半。”

　　硬著陸對中國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大衛·羅賓遜認為，“即使在最糟糕的情況下，中國也不大可能面臨國際收支危機，因為它有非常好的對外地位，現在，中國老百姓對國家銀行的信心還非常強。當然，如果出口降低，外國直接投資繼續下跌，將會降低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失業增多，恐怕會影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放緩改革的進程。反過來，這實際上會增加銀行、公司增長的可持續性的中期風險。”

　　大衛·羅賓遜強調說，“如果這次是時間更長的、更深層的全球經濟放緩，將會使中國的決策制定者的任務更復雜，既要保持經濟增長，又要確保經濟結構改革，使中國的宏觀經濟改革長期保持下去。”

　　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對此評論說，受世界經濟放緩的影響，貿易保護主義開始抬頭，不僅是發達國家針對發展中國家，而且發展中國家內部也出現貿易保護主義，東南亞國家正準備更多地針對中國反傾銷訴訟。這非常令人擔心。“因此，我們在經濟決策時，應該認真考慮這方面的問題。”

　　就應對經濟放緩而采取的政策，樊綱建議，應區分結構調整政策和微觀經濟政策。生產能力過剩是一個長期性的問題，不僅在中國，世界范圍內都在思考這個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影響深遠，對發展戰略更是如此。“如何制定微觀經濟政策，如何制定合理有效的匯率機制，不僅是宏觀經濟調整的問題，實際上，也涉及到基本的發展問題，而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面臨這個問題。”

　　亞洲開發銀行高級經濟顧問查爾斯·亞當斯提出，對于全球經濟放緩的時間和期限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分析存在分歧，世界銀行認為經濟放緩比較嚴重，但時間較短，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認為，時間要更長一些。是較長時間的放緩，還是短期的嚴重的經濟放緩，查爾斯·亞當斯表示，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判斷標準的分歧點感興趣。

　　談到貿易保護主義的危險，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尼古拉斯·斯特恩表示支持樊綱的一些觀點。他認為，在世界經濟增長放緩時，應該在發展中增加壓力，以便使世界貿易組織更加開放，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當然，貿易保護主義給那些經濟嚴重衰退的國家帶來威脅，重要的是，在國際機構，我們應該坦率說出自己的觀點，反對正在出現的貿易保護主義。

　　他說，“中國在這一過程當中能夠發揮很大的作用和影響，加入世貿組織是一個很大的機會，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很多經濟學家可以在這些問題上發表看法，我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實際上是一個真正的機會，以便讓中國更強有力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有關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問題，河合正弘說，“實際上，很多發展中國家對此充滿恐懼和擔心，東盟國家尤其如此。毫無疑問，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中國經濟是絕好的機會，對中國經濟增長，對世貿組織都是好事。而且，中國經濟發展對世界，尤其對東盟國家也是好事。貿易摩擦和問題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整個過程都受政治利益驅動，日本也對一些農產品實行保護。這種摩擦還會繼續，只是過程應該得到管理。這方面，相信國際組織會起有益的作用。”

　　劉鶴說，“全球經濟放緩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特別是對中國的影響，最具體、最深入的影響就是失業問題，實際上，現在的情況正是這樣。有600萬國有企業的員工已經失業，估計還有1000萬國企職工也將離開國有企業。這些新增勞力每年增長的數字很大，如果這些過剩能力能夠為消費者的需求所消化，那將變成一種供求關系。不然，經濟放緩確實可以對中國帶來失業問題。如果失業問題繼續存在，那么，將是中國今后5年一個巨大的挑戰。我們現在討論宏觀經濟政策，這很重要，但更具體的問題是，如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及讓失業的人重新就業。”

　　朱民說，“大衛先生講得很清楚，當世界經濟放緩時，亞洲經濟也是放緩了，短期內，亞洲經濟內部的調整步伐也會放緩，甚至會放緩改革，這很顯然。但是有關長期問題我們也很關注，現在這種放緩，我們會發現亞洲的經濟同美國的經濟緊密相連，從廣義上看，特別是經過亞洲金融風暴之后，對亞洲的經濟是很好的。但是，亞洲的根在什么地方？亞洲應該站在什么樣的位置上？”

　　朱民表示，自己還沒找到答案。

　　對于上述評論，大衛·羅賓遜作了概括評論。

　　他說，“我個人同意樊綱有關保護主義的觀點，這確實是一個關鍵問題，不僅僅是避免新的保護主義，而且要防止回歸老的保護主義，特別是對欠發達國家而言，尤其如此。在此方面，希望樊綱今后還能夠大聲疾呼。樊綱提的有關在經濟好時期、壞時期改革的問題，實際上，經濟壞時期反而對改革構成好的沃土。另一方面，經濟的快速增長，能夠促進政府進一步執行改革，這也是中國的形勢。有關匯率政策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并沒有說中國現在可以立即放棄對資本帳戶的控制，我們認為，隨著金融改革，特別是對公司的改革之后，中國才可以放寬對資本帳戶的控制。”

　　對有關中國加入WTO的評論，大衛·羅賓遜分析說，有關對中國的纖維以及紡織品的多邊協議可能會對東南亞國家造成一些影響，在這一方面，東南亞國家必須要面對挑戰，就像同中國所面對的挑戰一樣，因為中國必須要面對金融改革的挑戰。

　　大衛·羅賓遜總結說，“目前，對主要的國家來說，側重于國內政策時，要更加注意。有時候，政策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搖擺。我們可以看到，歐元在下降，這些問題我們可以討論，但是有些問題卻是不好討論，不可以討論的。面對全球經濟放緩，從國內角度來說，是不是削減或者降低利率就是一個很好的做法呢？這方面的情況的確非常復雜。”

　　全球經濟放緩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第三單元的討論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魯志強主持，主題為“中國經濟形勢展望”。兩位發言人均來自中國政府部門，一位是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先生，另一位是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先生。

　　魯志強副主任介紹說，“從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政府就執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樓繼偉先生參與了整個財政政策的制定過程。邱曉華是國家統計局的主要負責人和主要的經濟學家。他們兩個人的到會，可以說給我們提供了兩個非常富饒的資源”。

　　擔任評論的是亞洲開發銀行高級經濟顧問查爾斯·亞當斯先生，他曾經擔任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西半球北美高級經濟司政策發展研究評估主任、亞太部主任、國際資本市場研究部主任。

　　盡管各方對外部經濟增長放慢程度估計不一，或認為會較快恢復，或認為時間可能長些，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觀點鮮明——“全球經濟放緩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并不是非常大”。而且，“宏觀層面上，我們確實做不出太多的反映”。“現在，特別需要增加金融市場的活力”。

　　樓繼偉說，“財政要做兩個事情：一是確實使金融市場活躍起來，能夠給予企業增長更多的支持，在適當的時候，財政政策應當恢復它本來的平衡的面目，而不是長時期的擴張。從中長期來看，財政政策應該持謹慎的態度，以年度平衡為基點。第二，財政政策要支持一些企業退出市場。另外，支持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網，實施西部開發戰略、平衡地區經濟發展等。在提供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方面，金融領域應承擔更多的責任，財政所做的事情是增加社會凝聚力，增加社會安全感的基礎工作。”

　　為什么全球經濟放緩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不是非常大？樓繼偉認為原因有三：

　　一、中國是一個比較大的經濟體，二十多年來的改革和發展，實際增長基本是建立在國內需求的動員基礎之上。盡管最近幾年中國對外經濟發展非常快，外貿占GDP的比重也很高，但中國國內經濟的增長也非常快。因此，到目前看，中國的經濟增長需求主要來自于國內。

　　二、1997年年底，中國政府明確提出，中國經濟的發展要放在國內需求為基礎上。當然并不等于什么時候都要擴張國內需求，當通貨膨脹的時候，我們可以做相反的事情。但是，這個判斷是從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的角度判斷的。最近一段時間，針對外部經濟形勢不是非常有利的情況，中國政府采取了擴大內需的方針，這是針對目前情況的選擇。

　　三、從目前的經濟情況看，中國的國內需求是強勁的，消費需求始終強勁，投資需求在1998年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后，逐漸恢復，今年投資增長1—5月份大概是17.6%，增長也是非常好的。不是特別樂觀的是進出口方面，特別是進口增長高于出口的增長，這也是反映國內的需求強勁。這也是對國際經濟放緩中國的必然反應。因此，和世界銀行上午介紹的那樣，外部經濟的變化最多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只有一兩個百分點。

　　樓繼偉坦承，“我感覺，在宏觀層面上我們確實做不出太多的反映”。財政政策目前要從微觀層面著手。

　　他說，1998年，中國政府決定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當時我們主要采取了擴大基礎設施投資的一些措施，當時這些財政政策的投資乘數是很大的：大概如果財政的投資是1塊錢的話，可以帶動企業自己拿出5毛錢，可以帶動銀行拿出1塊錢，簡單地說，這個乘數可能是2.5，但是現在，這樣的項目越來越少了。

　　今年財政能夠擴張多少投資？樓繼偉的回答是1500億，“這個力度是歷年最大的，還不包括去年年底12月份當月撥出的300億人民幣。到目前為止，財政收入已經比去年同期增長了1450億，達到了預算所要求的目標。目前要做的事，就是要想辦法把這些資金大部分花出去，額外采取一些政策的余地也不是很大。”

　　樓繼偉說，從貨幣政策上講，中央銀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其實際的理念是想適度擴張一點。但是效果是沒有擴張出去，問題并不在中央銀行，而在一種什么樣的傳導機制，使得貨幣政策真正能夠實現適度的擴張。

　　他認為，從宏觀政策的兩大工具來說，確實沒有太多的調整余地。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考慮匯率。但是，匯率政策有雙重效果，雖鼓勵出口，可能也會擴大外部需求，但也增加中國政府和企業的償債成本。在外部需求放緩的情況下，調整匯率能夠起多大的作用，是值得懷疑的。因此，在宏觀層面上，這種反應是可以做的，但是作用并不是特別大。目前財政政策要從微觀方面著手，做好幾件事。

　　一、使金融市場能夠活躍起來，能夠給予企業增長更多的支持。一些新的企業，一些中小型企業，確實在其創業和生長的過程中，獲得的金融支持是不足的，而這些企業，恰恰是目前我們經濟增長作用很大的一個動力。適當的時候，財政政策應當恢復它的本來的平衡的面目，而不是長時期的擴張。從中長期來看，財政政策實行一個謹慎的態度，是以年度平衡為它的基點是同時配合以一個松的政策，當然這個松不是通貨膨脹的一種松。

　　二、支持一些企業退出市場。預計今年一些破產關閉的企業安置職工大概要花200億元，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三、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保障網，這必然需要財政的支持。國家實施西部開發戰略，很多的投資是不可能通過銀行的，而必須通過財政給予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

　　第四單元：應對全球經濟放緩的政策措施

　　中國宏觀政策的選擇

　　第四單元，以應對全球經濟放緩的政策措施為主題進行研討。中國證監會主席周小川說，在提到對中國經濟究竟是樂觀一點，還是悲觀一點的分析的時候，特別是作為中國經濟界來講，應該更多的有一點緊迫感，確實要做的事情應該抓緊去做，否則會有很多問題的。

　　他說，有些事雖然看起來我們開始做了，但并不等于真正走上一個正確的軌道，就真正能做成了。這里需要有一個非常清楚的思維的轉變，特別是從過去舊體制到新的體制，需要政府有一個比較長遠的觀點和非常準確的經濟分析，要對未來有一個很好的模擬。

　　周小川說，我們需要關注幾個問題，特別是中長期的問題，以便保持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長期的發展。

　　從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來講，歷來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相互配合，互相補償的這樣一個作用。因此，在經常項目方面，如果說有一定的困難，當然我們也是要盡最大努力，保持出口的勢頭。但是，在有一定困難的情況下，實際上就可以考慮在資本項目方面采取某種有所平衡的做法。

　　中國實際上在資本項目中還是可以有一種比較大的短期資本輸出存在，通過一定的措施來減少短期資本的輸出，作為階段性改進國際收支平衡是有好處的。在國內資本市場中，十五屆五中全會以及最近朱總理在人代會上的報告中都提到了，要通過收購、兼并投資基金、證券等多種新的方式來探索增加吸引外資。

　　關注老齡化問題和銀行體系的健康發展

　　周小川說，中國需要在中長期發展中注意我們所面臨的老齡化問題和銀行體系的健康發展的問題。他說，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和日本有些相近，日本高速成長30年以后，就進入一個放緩的階段，后來就是一個停滯的階段，這里有各種原因，也和日本的老齡化有很大的關系，特別是和金融系統的不良資產有關系。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雖然從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到今年已經是連續20多年高速度增長，離高速增長三十年也差得不遠。從中國未來出現的老齡化問題很可能和日本相似，甚至有可能由于獨生子女政策等等比日本還會更厲害一些。從銀行體系來講，我們也是從改革轉軌期間積累了比較大的銀行不良資產，這兩項關系將來會不會成為影響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一個因素，需要非常認真地研究和重視。

　　挖掘經濟增長的潛力至關重要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郭樹清說，在目前面臨的情況來說，最謹慎而且惟一正確的回答就是進一步擴大內需，增加投資，增加消費。充分挖掘經濟增長中的巨大潛力。同時，也盡最大努力增加出口。

　　說到潛力，郭樹清說，首先中國的工業、制造業盡管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和發達國家比，還是個低水平，目前大量的出口還不是那么多的高技術的，或者說資本和技術密集度比較高的產品，而是勞動密集型的產品。農業現在雖然出現了過剩，但是還是一個低水平的過剩。

　　從服務業看，也就是廣義的服務業，包括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金融、保險、投資咨詢、法律顧問、各種市場中介組織等，實質上還是一個供給不足的行業。因此，在幾乎所有的服務業領域里，我們都有很大的發展余地。

　　從基礎設施建設來說，中國現在高速公路的水平還是非常低的，西部，包括中部和東部，很多國道還是土路、沙石路；鐵路增長速度很快，但鐵路網的密度還差得很多。能源方面，人均擁有的電力裝機的水平與美國差6倍，和俄羅斯差8倍。

　　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十五”計劃要求污水處理能夠達到50%的目標，許多省達到這一處理率是非常困難的。城市的道路、住宅，尤其是住宅建設還是一個重要的支柱。可以想象，中國的住宅大概還有100年的時間可以去繁榮、可以去發展。此外，還有西部開發，還有生態環保，這個潛力都是很大的。

　　應研究中國經濟最低增長率的限度的承受程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張立群說，世界經濟放緩，對于中國經濟的影響，從前面各位專家發言來看的話，有可能在一個百分點，或者大于一個百分點就是最壞的可能。如果說中國經濟低于7%的話，中國的經濟和社會能不能承受這樣一個增長率。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現在很重要的，第一個是要具體研究中國經濟最低的增長率的限度能夠承受到什么程度，包括現在中國經濟增長，以后能夠在什么最低線上，保證最低線的增長，這對中國制定宏觀政策非常重要。

　　其次就是投融資體制改革的問題。現在擴大內需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投融資體制改革。中國的居民不僅是消費主體，而且也是重要的投資主體，但現在缺少一個組織機構，讓居民的產權能夠在生產投資過程當中體現出來。所以，投融資體制改革現在應該探討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怎么樣能夠讓居民的產權能夠通過一種社會化的形式，通過一種社會化的一些投融資的企業或者是機構，把他聯系起來，并且在生產和投資過程當中實現，這個可能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模式進一步完善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建議通過增加公共開支的方案促進公共開支和增加消費

　　如何做出一些宏觀政策的安排和如何開展一些結構的改革，馬庫思·羅德勒說，有兩點應該清楚：風險主要體現在中期，而且這些風險也很大，所以我們的政策導向主要是要解決那些潛在的問題，并且使得為今后的經濟發展保駕護航；與此同時，應該作好準備，以便來應付可能會進一步出現急劇惡化的外部環境，應該竭盡一切努力，以便讓宏觀政策更加有效。

　　關于宏觀政策的戰略選擇，馬庫思·羅德勒認為，第一，現在的宏觀政策它的位置基本是正確的，但是，如果是突然發生經濟變緩，那么建議中國應該通過一個增加公共開支的方案，來促進公共開支和增加消費，尤其是需要促進私營部門的活動；對公共開支的增加，如果發現有更多的收入，那么就要考慮如何來用掉這些資源。第二，對這種宏觀政策來講，應該更加擴大它的自由度，尤其需要一個更加獨立的貨幣政策；第三，需要繼續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在財政方面，應該保證使公共開支保持活力，另外，應該讓這種可以信賴的會計和財務年度的計算贏得大家的信賴，而且努力避免在銀行出現新的呆壞賬。對于這些問題，“我覺得中國需要增加額外的開支，主要用在哪些領域，來解決中長期的問題，比如養老金、社會保障和其他一些缺少資金支持的那些地區。”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尼古拉斯·斯特恩在午餐演講時提出，“從全球經濟放緩對中國產生宏觀方面的影響是巨大的，對中國經濟增長率產生1-2個百分點的影響，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影響，但也是一個適中的影響。如果針對經濟放緩實行過大的舉措和對策的話，就將會成為一個錯誤。但如果不對將產生的影響作出準備的話，那也將是一個錯誤。生活當中一個哲理就是希望最好，但為最壞作準備，認真地去考慮。”

　　他說，從一般的宏觀政策的角度來講，不管是從財政方面還是從貨幣方面，要作出比較大的對應政策的調整余地都是有限的，即便是有一點余地的話，時機也不是很好。他說，如果可以用宏觀經濟方面的一些政策作出調整的話，從財政角度，調整余地應該主要在擴大預算方面，而不是通過稅收的形式。如果對稅收進行大幅調整的話，會有一定的影響。如果從宏觀的變數的調整來考慮的話，就是在基礎設施支出方面的政策。

　　尼古拉斯·斯特恩認為，目前中國改革面臨的挑戰是，建立起適當的機構制度框架，其中有一個核心要點是投資環境。必須認識到，私營企業是將來創造就業機會的源動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處主任馬庫思·羅德勒認為，如果經濟進一步放緩的話，那么公共開支財政政策的刺激確實還是有必要的。因為這種放緩有的是可以容忍的，有的是政府不能容忍的，有一個度。這里并不是說，如果說只要增長率低于7%，政府就要采取財政刺激政策，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的改革應該是非常穩定的改革，而不僅僅受到一些因素的影響。

　　花旗銀行亞洲經濟和市場分析部總經理唐納德·漢那認為，應該建立一種穩定的財政的地位，這樣在現比較嚴重的問題的時候，這種有利的財政地位能夠幫助解決一些負面的財政困難。這個問題還涉及到另一個因素，也就是說要保障中國經濟中的私營部門。

　　關于貨幣政策與外匯政策的討論

　　在自由發言時，與會專家、代表就貨幣政策與外匯政策進行了討論。

　　就貨幣政策而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處主任馬庫思·羅德勒認為，盡管現在中國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還不夠盡善人意，但貨幣立場還是非常恰當的。

　　有關匯率的自由化問題，馬庫思·羅德勒說，任何靈活性都來自于實力。很顯然，如果擺脫所謂固定的匯率或持續固定的匯率，不能夠發生于困難時期、薄弱時期或者危機時期，如果以中國現在的立場邁向更加靈活的腳步的話，中國現在的市場還是比較堅強。第二，這種開放應該是漸進的，但是越早越好；另外，形勢可能會變壞，在匯率方面中國可能出現一種不盡如人意的情況，中國沒有什么其他的手段來進一步保持靈活性，在這方面，非常重要的是，應該建立這種工具，以便政府手里掌握和恢復這種工具。

　　他說，如果是匯率固定的話，這種情況維持越長就會發現，這種匯率本身帶來的意義就越大，甚至包括政治上的含義就越大，對經濟來講，并不一定有什么好處，而且希望中國應該避免這種代價昂貴的形式。

　　馬庫思·羅德勒說，中國應該逐步地漸進地開展這種放松，但是不應該在中國處于或者世界處于極動蕩的金融形勢當中，尤其像出現這種亞洲金融危機當中不能這樣做。他還說，應該盡量利用現有措施，而且利用現在銀行的形式，能夠讓銀行的匯率同中央銀行的利率聯系在一起，以便能夠盡量避免今后中國匯率的急劇浮動。

　　日本東京大學社會科學院教授河合正弘說，中國恐怕應該仔細地、認真地考慮一下，是不是搞一些靈活的匯率，可以往任何方向發展，而不是專門盯住美元的兌換率，因為中國的貿易伙伴也有各個國家，對這種貿易伙伴恐怕這樣考慮更有道理，其他的東亞國家他們已經轉向了這種靈活匯率政策，泰國、印度尼西亞、韓國、菲律賓，當日元比較弱的時候，他們允許自己國家的貨幣貶值，當日元恢復了他們原來的強勁勢頭的時候，他們也跟著走，當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同步，這種匯率的安排至少在目前來說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如果逐漸地走向更加靈活的匯率機制，“我認為中國仍然能夠保持穩定的匯率，恐怕不會是說光針對美國來談穩定不穩定，而是根據一攬子的主要貨幣來討論穩定與不穩定。”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尼古拉斯·斯特恩說，應該選擇合適的時機來調整匯率機制，而不要讓市場的力量為你選擇這個時間。不要說在危機出來以后再采取這樣的措施，現在就應該這樣做。就靈活性問題，實際上，更大的靈活性意味著更大的穩定性，因為更大的靈活性使得你們有更大的自由，使得有貨幣財政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在穩定方面更有效率。

　　在資本賬戶的放開方面，也應該小心，要首先解決金融行業的問題，然后再開放資本的項目，這就是過去幾年我們吸取的一些教訓。

　　關于匯率的問題，郭樹清認為，匯率的浮動這個沒有問題，但對于改善宏觀經濟條件有多大作用，還很難說。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處主任馬庫思·羅德勒在回答匯率應該升值還是貶值的問題時說，有人認為沒有必要大規模的讓它貶值，因為人民幣的價值沒有被定價過高，所以，資本賬戶沒有必要一下子放開，我同意這樣的觀點，即應該采取漸進的方式，就像改革一樣。與此同時，也同意周小川主席的話，這種改革確實是一個雞和蛋的問題，以極簡單的方式來說，就是要等一下，等所有的條件都準備好以后，然后我們再來讓中國的資本賬戶完全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