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聯動”

　　“另外一個刺激中、西部新特區爭奪第四增長極的動力，來自于東部老特區的發展升級。”張萍分析道：隨著全國性的中西部地區大開發，東部制造業將加速向沿海拓展，傳統的沿海與內陸兩大板塊互相分割的局面，將被東、中、西各有側重的經濟特區、新區和綜改區戰略方陣所取代，全國經濟版圖有望實現新舊特區的聯動組合。

　　2008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中國特區最多的省份——廣東省，傳出了謀建“粵港澳特別合作區”的消息。據了解，未來的“粵港澳特別合作區”將可能是一個類似自由貿易區的區域，在該區域內，還將進行相關的金融改革試驗。

　　據了解，珠江流域水面狹窄，運力低，東西兩翼和山區腹地小，輕工業發達、重工業不足一直是廣東經濟發展的弱項。進入2008年，廣東的鐵路建設也正在進入一個歷史性的高峰期。停工8年的廣珠鐵路復工，廈深鐵路正式開工，黎湛復線預計6月完工，武廣(武漢至廣州)高鐵鋪至長沙，貴廣高鐵、南廣高鐵力爭今年動工，廣東西部沿海鐵路也列入規劃。

　　上述鐵路建成后，以4小時里程為經濟圈，珠三角將以更加穩定、快速、經濟的物流方式連接起了武漢、長沙、南寧、貴陽、海口、三亞、廈門等城市。通過拉長鐵路，廣東腹地狹窄的“硬”傷有望得到逐步補足，“鐵路布局完善后，珠三角的制造業就可以規模化地向內地轉移。”張萍說。

　　“香港核心的競爭優勢是什么？香港的科技、教育發達，市場監督機制完善，這些都是他們機制上的軟實力。從出口、稅收等角度，深圳特區一些原有優惠政策已經逐步消除，因此迎來了外界對‘特區不特’的憂慮。但是，深圳可以借鑒香港的經驗，繼續在體制上進行創新，提高自身的軟實力。”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博士郭萬達指出：通過深港澳珠合作，未來的珠三角，可以在融資、物流、國際貿易等領域，繼續為更加廣闊的內地城市做好服務。

　　“由于東、中、西部地區各個改革試點的市場優勢、產業階段和改革方向各不相同，通過特區聯動，可以在更大的區域范圍內實現產業合理分工。”張萍分析：隨著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不但一些東部的產業可以轉移到中西部地區，中部地區也可以在技術和產品上支持東部地區的發展。例如長沙和武漢的科研實力強大，未來中部地區可以發展成為東部地區的一個技術研發轉化基地。而廣東等地區正在著力發展重工業和風電產業，這也為中部地區的新興產業提供了市場基礎。

　　曙光閑話

　　特區那點兒事

　　中國的經濟特區是怎么來的？據國務院原副總理田紀云回憶：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時任廣東省委主要領導的習仲勛、楊尚昆同志向中央匯報工作時，鄧小平同志提出設想：劃出一塊地方，叫做特區，陜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搞。

　　后來廣東、福建兩省委據此向中央寫出了關于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報告。同年7月，中央、國務院正式下達文件，批準廣東、福建省委的報告，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創辦出口特區。“中央確定對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權，盡快地把經濟搞上去。”

　　事情是搞起來了，但這些地區叫什么名子還定不下來，開始想叫“出口加工區”，但有人說這范圍似乎窄了點兒。有人主張叫“自由貿易區”，問題是“自由”兩個字不容易被人接受。正在犯愁的時候，堅持反對辦特區的同志針對小平同志所說的“陜甘寧也是特區嘛”批評說，他們不懂，陜甘寧是政治特區，不是經濟特區！此話很快傳到廣東。廣東的領導人腦子反應很快，說：對了，叫“經濟特區”好。最后小平同志拍板，同意叫經濟特區。這就是“經濟特區”的由來。1984年和1985年，國家又開放沿海十四個港口城市和開辟四個沿海經濟開放區。1988年批準海南島建省并設立海南經濟特區。

　　從這段歷史中可以看出兩個問題：一是“經濟特區”的突破不僅是經濟政策的突破，更是政治觀念上的突破;二是當時搞特區，風險是大于利益的。在享受優惠的同時，也是承擔很大責任的。事實也是如此，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十多年里，有關經濟特區的存廢爭論一直沒有停止，數度將經濟特區推到風口浪尖上。所以小平同志稱經濟特區為中國經濟“殺出一條血路來” 。這與后來全國各地爭辦特區、開發區是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現在各地爭辦特區主要是爭取特殊的優惠政策，爭項目，風險在其次。似乎只看到利益方面，沒有看到風險方面。

　　其次，特區之“特”在于其少，不普遍，如果特區多了也就不能稱其為“特區”了 。

　　再有，“特區”的建立并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平等、普惠，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如果某一地區及某一地區的經濟體能夠享受到其他地區享受不到的政策優惠及稅收優惠，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是違反市場經濟原則的。

　　經濟特區是特定時代的歷史產物，它終究是一種過渡產品，不可能長期存在，從現實結果也可以看出，當年最著名的經濟特區現在自身發展也遇到了很大困惑，當年優惠已經成了普惠，特區的優勢在哪里呢？ 應該說，經濟特區已經完成了其歷史使命，就是通過自身的發展證明了市場經濟的可行性，如果三十年后這些經濟特區還在“特”的話，這只能證明其發展方式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從另一個角度講，當初經濟特區的歷史價值就在于它的風險性。 它敢為天下先，敢為前人之所不為，它的創新性，它的歷史價值全在于此。小平同志提議搞經濟特區時也是充分估計到了它可能會遇到的風險，所以多次說，改革要允許犯錯誤，錯了不要緊，還可以重來嗎。現在中國的改革事業走向深入，需要創新和突破的領域還有不少。我們還需要有當年的“特區精神”來繼續改革，但如果我們只是想利益而沒有想到風險，只想到優惠而沒有想到責任的話，那么這個特區的“特”就失去了意義。　

　　(作者為《中國經營報》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