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好的新實驗

　　告別傳統的加工模式，這位飼料大王試圖打造一條中國獨一無二的養殖產業鏈

　　《環球企業家》 房煜

　　地處北緯29度的四川樂山，四季分明，雨量豐沛，年平均氣溫在16.5至18.0度之間。在大渡河蜿蜒而過，大涼山與四川盆地接壤處的沙灣區清坪村，有個一面靠山、三面臨水的幽靜之處，其間佇立著6棟錯落的樓房。居民是一群豬。小樓的一側安裝有升降機，仔豬坐電梯入住豬舍，成豬坐電梯出欄。2004年，在當地做生意的黃力將原本是水電站的職工宿舍樓改造成豬舍。看起來很奢侈，但這是值得的。2008年待宰活豬的價格曾經飆升至每公斤15.35元，若以此計算，年出欄6000頭生豬的黃年收入近千萬元。黃一舉還清了170萬元的貸款，還買了幾輛汽車，成了十里八鄉的名人。

　　長期以來，豬肉占中國人肉食的比例超過八成，作為最基礎、最具代表性的農產品之一，豬肉曾與小麥一道成為2007年年底通貨膨脹的急先鋒。隨著豬肉產業鏈上的利潤越來越向生豬飼養集中，中國畜牧業規模最大、同時也是最為分散的生豬飼養產業化時機也因此到來。中國有雨潤、雙匯、金鑼這些年屠宰、加工均在千萬頭生豬的農產品加工企業，但囿于地域限制，在生豬飼養上卻沒有全國性企業。基于此，生豬飼養的規模化堪稱是中國畜牧業能否真正產業化的試金石。

　　黃力所在的樂山市是養豬業的天然溫床。 即使在享有“四川豬、安天下”的四川，樂山市畜牧業產值占農業比重也比四川省平均值高10個百分點，2007年樂山出欄生豬達403萬頭，足可以滿足北京市1年的豬肉需求。2008年，中央財政給予每頭母豬50元的直接補貼，并統籌地方財政負擔生豬保險保費的80%，這極大激發了農民的養豬熱情。豬肉價格長達1年多居于歷史高位，巨大的財富聚合讓原本徘徊在主流商業視線之外的養豬業瞬間成為資本的吸水泵。

　　離小樓不遠的地方，是2008年11月剛剛改造完成的新式樓房豬舍，大約2400頭海波爾種豬將于2009年入住。比黃的豬更為奢侈，這些豬在懷孕、產子期間，都要乘電梯到特設的房間(如妊娠舍、分娩舍、保育舍)“休養”。 整個項目預計總投資3500萬元。新豬舍的主人之一是赫赫有名的四川新希望集團。

　　新希望的行動并不孤單。2008年7月，國內最大的食品生產商中糧集團收購美國最大的豬肉生產商和供應商—史密斯菲爾德公司(SFD)4.95%的股份。中糧表示， SFD在生豬養殖到肉制品銷售的完整產業鏈經驗，將幫助中糧進入生豬領域，并達成生豬產業鏈發展的遠景目標；生豬屠宰將達到2000萬頭的中國豬肉加工企業三巨頭之一的江蘇雨潤表示，將在2010年開始涉足生豬養殖；為了規避上游豬肉價格高漲帶來的利潤損失，中國生豬加工業的龍頭企業雙匯也已經投資建設一個年出欄20萬頭的養豬場。

　　樂山市政府也正在圖謀更大的畜牧業布局，他們認為，樂山市的生豬養殖規模完全可以再提高一倍—樂山市將有更多的養豬專業村，更多的農民不再靠幾畝田生活。若政府決心推動，這并非難事—自1978年開始全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同時并行的一條政策暗線是鼓勵土地集約化經營，全國各地鄉鎮一級政府曾推動建立各種各樣的蘋果、中藥、養殖專業村。

　　但始終有一個問題令熱衷集約化的政府官員頭疼—農產品頻繁陷入價格高漲—農民進入—豐收——價格回落的怪圈中來。政府既無力阻止農民在價格高漲時蜂擁而入，也無法敏銳判斷市場行情的變化。這致使葉圣陶《多收了三五斗》中所描繪的20世紀30年代中國農民豐年成災的故事不斷上演。

　　“豬肉的價格波動通常以18個月為一個周期，誰也不能對抗這個規律。”黃力自己就親身經歷了令他終身難忘的周期：在入行最初的兩年里，豬肉價格行情一路走低，黃力幾乎虧掉家底，并一度想退出這個看起來糟糕透頂的行業。現在他似乎又看到了周期來臨的信號—豬肉價格高企和國家的直接補貼會加速生豬養殖規模的擴大，也同時預示著豬肉價格谷底的來臨。若此，整體養殖規模雖大，但散落于各處的個體養殖者往往損失慘重。

　　長時間以來，政府部門試圖為農民尋找“保險可靠”的長期買家來規避這一問題。樂山市政府曾引進了一家農業龍頭企業，但豬肉行情好時，養殖戶就把生豬賣給市場上出價高的人，行情不好的時候，才肯賣給這家企業。企業無利可圖，最終退出了樂山。

　　顯然，并不是一個長期訂單就可以讓養殖戶和企業實現雙贏。在幫助農民規避市場波動的同時，企業也在時刻面臨對方違約的風險，若要控制上游養殖，功夫需要在訂單之外。

　　2007年底的一天，四川省樂山市畜牧食品局黨組書記、局長劉洪研接到一個赴山東考察養豬的邀請，發邀請者正是新希望集團。2005年并入新希望版圖的六和集團早在5年前就開始在山東推行一種新的合作養殖模式—“六方合作養豬模式”，將政府、企業、農民組成的養豬合作社，與銀行、屠宰加工企業、保險公司組成一個共生的生態系統。這一模式實現技術統一，屠宰統一，市場銷售統一等方式運作，并且采取保護價收購。

　　回到樂山后，劉洪研和市里相關領導迅速開會形成決議：引新希望集團進樂山。雙方經過協商最終達成構建一個復雜的養豬共生體系的協議。此時豬肉價格伴隨糧食價格迅速走低已經從高峰期開始松動，而大量的投資者仍在爭相進入，可以想見豬肉正在走向一個低谷—農民能否擺脫周期頑疾的噩夢，新希望的商業價值能否得到實現，皆需經過重重考驗。

　　無處不在的“合伙人” 2008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時，從長安街到人民大會堂短短5分鐘的路程，劉永好走了1個多小時，記者把他圍住反復追問：豬肉價格為什么這么高？此時的劉永好已經從“飼料大王”，變成人所共知的“養豬大王”。

　　2005年4月新希望收購山東六合集團50%股權，后者的幾十個飼養、屠宰以及獸藥公司一舉填充了新希望飼料和食品加工之間的斷層。新希望后又將主營屠宰生豬和肉制品生產經營的北京千禧鶴公司收歸旗下。至此，四川新希望集團已覆蓋生豬的養殖、飼料、獸藥、屠宰、加工、銷售的完整產業鏈。

　　劉永好試圖把新希望從簡單的飼料供應商發展成為養殖產業鏈的運營商，由新希望在各個環節上充當養殖者的“合伙人”。

　　2008年中，新希望樂山農牧公司總經理胡永總在樂山就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黃力樓房豬舍的附近建立起海波爾種豬場，這里周圍500米范圍內無農家戶和養殖戶，是一個天然的隔離防疫環境，同時也是新希望發動整個產業鏈的起點。新希望于2006年啟動了一個計劃—4年內在四川和山東投資建設兩個核心豬場以及20個純種擴繁場，支持合作伙伴建立180個父母代豬場，600個母豬飼養區，1200個標準化、安全化生產優質肉豬的養殖園區。目前新希望已經建立了四川江油和山東海洋兩個商品豬養殖基地。同時，新希望還投資上億元對四川的中國名豬榮昌豬進行了保種。

　　按照設想， 加入新希望生豬產業鏈的養殖戶，將統一使用新希望從國外引進的良種豬苗。新希望將商品代子豬以略低于市場價的價格賣給合作養殖戶，并與養殖戶合作建設種豬的擴繁場。這將大大降低養殖戶在種豬上的投入—通常占整個養豬成本的最大頭。

　　看起來很誘人，但關鍵是農民能參與進來，其中障礙重重。以黃力豬舍附近的養豬專業村為例，該村每年需要300 多萬元流動資金，其中80% 以上是通過民間借貸形式獲得，信貸部門每年僅提供20萬至30萬元的小額信貸，無異于杯水車薪。

　　樂山的養豬大戶王世忠對此頗有體會。早年王世忠在當地做一些小生意，到2005年時，王只有10幾頭豬—僅靠自身滾動發展他很難從周圍養殖戶中脫穎而出。在資金周轉困難時，王世忠也曾去找銀行貸款。但他隨即了解到，只有擁有一定資產做抵押，銀行才肯放貸，“現在上面政策緊，銀行業不會貸給你一塊錢。”別人勸他死了這條心。

　　現在，他的難題則可迎刃而解。新希望集團和樂山市政府共同成立了樂山新興農牧擔保公司，注冊資本2000萬元人民幣，其中新希望出資1200萬，樂山市政府出資800萬。此前，新希望已經以獨資或者合資等方式建立了9個養殖業擔保公司，專為產業鏈中的養殖戶提供貸款擔保。 當王世忠需要購買新希望的種豬和飼料時，可以通過合作社的名義向擔保公司提出貸款擔保—單筆貸款可達幾百萬元。新希望農牧公司收到錢后，為合作社直接配送飼料—由于取消了經銷商的中間環節，農民獲得飼料的價格要低于市場平均水平。

　　擔保公司只對有法人資質的公司或者合作社提供擔保，不直接面對散戶。這一做法的背景是，自2007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合作社法》正式實施后，農民自發組織的農業合作社已經可以拿到企業法人執照—這意味著他們能夠以法人名義對外簽訂合同，開發票，甚至成為貸款主體。

　　早在2006年王世忠就將一些和他身處同樣困境的養殖戶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合作社”，彼此不僅一起可以交流養豬心得，還可以以集體的名義去找買家。不過當時政策障礙依然存在，合作社沒有法人資格，實際上一直扮演著“行業協會”的角色。 起初只有20幾戶參與王的合作社，為了擴大合作社的規模和影響力，他主動拉別人“入伙”，卻常被人懷疑是騙子。

　　這并不是王想要的，他希望能以“組織”的名義給大家貸到錢，對外簽訂銷售合同。2008年6月，王的合作社從當地工商局拿到了法人營業執照，他們終于不用灰頭土臉地出去和人談判了。

　　胡永總還給王世忠額外提供了一份保障。新希望與人保財險樂山市分公司簽訂了協議，為新希望產業鏈上的養殖戶提供保險。育肥豬每頭保額為800元，能繁母豬每年保額為2000元。此前財政部出臺政策，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負擔保費的80%，養殖戶只需支付20%保費即可。現在，新希望又為這20%保費埋單。

　　合作社成員還可以得到新希望專家免費技術服務。在引種前，指導圈舍修建、改建；引種后，幫助隔離、觀察，適應性繁育，定期指導免疫程序。

　　王世忠算了一筆賬，新希望的產業鏈將為農戶每養一頭豬節約50至100元，占每頭豬利潤的約1/3。但他最關心的是，新希望以什么方式來進行收購。

　　這恰恰是整個生態鏈最重要的一環，新希望通過兩種方式解決生豬價格的波動。其一是保值回收，利潤分成：當生豬市場價格低于農戶全部養殖成本時，新希望集團將為農戶的虧損埋單60%。而生豬市場價格高于農戶養殖成本時，新希望集團將保證比市場價格再高1塊錢收購。作為農戶各個環節上的合伙人，新希望參與農戶賣豬部分收益的分配；第二種方式為保本回收，新希望集團和農戶提前簽署協議，約定好生豬回購價格。 這一合作養豬模式不僅將新希望和樂山農民聯結在一起，地方政府亦在其中找到了合作的動力。“在我們拿到的利潤里，政府可以獲得25%的稅收。”胡永總說。確實如此，為了便于溝通，劉洪研特意將樂山市畜牧局辦公樓的二層騰出來大部分，作為新希望樂山公司的辦公地點。

　　二者共同制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2013年以前，新希望自主投資10億元，并聯合帶動投入2-3個億；2013年，在新希望的產業鏈體系內，達到新增150萬頭優質肉豬生產能力；為樂山市培育25萬頭良種母豬，幫助樂山建成加工一百萬頭以上的屠宰加工企業；幫助樂山搭建生豬期貨平臺，實現先有訂單后養豬。

　　現在，王世忠的豬出欄量已達到1000多頭，有母豬120頭。合作社下的每一個養殖戶，都有比較規范的養豬場。 這兩年，老王開始收到越來越多的入會申請，但他對入會的審查越來越嚴。“新希望來了后，貸款和銷路都有保證了，但我得保證每戶最少有20頭以上規模，沒有規模不經濟。”

　　離王世忠的合作社不遠有一個現代化的豬舍，是王世忠努力的標桿。想進入高墻環繞的豬舍需接受兩分鐘的紫外線燈殺毒洗禮。這個年出欄幾千頭商品豬的偌大豬舍，只有雇來的兩位老人照看。在豬舍的門口，懸掛著這個豬場的分管高級畜牧師和獸醫的照片和名字—當地政府給每家豬場分配專業技術人員。豬舍墻壁上有個向外伸出的半圓型鐵管，上面有一個可活動的“金屬舌頭”，豬只要含住它向下用力，水就會自動流出來。而在豬舍的墻上，有一條沼氣輸送管，豬糞制成的沼氣，可供看豬舍的人做飯、取暖。像這樣的豬場，在樂山市市區共有88個。

　　新希望的種豬場將推廣更為先進的模式。“我們引進了美國的設備，然后把它國產化，自動跟料跟水，一棟豬舍，可以最多養到1800頭豬，一個人最多可以管七棟。”胡永總說。 另一端

　　覆蓋整個產業鏈的好處對新希望而言是顯而易見的，不管豬肉價格走高還是走低，新希望總有一個環節能夠獲得超額利潤，大大降低了把利潤“放在一個籃子里”的風險，而農民利益也因生態鏈的均衡而得以規避周期損失。

　　2006年前，劉永好曾一度醉心于多元化經營，涉足金融、地產、鋼鐵、鋁業等領域。2006年，劉永好宣布開始回歸主業—農牧業。在多次出國考察的過程中有兩家美國農業公司讓劉永好深有觸動。一家是史密斯菲爾德公司，通過走養殖、屠宰、生產一條龍的產業化道路，已實現年產值100多億美元。另一家是泰森公司，通過打造禽業產業鏈，也達到了上百億美元的規模。這兩家公司的共同之處—打造連接上下游的產業鏈。

　　對于新希望集團而言，進行產業一體化，亦是“不得不做”，其老本行飼料業已成明日黃花。2006年，全國飼料總產量達到1.1億噸，年增長率為3.05%，創下近10年來的最低紀錄。 但產業鏈的構建也遠非坦途。豬肉的同一個價格，在產業鏈的一頭一尾卻是悲喜兩重天。成都希望食品有限公司總經理周再勇的感受最為直接，他負責生產“美好’牌高溫火腿腸和低溫肉制品。正是新希望產業鏈的最前端。 周2007年8月上任時，全國豬肉價格正在高位，和上游生豬和飼料部門同事的興高采烈截然相反，高漲的肉價吞噬著周再勇“美好”火腿腸的利潤。

　　不過，這場變革讓周再勇成了新希望生豬事業部的發動機。打造產業鏈說到底是要幫助農民的豬找到市場，而“美好”火腿腸無疑對市場行情更為了解。“在超市，我不僅會看肉類品價格和銷售狀況，也會看乳制品，看其它日常消費品的消費狀況。”周再勇通過自己多年做快速消費品的經驗，能夠及時發現消費者的購買力變化，并將信息提供給集團，作為整體的決策參考。

　　原本聯系很少的飼料廠廠長們三天兩頭給他打電話“聯絡感情”，他們覺得周再勇離終端市場近，可以更快地發現問題。

　　現在，周再勇的豬肉原料有三分之二來自新希望的生豬系統，這使得“討價還價”的內戰經常上演。在食品安全問題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如果整條產業鏈打造成功，將大大降低希望美好食品的安全風險。但繼續降低對外采購比例的前提是，周所在的下游部門的利益與整個生豬鏈統一，否則“屁股決定腦袋”，周只能扮演兄弟企業的“價格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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