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的超級時代(2)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02日 18:04 《環球企業家》雜志

　　壽光之變

　　中國再次對土地作出的驚天大變革，給這座一度領改革風氣之先的蔬菜之城會帶來什么

　　《環球企業家》岳淼

　　1988年春節，讓山東省壽光市三元朱村村支書王樂義震撼不已的是幾根頂花帶刺的鮮黃瓜—他的堂弟王新民在外販賣了六箱黃瓜就掙回了一輛摩托車。這種高品質黃瓜是遼寧省大連市瓦房店一名叫韓永山的農民建造的塑料大棚產出來的，盡管壽光當地也有蔬菜大棚，但燒煤加熱的成本卻讓本地農民無利可圖。幾天后，王樂義決定北上取經。

　　王樂義向韓永山講了拜師學藝的想法，韓永山的拒絕很直接—自己和同伴做了200多次試驗才成功，“我們訂了同盟，誰也不外傳，我姐夫來學我都不教他。”半個月后，王帶領10多名村民又去了瓦房店，軟磨硬泡之下，韓終于同意傳授手藝。

　　住在東北寒冷的小招待所里，王樂義想到的是更大的商業機會：組織村民搞蔬菜大棚，生產返季蔬菜，讓土地生產出更高的商業利潤。這一想法在日后獲得了豐厚的回報。第二年春節，王樂義組織17名村民建起了大棚，其出產的黃瓜每斤賣到了10元的天價，每個大棚獲得接近3萬元的收入，而當時種玉米，每畝地只有兩三百元的收益。巨大的示范效應引來了農民們的群起效仿。時至今日，壽光的大棚數量超過35萬個，最高峰時，曾占據北京、天津四成以上的冬季蔬菜市場，年產量高達430萬噸。如果將這些蔬菜全部用標準火車貨廂裝載，其長度將超過一千公里。

　　即便是借助于如此簡單的土地整合利用，以及尚顯初級的物流、交易配套服務，壽光如今也很快成為中國屈指可數的大型蔬菜產銷基地之一。這里容納了近6000名蔬菜經紀人和一座中國最大的蔬菜批發市場，連續舉辦9年的壽光蔬菜博覽會在2008年時實現貿易額202億元。這些驚人的數字改變了許多投資者對農業─這一中國最古老經濟的看法，也讓市場看到了中國有限的耕地面積仍然蘊藏著另一個巨大的機會：由土地的集約化和產業化使用所帶來的規模效益。

　　中國在30年前將土地包產到戶，這一政策在很長時間內成功地重新激活了這一產業。但由此帶來的問題是，分散的種植使得單位面積的產出收益大大降低，并且難以做到對食品安全性的監管。中國每個農戶平均耕種的土地不足0.8公頃，而美國的農場平均規模為173公頃。中國于2008年10月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一項重大政策指引就是，政府將建立農村土地使用權交易市場，鼓勵土地承包權的流轉。分析人士相信，此舉不僅將大大推進土地集約化、農業產業化的步伐，而且也使農民能更容易獲得資金。這一集中的目標不是恢復過去效率低下的人民公社型態，而是建立類似西方那樣的大型現代農場的雛形。毫無疑問，一場中國農業的新革命已經啟幕。蔬菜之城

　　現年42歲的劉樹生見證了壽光這座蔬菜城市的變遷。他清楚地記得，1983年時，他家的田地產出了七八千斤的白菜，但由于供過于求以及缺乏銷售渠道，只能眼看著白菜一點一點的爛掉。“帶棵大白菜到公路上截車，含著眼淚問人家要白菜不，人家說‘不要不要’。”那種把一年的收成和命運只能交給天氣和土地的慘痛經歷讓劉至今記憶猶新。現在，劉在壽光蔬菜批發市場經營著一家名為福真蔬菜購銷處的小店鋪。生意相當艱苦。多年來，劉樹生保持著常人無法忍受的作息習慣，每天凌晨三點鐘就必須起床，招呼雇來的司機和幫工前往壽光的各個鄉鎮，那里星羅棋布著30多個蔬菜收購點。幾十年來伴隨他的是風濕病、關節炎以及無法避免的凍瘡。“我對這里太熟悉了，閉著眼睛也能把每個村產些什么品種一個不落地背出來。我和村子里的每一個人都打過交道。”劉樹生告訴《環球企業家》。由新興的農村自建住宅群和白茫茫的塑料大棚構成的這片平原景象，與幾十公里之外高樓林立的城市形成了對比。從表面看，這里與中國其它鄉村別無二致，但是停放在村頭的眾多私家車卻會提醒你，這里是中國農村的富庶地之一。早晨六點的壽光，田野里空氣清新，本刊記者在一條鄉村小路上遇到了開著農用車的張小美，車上滿載著剛剛摘下的新鮮黃瓜，將以1.4元的收購價賣出。在一個簍子里單獨存放的黃瓜，僅僅是因為尖部的花蕊被碰掉了，只能以0.6元的價格便宜處理。位于李屯村的蔬菜收購點是劉樹生此行的目的地之一。這里盡管條件簡陋，但交易成熟度卻令人嘆為觀止—在短短幾個小時的交易時間內，其收購價格浮動范圍就達到了0.5元。10多位和劉樹生一樣的蔬菜經紀人參與競購，決定價格的因素是蔬菜品種、外觀質量、大小均勻度以及色澤。一種在當地名為“白刺”的黃瓜可以比“黑刺”每斤多賣0.3元—以每畝3萬斤的產量計算，這一差異相當驚人。“現在農戶都拼蔬菜的科技含量、產量以及品種，同樣的大棚收入可以差一倍。”劉樹生說。通常，他要忙到下午3點才能回到位于壽光蔬菜批發市場的店鋪內，然后張羅著將蔬菜裝上貨車發送到杭州、南通以及合肥等地。在他面積不大的辦公室內，堆滿了各式各樣的牌匾，記錄著劉一個又一個值得艷羨的交易記錄。“牌子不值錢，值錢的是做生意的嗅覺和信用。”劉說，“在這個市場上，只要你欺騙過一次，所有的人都不會再和你做生意。” 類似劉樹生這樣的蔬菜經紀人在壽光蔬菜批發市場有近6000名，他們構成了整個壽光蔬菜產業鏈上的重要一環：提供交易及物流的平臺。去年，這個市場完成了216億元銷售額，交易量超過30億千克，今年預計交易額可高達300多億元。同時，一個更為嶄新的現代化批發交易市場即將在明年落成，占地面積超過1800畝，是20年前這一市場起步時的300倍。很長時間以來，它成為緊鄰各蔬菜產區的“中央車站”，包括南部 8萬畝韭菜基地，中南部35萬畝大棚蔬菜，以及6萬畝食用菌基地和20萬畝露天蔬菜生產基地，這里的蒜苔倉儲量占到了全國的1/3。緊鄰蔬菜批發市場的巷村，全村60%以上的人從事相關生意，僅重型卡車就有200多部。

　　現代零售業已經為當地的農業整合和提高設備投資規模創造相應條件，從而提高農業生產率。過去10年中，壽光蔬菜產品的出口量已經翻番。農產品加工企業或許已經迅猛發展，但它僅僅剛開始觸及中國龐大農業基礎的邊緣。一些人開始擔心中國農村產權不明確，引入農產品加工企業可能導致對小農戶權益的進一步侵害，從而加劇農村貧困和社會緊張。長久以來，和中國其它地方一樣，壽光的農地多數都分成小塊，對于集體化、工業化運作農產品加工企業給農村生活帶來的影響，農民們也心存疑慮。“農業產業化和土地集中是未來的趨勢。”壽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園副主任王啟龍對《環球企業家》說。在他看來，壽光農業由于處于土地分散狀態，人均耕地面積只有1.5畝，一個家庭擁有土地最多也不過5到6畝。這種小面積、小規模經營，造成了高成本和低效率，“要讓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壽光市從2001年開始進行土地流轉試驗，采用土地使用權“反租倒包”的辦法，即村委會集體將農民一家一戶承包的未到期土地使用權收回來，然后租給村里的經營大戶使用，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這樣的安排，讓土地所有權仍歸屬國家，承包權仍歸農民，只是使用權實現了“流轉”，進而實現了土地的集中使用。

　　壽光當地有名的“蔬菜醫生”張硯祥就是這樣的“大戶”。他所擁有的硯祥有機蔬菜基地有一百多畝土地，就是兩年前從田柳鎮崔家莊30多戶農民手中以每畝1000斤小麥的價格租賃來的，期限為15年。租賃過程并沒有大費周章—農民的賬算得很明白：1400斤的小麥畝產量刨去農藥化肥等，每畝地凈賺700至800元，若計入雇傭其他農民工的費用，并不賺錢。真正花費氣力的是將一片此前的麥地改造成適合蔬菜生長的大棚地，雇來的挖掘機整整挖了3個月，才把此前厚度達70厘米的肥沃的耕種層全部挖去，這讓當地農民很不理解。張的解釋是這些土壤經年累月被化肥和農藥“污染”了。他還打了一口深達兩百米的水井以用于灌溉，避免重金屬超標。張煞費苦心地建立檔案，對每個大棚進行統一編號，詳細記錄從種植到收獲的每一個主要環節，特別是要詳細記錄用藥的名稱、來源、用法、用量和使用時間，把所有的信息輸入條形碼，確保有據可查。工人所記錄的表格則掛在大棚內的鐵絲上，上肥、噴藥的時間、名稱、用量等一目了然。

　　進入張硯祥的蔬菜大棚需要穿過一條墻壁厚度超過五米的巷道，然后才能見到保持28攝氏度恒溫的溫室和生機盎然的西紅柿們。“這里不用任何化肥和農藥。”趙素芹說，趙管理著30多位工人。整個有機農場有70個標準足球場那么大。

　　冬日大棚里的勞作堪稱枯燥，每天早上八點，工人們將覆蓋在大棚上的草簾收起，下午3點放下。眼下正是西紅柿上市的季節，但讓趙素芹感到憂心忡忡的是收購者還沒有大批出現。趙的擔心并非毫無道理，事實上就在去年，有機基地就曾經接二連三地遭受到巨大的打擊。首當其沖的是成本太高所導致的銷售難題，比如有機西瓜，其批發價只有在5至6元/斤才有利可圖─僅一粒西瓜種子就需要0.4元。“壓力以及每一件與土地相關的事情都會讓你筋疲力盡。”張硯祥對《環球企業家》說。

　　超級農場夢想

　　從崔家莊到三元朱村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如果沿著鄉村公路走，仿佛走過了兩個農村世界。前一個是矮舊殘破的平房，寂寞地躲在膠東的丘陵地帶，悄無聲息了數十年；三元朱村則具備了現代農村的雛形，這個以冬暖式蔬菜大棚發祥地聞名的村子如今已經是山東省唯一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示范村，與城市別無二致，寬闊的水泥馬路、迷人的綠化以及精心裝扮的鄉村別墅。這兩種景象隱晦地揭示了中國農村軀體的兩面。

　　三元朱村村委會副主任王學軍穿著一身條紋西服，只是沒有打領帶。與張硯祥這類基地化、公司化管理的模式不同，王領導的村子更多地依賴松散的專業合作社來進行統一管理。 2007年，三元朱村成立了樂義蔬菜專業合作社。加入合作社首先的一個好處是貸款方面的便利，當地農村信用社對合作社該行采取差異化支持策略，根據農戶和合作社實際需求確定不同的授信額度，對一般農戶授信10萬元，形成規模農戶授信30萬至60萬元，對專業合作社最高授信150萬元不等。參加合作社的農戶，其運營模式實行公司＋基地＋農戶的種植模式，由基地實行統一供種(苗)、統一管理、統一標準，蔬菜從大棚里產出后，每一批貨都要通過公司的檢測后，才能送達配送車間，在配送車間進行包裝。而且，在蔬菜包裝箱上，印著公司標識，每箱里還附著一張“綠卡”，卡上注明了產地村、責任農民的姓名、日期、有關檢測數據。

　　對大多數三元朱村民而言，合作社更像是一個事無巨細的輸血者，它每年提供農膜250噸以及價值100萬元的種子和農藥。與外部的零售渠道相比，這里購買更方便，村子中甚至有一個超過1500平米的農資超市，不僅貨真價實，而且價格甚至比二級經銷商的價格還便宜5%。經營這個超市的村委會每年可以有接近25萬元的集體收入。

　　這種農資超市更像臍帶，把適合生產的農資以低價反哺農民，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種科技示范效用，那些優良的品種和種植方法可以率先在超市內得到優先推廣。就黃瓜種植而言，一個管理得當的大棚每年可以收入超過10萬元，差的只有五六萬元，如果品種使用不當，則可能減產一半。不同品種之間的種植比較便利了農民之間就大棚技術進行相互交流。“這種個體分散種植的多樣性增加了農民學習的積極性，如果都是集體統一種植統一管理，農民的積極性可能不會高。”山東省蔬菜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許美榮說。

　　每天上午5點到7點，村南頭擠滿了前來收購的菜販們，四分之三的蔬菜就此銷售出去，只有四分之一的蔬菜被合作社收購了。事實上，早在2003年，三元朱村的蔬菜就已經進入了家樂福等大型超市的采購體系。但是由于村里的土地依然是分散制管理，每戶農民種植蔬菜的種類都不盡相同，無法實現大規模收購。村委會建立了蔬菜加工車間，最高峰的時候有超過80名工人能夠加工50噸蔬菜，但眼下正是淡季，只有不到一半的工人在生產，其產量也不到20噸。

　　“最大的問題是訂單無法持續。有時候每天的訂單只有一噸半噸，無法形成規模，因此質量好，未必能夠買上好價格。”王學成說。這些收購來的蔬菜通常比市價高50%以上，但如果滯銷，根據合同則會有大約10%的蔬菜被回購，如此一來，每斤蔬菜的利潤也僅僅只有兩到三毛錢的利潤，這讓王學成很苦惱。村里的蔬菜加工廠一直想投資500萬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產品檔次，由于缺少強大的投資方以及缺乏抵押物，一直無法擴大再生產。建設一個有著更高附加值的蔬菜出口車間則更加遙不可及，它需要三千萬的投資。

　　對于一般農民來說，他們很難接受合作社的收購方式：每5到10天才交易一次，每一到兩個月才結算費用。“即使每斤便宜兩三毛錢，農民還是喜歡天天賣菜現款交易。”王學軍說，“但要走集約化道路，早晚要這么做。”

　　王坦言這一直是他的夢想，好處顯而易見：大規模的機械化能夠有效降低勞動強度，擴大高端蔬菜的市場占有率以及以更貼近市場要求的方式進行生產。鄰村已經出現了超過90人規模的專業施工隊，他甚至設想好了如何借助于施工隊來擺脫農民單個的經年累月的大棚作業。如果全村土地能夠集中，統一大棚管理、配送種子、農藥和化肥，就可以減少諸如蔬菜檢測等很多的麻煩。

　　這個想法顯然太超前了。在村里，王的提議反應寥寥。目前只有30%的農民同意以土地入股加入合作社。支持土地集約化的村民多數是年老體衰者，最直接的動機就是免除繁重的農活—村里有超過20%的農民有嚴重的關節炎和椎間盤突出癥。王曾經對進行規模化生產的投資成本做過核算，以三元朱村為例，如果將所有的土地進行標準化平整，將所有的大棚進行標準化改造，即使以每個大棚最低6000元的投資成本算，要想在村里實現集約化生產也需要大約1000萬元的投資費用。即使三元朱村相當富裕，顯然也無法籌措到如此多的錢。 “村民們在銀行的存款已經超過了2000萬，但從他們口袋里掏錢是不可能的。”王學軍抱怨說。難題在于，如何平衡農民的個人利益與集體的長期利益的關系。幾年前，村里對道路和電線都做了統一規劃，僅此一項花費就超過10萬元，即使占了碗口大的田地，被占地的村民們都有可能心存不滿，工作也因之而停滯。

　　但土地集中規劃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4年前，村里曾經進行過一次規模比較大的土地調整，將非標準的蔬菜大棚統一改造成標準大棚，這項改革持續了整整一年，那些此前耕種玉米和小麥的農民，在土地被調整后由村里統一以每年每平方米1.5元的價格給予補償。改革的效果顯而易見，調整后的大棚提高了產量和質量，一年多增加400萬元的收入，平均下來，每個村民都分到5000元。

　　中國最近推出的土地可流轉政策毫無疑問將加速農業產業化的進程，這也讓像龍大食品公司這樣的中國農業領先企業成為受惠者。龍大一直在山東和河南等地試圖將更多分散的農田集中起來，由此可以根據更科學的市場預測進行大規模種植，并要求農民以更先進的方式進行耕作，比如減少或放棄對農藥、化肥的依賴。顯然，規模化生產也讓公司對食品安全監管更有信心。“以前，龍大從數萬名農民那里收購原材料，但現在我們只有120家供應商─哪種方式更方便呢？”龍大食品的一位經理說。答案顯而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