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銀行股權賤賣的言論有著喚起人們關注中國銀行業改革走向的意圖，但其中的邏輯關系比較混亂，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不利于社會各界正確評價國有銀行乃至國有資產改革問題

　　王國剛 張躍文

　　始于1993年“整頓金融秩序”的中國銀行業市場化改革，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金融變革。15年來，中國銀行業改革取得了一系列積極而重要的成就。但中國國有銀行的改革也引起了海內外一些人的議論，從最初的對國有銀行看衰到2004年以后的“賤賣論”，各種說法不絕于耳。這些議論有著喚起人們關注中國銀行業改革走向的意圖，也包含了某種民族情緒，但其中一些議論觀點的邏輯關系比較混亂，存在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說法，不利于社會各界正確看待和評價國有銀行乃至國有資產改革問題，因此，有必要予以辨析。

　　歷史邏輯：國有銀行股權改革的背景

　　邏輯與歷史的一致性，是馬克思主義分析問題的一個基本方法。離開了國有銀行股權改革的歷史背景，就不可能弄清國有銀行股權改革過程中的復雜性、艱巨性和歷史意義。從1993～2003的11年間，國有銀行股權改革進程的各類情況大致可概括為五個方面。

　　國有銀行股權市場化改革的基礎工作

　　第一，制度建設。1992年10月，中國明確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1993年7月，中國開始實行以“整頓金融秩序”為題的金融改革，拉開了國有銀行股權改革的序幕。1993年12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把國家專業銀行辦成真正的國有商業銀行。1994年，組建了國家開發銀行等3家政策性銀行，由此，國有專業銀行轉變成了國有商業銀行。1995年7月，《商業銀行法》開始實施，國有銀行的商業化改革有了強有力的法律依據。1995年10月，《貸款通則》開始實施，過去通行的信用貸款退出了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抵押貸款和擔保貸款。

　　第二，補充資本金。1997年7月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為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國家通過發行特種國債的方式，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注入2700億元的資本金。此后，為了支持國有商業銀行的股權改革，在2003年12月30日又向建行和中行注入了450億美元的資本金。

　　第三，剝離不良資產。國有銀行為支持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向國有企業發放了大量貸款，通過貸款所形成的企業資產，優良的部分轉化成了國有企業資產，不良的部分大量滯留于國有銀行賬上。巨額不良貸款的存在，不僅嚴重制約了四大銀行商業化運作的展開，而且嚴重制約了它們的股權改革和公司制建設，為此，1999年，國家通過設立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從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中剝離出不良貸款1.4萬億元。

　　第四，精簡機構。機構盤雜、冗員甚多，是國有銀行的一大痼疾，嚴重影響了商業化運作的效率。1998年，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展開了精簡機構、裁減冗員的工作。

　　第五，迎接國際競爭。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為了迎接國際競爭的展開，在中國銀監會的指導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一方面努力優化資產質量、降低經營風險、展開金融創新、提高運作效率，另一方面，為公司制改革創造必要的條件。

　　海外對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前景的評價

　　在四大國有銀行改革過程中，尤其是在1998～2004年，海外諸多機構和學者對國有銀行改革的評價充斥著悲觀論調，主要表現有兩類：

　　第一，破產和危機。1997年10月美國《商業周刊》認為，四大銀行有著至少900億美元的不良資產，由此，在技術上已經破產。1998年2月，《經濟學家》雜志說，按照西方標準，中國國有銀行已破產3遍以上。2003年6月，標準普爾在題為《中國銀行觀察》的報告中認為，巨額壞賬已經引致四大國有銀行技術性破產。

　　與此同時，不少海外機構和學者認為，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的經營運作狀況表明中國發生金融危機已為時不遠了。1998年英國《經濟學家》雜志上一篇題為《紅色警報》的文章中認為：沒有人知道中國距出現全面的國內銀行危機還有多遠。但是，經濟進一步下滑肯定會加速危機的到來。2002年，穆迪公司在一份對中國銀行業展望的報告中認為，2007～2008年，是中國銀行業整個不良資產開始全面暴露并趨于峰值的敏感年份。

　　這些觀點反映了當時海外機構和學者按照西方標準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發展前景的看法，深刻影響著海外投資者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股權價值的評估。

　　第二，資信評級。鑒于海外機構和學者對中國銀行業的評價比較悲觀，在進行資信評級中，海外評級機構對中國主要商業銀行的資信評價都不高。即便到了2003年，主要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已明顯降低以后，標準普爾對這些銀行的最高評級也僅為BB+，還明顯低于公認的投資級水平(不僅如此，到了2006年，這一機構對中國主要商業銀行的評級最高也僅為“BBB+/正面/A-2”，依然沒有達到投資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