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改區之“別”

　　“我并不同意將綜改區比喻為‘新特區’。”湖北省社科院院長趙凌云指出，上世紀80年代國家在深圳建立特區，特區可以在區域內進行經濟、政策、行政體制、管理機制等全方位的綜合改革，是國家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試點。上世紀90年代后，國家先后在上海浦東、天津濱海設立新區。與之前的特區相比，新區改革的面縮小了。如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主要涉及經濟體制的改革與發展，但突出了區域帶動功能。其中，濱海新區與浦東新區也有不同，前者的改革更帶有外在功能，聯系了朝鮮、韓國、日本、俄羅斯等國家。

　　趙凌云認為：與前兩者相比，“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改革范圍進一步縮小，設立的核心在于“綜合配套”，其宗旨是要改變多年形成的單純強調經濟增長的發展觀，要從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城鄉關系、土地開發和環境保護等多個領域推進改革，形成相互配套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

　　“像當年深圳一樣的改革浪潮不會再有了。”長株潭城市群研究會會長張萍分析道：現在中國已經加入世貿組織，依照世貿的規則，國家已經不可能單獨給某一個地區獨有的經濟政策。因此，隨著中國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中國第一批特區曾經擁有的許多政策優勢將逐步消失，而中國最近獲批的新特區，也不應該再期望重走當年第一批特區的道路。

　　張萍認為，歷經三十年的時間，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由單一的經濟改革向社會綜合改革擴展。而綜合改革試驗區的內在含義，并不是講單純地發展經濟中心，而是要發展成為一個機制創新中心。通過機制創新，促進城市、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

　　“上海浦東和天津濱海新區已經處于工業化后期，濱海新區大力推進現代工業化，浦東則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這些都是從發展中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轉型的必要嘗試。”張萍說道：城鄉統籌是中國中西部地區都面臨的問題，解決的是工業化中期城鄉社會的融合與協調發展問題；而“兩型社會”解決的是工業化中期向后期過渡期間，城與城之間的矛盾與協作。這個問題在東部發展的歷史上并沒有很好地解決。

　　爭奪“第四極”

　　“武漢市第5座長江大橋——陽邏長江大橋剛剛通車，駕車北上北京，東去上海，1200公里內的省會城市10小時可到，實現‘朝發夕至’了。”在武漢江漢物流公司負責人劉堪新看來：武漢機場、地鐵、公路、鐵路，以及火車站的改造升級，正是武漢中部“陸港”的標志。

　　武漢恰好處在京廣鐵路與長江經濟帶的交接處，位居國家“十一五”交通規劃“兩縱兩橫”中的一個節點上。伴隨著武漢城市群經濟實力的增強，武漢希望逐漸充當起中部“陸港”的角色，成為西部物資走向東部和東部物資進入西部的交匯點。

　　“目前中部地區，機場吞吐量最大的就是長沙黃花機場。”一位長沙政府人士表示，雖然長沙沒有處于“兩縱兩橫”的節點上，但在西部的重慶、成都，南面的香港、廣東，北面的武漢之間，可以同時起到全面聯動東、中、西部特區的作用，這就是湖南長株潭城市群建起綜合改革試驗區的意義，“長沙，也是全國特區布點的中間‘陸港’。”他說。

　　據湖南省發改委透露：為進一步打破不同城市之間的要素流通障礙，到2008年，湖南還將全部拆除或外移長株潭三市互連公路收費站點。與此同時，長株潭的地鐵軌道交通項目也已經上報國家批準，有望2008年開工建設。

　　“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已經明確提出要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只有發展成為中部‘陸港’，才能提升城市在中部區域的戰略性，進而發展成為國家經濟的第四增長極，從而獲得和當年深圳、上海和天津一樣的政策優勢和資金扶持。”湖北一位綜合改革試點方案參與者一語道破湘鄂爭建中部“陸港”的幕后動機。

　　據了解，競爭第四增長極的不僅是湖南、湖北兩省。隨著今年2月21日，《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獲得國家批準實施，即將建設成為重要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區的廣西北部灣經濟區也加入到爭奪戰中。

　　“廣西北部灣新區的特點在于可以輻射西南腹地，是中國沿海最后一個有望成為第四經濟增長極的地方。”趙凌云認為，北部灣新區有可能成為武漢爭取國內第四增長極的強勁對手。

　　“正是由于現在特區太多，一旦被確立為國家第四增長極的話，好處還是顯而易見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開發區工作人員向記者分析：一個地區一旦被確立為國家第四增長極，將會產生一系列的連鎖效應。

　　該工作人員舉例：例如國家給予某地傾斜一個500億元的重大工業項目，這時候，大規模的工業征地便可以展開。因為，在沒有國家級的大項目情況下，大規模、成片的工業用地征用幾乎是不可能的。隨后，在大項目的周圍，肯定需要更加龐大的上下游配套產業。一般情況下，500億元的主項目可以牽動1500億元的配套投資。當大規模的工業園區建設啟動后，上百億的電力等投資項目將逐步跟進。更為重要的是，在大工業的吸引下，銀行可以向當地政府提供可能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信貸指標。擁有信貸資金后，再結合工業項目帶來的人流和稅收效應，政府便可以進行軌道交通、舊城改造、新城開發等綜合建設，隨著城市面貌的巨變，地價和樓價開始上漲，更加龐大的房地產資金進入，政府又將擁有高額賣地收入。最后，城市開始興建CBD城區，區域總部落戶，富余產業開始往外遷移，輻射效應顯現。

　　“如果不是第四增長極，在一些重大項目的審批和傾斜上，綜合改革試點獲得的機會就會比較少。與此同時，在國家的重要交通網絡建設上，也有可能進度慢于其他的特區城市。”上述人士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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