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的超級時代

　　30年前推動歷史的分散承包模式正在阻礙這一古老經濟的產業化進程，土地流轉和商業力量正激活其無窮潛力

　　100年多來，美國土地工作者占比從50%下降到3%，伴隨而來的是美國式超級農場的誕生。農場主們開著飛機巡視土地，他們強大的農業協會保證農業得到國家財政最慷慨的補貼和強有力的外交支持。最顯赫的四大世界農業寡頭A(AMD)、B(美國邦基公司)、C(美國嘉吉公司)、D(法國路易達孚公司)中，美國人占其三。這些超級公司橫跨從種子到餐桌整個生產鏈條的生產、技術、加工和貿易，在世界主要農產品期貨市場中只手遮天。

　　100年后，大規模的土地集中出現在中國西北荒涼之地內蒙古、新疆，那些勇敢的拓荒者中間。他們開墾的連片土地，得到了政府的備案確權；他們天然把來之不易的土地視為財富，也更能接受土地之間的流轉。在這里，勇于進取的人開始擁有上千畝土地的“使用權”，仿若當年美國西部大開發的重演。

　　這是歷史重寫的一刻。

　　2008年10月份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在不改變土地用途的前提下，鼓勵農村土地流轉。在此之前的2007年，決策者將林業用地使用權由30年放寬到70年，且到期可續，成為事實上的“永包制”。接下來，這一模式將遲早覆蓋所有的土地形式—宅基地、灘涂、牧場、荒地直至最后的耕地。二者疊加，即永久“使用權”。

　　自1978年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山東、江蘇、浙江、廣東等地一直存在自然的土地流轉。看起來，土地流轉不過是對30年來中國農村已經普遍存在現象的一個追認—但洞悉中國改革史的人應該知道，中國歷次偉大制度性變革皆發軔于農村的草根試驗，對既往的肯定，實際上重鑄了下一個更深入自由探索的底線。

　　鼓勵流轉的同時，若干政策旨在加快城市化尤其是中小城市的發展，促進農民工在城市中享受與城市人的同等待遇，完善農村醫療和社會養老保險，凡此種種，皆在指向一個問題，承接那些離開土地的農民。

　　接下來，可以想見是一場波瀾壯闊的土地集中過程。將有越來越多的人離開土地走向城市，也有更多的人從城市扎根鄉土。土地的大規模集中和相關權益的進一步被承認，仍然是一個極其漫長和曲折的征程。而衡量進程的唯一標尺是市場。

　　基于此，我們更關注發生在土地流轉之前的種種先兆—若農業的專業化和產業化能夠得到市場的承認，如本刊專題中的陜西周至農民借助2007年獲得法人資格的農業合作社直接進入家樂福的采購渠道以及壽光蔬菜的大膽試驗，土地規模化和組織化將自然發生；若商業力量利用農村蘊藏的巨大活力，輔之以金融、技術和市場支持，如新希望在四川的養豬試驗，那么農民第三產業也將蓬勃而生，并可規避農業周期的傷害。囿于傳統文化和政治制度的限定，或許中國永遠都無法擁有像美國那樣的超級農場，但并不妨礙中國式超級農業的建立。 薩繆爾森曾經對他那個年代之前的100年世界農業作出判定：刨除物價上漲因素，農業始終處于一個下降的通道中，這蓋因農業效率不斷提高，需求卻四平八穩增長。但自2004年起，國際市場主要初級農產品價格先后轉為顯著的上升趨勢，且這一態勢在2006年開始明顯加快。小麥、玉米、大米、大豆價格相繼創造歷史紀錄。這源于世界糧食供求的微妙變化。近10年來，人口增加、經濟增長的加快提高了糧食的需求，而當氣候異常成為常態，耕地面積持續減少大大對沖了技術帶來的效率提升—糧食需求的增長總體上是供給增長的2倍，今后幾十年供需之間的差距將一步步拉大，直至拉升農業的長期價格曲線。

　　最有可能改變世界農業命運的是替代能源。自1970年代石油危機以來，技術的精進使得糧食制造的乙醇汽油可以充當工業的血液，也可以提煉出塑料、纖維以及藥。這讓糧食和秸稈有可能最終取代石油充當工業的基石，并就此改變農業千百年來完全依附于工業的格局。 中國農業的深入變革，正好處在世界農業格局嬗變的前夜。但饑饉記憶下的保守糧食戰略或將是阻礙中國步入超級農業的唯一障礙。2008年11月13日發布的中國首部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提出中國糧食自給率要穩定在95%以上。在此前，因為對糧食價格上漲的本能畏懼，中國叫停了糧食燃料乙醇，這使得中國雄心勃勃的燃料乙醇巨頭中糧集團眼下舉步維艱。

　　或許是千百年來已經習慣農業的廉價，世界并未準備好迎接一個昂貴而決定工業命運的超級農業。但這一點，卻是歷史的必然。

　　30年農村政策路線圖

　　1978

　　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會議指出，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亂加干涉

　　1980

　　9月27日，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肯定各地大膽探索建立的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和包工包產、聯產計酬等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

　　1983

　　10月12日，國務院發出《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通知》指出，隨著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現行農村政社合一(人民公社)的體制顯得很不適應，政社必須分開，建立鄉政府。鄉政府建立以后，建立鄉一級財政和相應的預決算制度，明確收入來源和開支范圍。

　　1984

　　1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1984年農村工作的通知》(第3個涉農的1號文件)，表示要繼續穩定和完善聯產承包責任制，延長土地承包期。允許農民和集體的資金自由地或有組織地流動，不受地區限制。

　　3月1日，國務院發文提出將社隊企業名稱改為鄉鎮企業。

　　1985

　　1月1日，《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即第4個涉農的1號文件)，改革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從1985年起，除個別品種外，國家不再向農民下達農產品統派購任務。 6月18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

　　1986

　　1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1986年農村工作的部署》(第5個涉農的1號文件)。為了保護和鼓勵農民生產和交售糧食的積極性，適當減少合同定購數量，擴大市場議價收購比重。

　　1月20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

　　1988

　　1月21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 9月28日，國務院頒布《關于化肥、農藥、農膜實行專營的決定》。

　　1990 12月份，十三屆七中全會指出，在有條件的地區，根據農民自愿，可以因地制宜，采取不同形式實行適度規模經營。

　　1992

　　3月18日，國務院批轉農業部《關于促進鄉鎮企業持續健康發展報告》，提出“八五”期間和今后10年，鄉鎮企業的發展，應繼續堅持以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結構。

　　1993

　　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改變現行的由國家統一調撥的辦法，逐步放開糧價，對糧食收購實行保護價，并對主要農業生產資料實行最高限價，以保護和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 7月2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

　　1994

　　6月8日，國務院批轉國家體改委《關于1994年經濟體制改革實施要點》。《要點》指出，1994年要以堅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延長耕地承包期和允許繼承開發性生產項目的承包經營權，允許土地使用權依法有償轉讓為重點。

　　1995

　　3月28日，國務院批轉農業部《關于穩定和完善土地承包關系的意見》。《意見》指出，在原承包合同期滿后續簽，把土地承包期再延長30年。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和不改變土地農用的前提下，對承包標的依法轉包、轉讓、互換、入股，其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但嚴禁擅自將耕地轉為非耕地。

　　1996

　　提出建立糧棉保護價格制度和農業保險制度，加快國家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體系建設。

　　1997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按照“明確所有權、穩定承包權、搞活使用權”的原則，建立土地流轉制度。要因地制宜，積極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重視培育“龍頭企業”。

　　2000

　　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在農村實行稅費改革的重大決策，并在安徽實行試點。農村稅費改革是繼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以來的又一重大改革。

　　2003

　　10月，以溫家寶總理為重慶農村婦女熊德明追討工錢為標志，全國掀起農民工工資清欠風暴。 2004

　　2月初，時隔18年之后，中共中央國務院再一次發出“三農”問題一號文件，要求穩定、完善和強化各項支農政策，力爭實現農民收入較快增長。

　　2006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自1月1日起廢止，9億農民徹底告別延續了2600年的“皇糧國稅”。2月17日，中國農民又告別農業特產稅和屠宰稅。

　　2月21日，第八個“三農”問題一號文件，提出要真正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

　　2007

　　1月底，第九個“三農”問題一號文件，提出把發展現代農業作為新農村建設的著力點。7月，國務院發出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將符合條件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納入保障范圍。

　　2008

　　7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決定在集體林地所有權不變的前提下，將林地經營權和林木所有權承包到戶，承包期為70年，期滿可以續包。

　　10月，十七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中共中央發布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重大原則，并提出要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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