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觀察

　　特區該作擔當者 不為世俗牟利人

　　中部“新特區”花落長沙、武漢時，一時喧囂的口水爭奪戰告一段落。與此同時，中原城市鄭州落選后流露失落之意，且表示“反思”。據悉，自重慶、成都成為“新特區”之后，全國曾有17個省市以各種名義也提出了新特區申請。不知當時各省是否都與鄭州一樣在反思總結。

　　前些年，一篇《深圳，你被誰拋棄》的網文引起了深圳從官方到民間的集體反思，至今被人稱道。在記者看來，中國的特區之路風風雨雨27年，時至今日，更應該在整體上作一些回顧與總結。

　　自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最早成立特區以來，至今全國一共有10多個經濟特區。有人提出，偌大一個中國，100個特區也不為多。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特區作用的邊際效應呈遞減之勢。

　　當然，深圳特區取得巨大成功是綜合因素所致，有毗鄰香港的地緣條件和開放條件，有人的問題，也有喝“頭啖湯”的優勢。我們自然也不能苛求所有的特區要像深圳那樣一觸即發，迅速崛起。

　　深圳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是，它契合了整個中國謀改革、求發展的宏大歷史背景。在當年思想和市場都處于禁錮狀態的前提下，深圳因為一下子打開了思想枷鎖、放開步子闖出一條路子來，其“爆發力”沖擊之大也就不難想象了。

　　當時的深圳，承擔了解放思想、放開手腳為全國做出一個榜樣的大任，即通俗所說的“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在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是需要發展經濟。其時，特區所指向“中國課題”與深圳的“地區課題”的訴求，本身是高度一致的。

　　今天，中國經濟發展成了全球第四大經濟體，發展經濟和解決相隨而來的各種社會問題相比較，前者變成一個相對容易實施的課題，而后者則日益緊迫地催促決策者加緊解決。

　　所以，成都、重慶特區被定義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是因為我們要解決一直以來沒有認真面對的“二元社會”、“城鄉差距”問題；而長(長沙)株(株洲)潭(湘潭)、武漢被定義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綜合試驗區”，則是要解決粗放發展和日益尖銳的環境問題。

　　但是，從紛紛擾擾的“申特”口水戰來看，各地方政府的認識并沒有上升到這個高度上來。大多都抱有挾特區之名“要政策、要項目、要財政支持”的算盤，這種意圖從好聽的角度說，也只能算是“謀一方經濟”。

　　從這一點來看，今日之特區與當時的深圳特區比較，地方的訴求(地區課題)與中央的訴求(中國課題)不但不具有對稱性，而且存在一定的錯位。

　　事實上，在當年的深圳，無論是中央的決策者，還是當時廣東、深圳的要員，都深知深圳開設特區不僅僅是機會，也同時要面對巨大的政治風險。

　　而今，從各地蜂擁而至爭當特區的局面來看，“特區”漸漸只具有一種單向的含義：改革者的擔當角色少見了，易之為世俗的牟利者之嫌增加了。

　　當年深圳作為特區，小平深知中國人要真正解放思想，必須讓一些具備一定條件的地方，讓一些敢闖敢為敢擔當的人，“殺出一條血路來！”目的是要給全國樹立一個解放思想的榜樣，其開啟改革智慧的精神價值要遠遠大于深圳一城之發展的現實意義。

　　其時，在人與制度的關系上，是人的能動性在推動制度的進步。但是，到了今天，我們在解決一些全國性問題、普遍性問題的時候，更多的需要來自制度上的智慧。

　　今天的諸多中國問題，其路徑不再是當年那樣指向膽量與魄力，也不能再過度依賴當年的思路，通過局部試驗來解決整體問題，而是需要全局全盤考慮，從制度層面來解決基層現實困境，以制度解決人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特區”二字的能量為什么會邊際效應遞減了。

　　追蹤報道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趙錫軍：

　　防止改革開放的成果被斷送

　　《中國經營報》：本報刊發了獨家調查《外資“圍剿”股指期貨》后，引起讀者廣泛關注。你怎么看待股指期貨推出的時機？

　　趙錫軍：如果沒有特殊的情形，市場對股指期貨的反應是中性的。這一點證監會并沒有說錯。但如果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股指期貨就會成為投機者一種很重要的 工具。在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香港金融市場動蕩，股指期貨就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股指期貨目前推出不是說特別有利，也不能說特別不利。因為我們推出一個新品種，主要是看投資者對新品種的了解程度。說實話，有相當一部分投資者目前對股指期貨的了解并不是很充分。要讓所有的投資者都做到了解股指期貨，要花很長的時間。客觀上講，我們國家對于股指期貨的準備時間比任何一個新品種都要長，證監會說"做好了準備"，其實也有一定道理。

　　但核心的問題是投資者有沒有做好準備。盡管目前我們推出了很多仿真交易，但參與交易的投資者畢竟是少數。將來股指期貨推出來以后，是不是除了這一部分投資者，其他人就不交易了？怎么讓廣大的投資者都了解股指期貨的原理、風險等，還要進一步做好普及教育工作。現在的投資者教育往往都是針對將來可能參與股指期貨交易的群體，但影響更大的群體是不參與股指期貨交易的股票投資者。

　　中國的股票投資者往往都習慣于做多機制，對于做空機制和風險的認識嚴重不足。證監會通過仿真交易對一些投資者進行了教育，也強調了風險，但忽略了期貨、現貨兩個市場的聯動效應。股指期貨交易還是具備一定的門檻，很多股民、基民不一定能做期民。

　　期貨的交易對股票和基金的交易是有著很大影響的，兩個市場會發生聯動。正常情形下不會很明顯，但極端情形下就非常明顯。當看空的時候，賣空的股指期貨投資者會砸低現貨市場，不參與期貨交易的股民就會非常吃虧。

　　《中國經營報》：有觀點認為，壓低股票指數就能很好的避免股指期貨推出來的風險。

　　趙錫軍：這種說法有它的道理。但是，機構做多也是為掙錢。現貨和期貨都同時做多，出現泡沫之后再做空，那么打壓現貨市場做空期貨的聯動效應就顯現出來了。這個時候現貨市場就成為了期貨的工具。尤其是投資者不理智的情形下，機構散布一些虛假信息來誘導投資者，散戶就會幫著機構推高股指或者打壓股指。目前的教育沒有讓投資者很好地理解：“期貨、現貨聯動效應”是很容易受誘導的。

　　《中國經營報》：還有觀點認為，加大市場的容量，加快藍籌股發行的速度，發行新的基金，也是可以起到降低風險的作用。

　　趙錫軍：關鍵是看流通的股份有多大。工商銀行的盤子很大，但多一半是不流通的，小一半是在香港市場流通的，在A股市場只有3%，這個比例非常小。一方面盤子要大，特別是流通的股份要大，另一方面組合要分散，不能都集中在藍籌權重股上。股指完全依賴于某幾只股票，它們的波動就會影響股指大幅度的波動。

　　美國最典型的股指期貨是標準普爾500指數，都是大盤子，每只的權重在500指數里都很小，而且操縱難度很大。操縱其中的一只股票的資金量都非常可觀，要操縱500指數更是難上加難。這里是有雙重門檻的，集中了很多的大盤股，每只的流通盤都非常大。

　　現在我們就只有滬深300，盤子相對來講不大，權重股的變化對股指的影響特別大，比如中石油。我們應該擴大藍籌的盤子，盡可能讓股票的種類增多。

　　目前的問題是我們的市場小，資金量又特別大，投資者很容易受到誘導。從投資者的構成來看，大多數都是散戶。某些機構可以推高股指，誘導散戶去接盤，它們是在掙散戶的錢 ，說白了就是損害中小投資者的利益。

　　《中國經營報》：那么，我們目前的監管能力能否有效避免股指　期貨被操縱？

　　趙錫軍：工商銀行的盤子雖然很大，3%的流通盤很容易被操縱。此外，通過香港市場操縱也比較容易，香港和內地分屬兩個監管機構，監管操縱股價的難度更大。

　　過去股票被操縱的案例很多，股指期貨本身被操縱的可能性不大。但通過操縱結算價格來影響股指期貨投資的案例非常多，都是通過操縱現貨市場的價格(即股票指數)來影響結算價格，最終來實現多頭或空頭的利益。

　　香港當年的市場很明顯，國際投機者在期貨市場大量賣空，現貨市場大量拋售權重股，把恒生指數砸低，現貨市場產生悲觀情緒，這種情況非常可怕。股指期貨具有價格發現的功能，效用先行于現貨市場，使得現貨市場崩潰得更快。如果反過來操縱，做多的投機者先在期貨市場大量買入做多合約，然后去現貨市場去做多權重股，期貨現貨市場都會產生泡沫，加速泡沫發酵。

　　香港有H股市場，內地有A股市場，情形更為復雜，無疑是多了一個操縱的手段。如今的A股市場雖然容量比當年的香港市場要稍微大一些，而流通盤并沒有香港市場大，A股被操縱的可能性更大。

　　但我們一部分上市公司是國有的，如果是政府想通過買入國有股與機構投資者進行對沖，也是一種手段。但這樣也會被認為是政府操縱市場。

　　《中國經營報》：如今有很多業界人士和機構，包括證監會都在呼吁股指期貨更快的推出。這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趙錫軍：這個我不太清楚。投資者在稀里糊涂的情況下，怎么能掙到錢？通常情況說，要打有準備之仗。這個市場是一個競爭的市場，就像現在股票市場一樣，跟風的投資者能掙錢嗎？

　　這些年我們的監管能力確實得到了加強。依靠正常的監管是不能化解所有的風險。不是監管能力達到多少的時候，就能把風險降低到零。在正常的情況下，風險是可以被降低的，這永遠是一個考驗。

　　《中國經營報》：我們如何規范外資？

　　趙錫軍：我們目前是“GFII制度”(即普通境外機構投資者制度，投資者范圍較QFII更為廣泛，政策較之QFII更加寬松)，逐步將外資放進來。問題是通過地下渠道流入的外資，這是非常難以控制的。這些境外的熱錢總是能夠找到渠道流到國內市場，加上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這需要我們加大對違規違法的監管力度才能得到有效控制，但H股是無法控制的。

　　《中國經營報》：我們如何看待金融開放與金融安全的問題。

　　趙錫軍：問題還是在于我們自己。應該來說，市場參與者的能力越強，金融市場越安全。當我們的工商銀行變成了匯豐、花旗，銀河證券變成了高盛，我們就不怕外資來投機。現在之所以要保護金融市場，是因為我們能力不如人家，這是小孩與成人之間的競爭，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盡快讓投資者成長起來。

　　防止投資者的錢被人掠奪，同時也是一個經濟安全問題。《中國經營報》的報道里也提到，如果在現貨、期貨兩個市場同時打壓，極有可能導致改革開放的成果被斷送，香港當年被國際投資者投機，不僅僅是股市陷入低迷，房地產市場等等全方位都被打壓，香港很多人都出現了負資產，經濟受到的影響長達10多年。這不僅僅是股票市值縮水，還包括很多的社會問題，投資市場的信心重拾也將是困難重重。

　　本報記者 程濤 采寫整理

　　除署名外，本版文章均由本報記者 江海波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