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至今，中國耕地減少了一億余畝，但糧食產量并未減少。原因何在？工業革命后，農業生產效率突破了原有極限，持續提高，這使得人類終于可能擺脫“馬爾薩斯陷阱”，而1978年后各種限制性制度的解除，使得中國農業可以自主選擇適用的技術，這個過程，本在上世紀初就已開始——化肥在西方推廣使用沒多久，中國就已開始引進。技術進步和制度改進使中國人30年未遇饑荒，而這一過程仍在持續。

　　我想強調的是，現代科技和制度使我們得以徹底擺脫糧食絕對匱乏威脅和困擾，不等于說一般意義上糧食問題不復存在，更不是說可以不重視糧食經濟政策和工作。現代開放經濟環境下我們面臨新一代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問題，如何繼續有效提升糧食生產能力并應對目前糧食和食品生產的制約因素，如何應對中短期價格波動對低收入人群可能帶來負面影響，需要確保越來越長食物生產供應鏈每個環節品質得到保證，都是需要認真解決的現代意義上糧食和食品安全問題。

　　南方周末：這次國際糧荒的恐慌中，我們看到中國政府在去年12月宣布暫停糧食出口，而國內媒體也對一些地方的糧食庫存產生懷疑，是不是情況仍有令人擔憂之處？

　　盧鋒：一些國家紛紛宣布限制糧食出口。一方面不讓出口，一方面增加進口，國際大米市場本身很薄，短時期內因為政策因素大幅增加需求和減少供給，價格不漲才怪呢！米價這么快上升，它是跟大家短期的貿易行為是有關系的。這類政策有利于各自短期利益解決，但是不利于包括各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整體利益，在這個意義上具有經濟學博弈論闡述的“囚犯困境”含義。

　　國際糧價如此上漲，中國國內的糧價仍相對較低，雖然減低了CPI的上漲壓力，但許多地方卻出現了農民賣糧難的問題。這樣的現象并不令人欣慰。如何看待這一輪物價上漲？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是結構性物價上漲問題，原因包括供給沖擊、成本推動等，半年一年后會逐步消失；一種認為是總量性問題，如貨幣擴張、總需求增長，因而難以指望某一部門的供求關系改善將CPI漲幅拉下來。我個人傾向認為，結構性因素確實有影響，然而從政策角度看，更應重視總量性因素作用。人為按住糧價或特定商品勞務價格，不是一個能根本解決問題的方法。

　　至于庫存數，有關部門一直不系統公布。總理溫家寶在4月初曾公開表示，我國糧食庫存充裕，約有1.5億-2億噸，按照5億噸的消費總量，這樣的庫存比例高達30%-40%，是國際糧農組織建議比例17%-18%的2倍。 我相信這個數字是可靠的。一些媒體看到的糧庫空庫，可能主要是地方儲備，在整體庫存中比例有限。

　　并不是庫存越多就越好。沒有一個國家完全通過庫存來保證糧食供求的絕對平衡，因為這樣的成本太高，無法支付。關于中國是否長期需要如此高比例的庫存量，有許多不同的意見。

　　南方周末：這次國際糧食價格上漲，中國目前并未受到太大沖擊，但在中短期，國內糧食價格還會上漲嗎？

　　盧鋒：如果放松出口限制，國內糧食價格受到國際高價刺激應會上升。從國內供求關系角度考慮，同樣存在不確定性因而難以準確預測。從歷史角度看，過去30年我國實際糧價趨勢走低。目前三種谷物平均價格已經顯著高于長期趨勢水平，說明這一輪相對價格調整已經大部完成。問題是階段性峰值要達到什么水平？如果假定新一輪糧價上漲峰值能夠達到上一輪1995年峰值，那末從時間序列數據看三種谷物價格還有近20%-25%上漲空間。當然，沒有把握假定糧食實際價格一定會再次達到1995年峰值，因為1995/96年之后糧食供求經歷了新中國歷史上最長的相對供大于求，說明那是一個超高的價位。另一方面實際糧價也有可能甚至顯著超過1995/96年，如果這一局面發生，一定是還有什么極為重要變數沒有進入我們觀察視野和分析模型。對于未來預測，我們只能抱有客觀和學習心態，通過持續觀察來認識經濟演變規律。但是依據現在情況看，我寧愿預測未來實際糧價上漲空間大概只有兩成左右。

　　目前討論糧價未來走勢還需要關注的是，無論從學理還是和已有經驗看，農產品價格上漲確會推動通貨膨脹，另外宏觀失衡通貨膨脹也可能刺激糧食等農產品價格上漲甚至超調。對這一點在我國農業政策史上有過教訓。忽視通脹環境可能反轉刺激提升糧價作用，是我國上世紀90年代中期糧食政策偏頗并導致幾千億元巨額財務窟窿的認識根源之一。因而如果宏觀總量性緊縮政策執行不到位，通貨膨脹持續加重并顯著改變農民對未來價格預期，農民存糧調節行為改變有可能導致短期糧食供求極大變化并推高市場糧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