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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限制西方國家隨意獲取物種資源

　　訪中央民族大學生命與環境科學學院教授薛達元

　　《中國經營報》：你認為導致我國物種資源不斷流失的原因是什么？

　　薛達元：中國物種的流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們的保護意識比較差，相關的法律體系也不健全，結果人家拿去了，申請了專利，我們自己反倒什么也沒有。

　　2003年，國家領導對物種資源的流失非常關心，專門做出了批示。之后成立了由二十幾個部門參加的部級聯席會議，由國家環保總局牽頭，主要目標是研究如何防止物種資源流失和喪失。

　　2004年的時候，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一個關于生物物種資源保護的通知，要求環保總局聯合農業部、林業部等七八個部委研究物種保護的規劃。從2005年年初開始研究，到2006年底，十幾個部委進行了會簽，提交國務院。去年12月，國務院同意由環保總局向各級政府發布實施。

　　目前這只是一個綱要性的文件，具體的保護實施細則還需要各省級政府進行研究細化，一些重要項目環保總局也會進行組織。到2020年實現規劃的目標，還需要一個過程。

　　《中國經營報》：如果遺傳物種的主權問題不解決，會對中國的經濟帶來哪些不利影響？

　　薛達元：中國是生物多樣性大國，擁有很多寶貴的遺傳生物物種資源。現在很多外國機構在中國免費獲取物種資源，而我們的政府部門毫不知情；而很多外國公司在和國內公司合作進行遺傳資源開發時，中方獲得的也只是很少量的利益。這對中國的經濟是個重大損失。

　　《中國經營報》：世界范圍內，對遺傳物種資源主權的認識是怎樣形成的？

　　薛達元：其實不光我們存在重視不夠的問題，以前整個世界上對物種遺傳資源主權的意識也沒有這么重。1992年以前，還普遍認為遺傳資源是人類的共同遺產，既然是共同遺產就可以自由獲取。

　　為什么現在又要提出主權問題呢？因為上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的知識產權保護越來越嚴重，他們把很多遺傳資源申請了專利，這意味著被拿走的遺傳資源不一定能拿回來，還要花錢買，所以很多發展中國家開始抵制，要求在遺傳資源最初被拿走之時就要簽訂相關協議，既然知識產權不是共同遺產，那么我的物種資源也是有主權的。

　　1993年12月25日生效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條、第16條則提出，物種遺傳資源要有主權，拿走的時候要經過主權國同意，并商定利益共享條件。

　　但是，相關的協議還并沒有達成，而且這個條款和其他國際公約有相抵觸的地方，比如WTO下面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就不是這樣規定的，它說可以申請專利，沒有要取得別國同意、并注明來源等規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規定也和其不一致，所以存在一個各公約之間相互協調的問題。生物多樣性公約明確提出了主權，所以發展中國家正在積極爭取，限制西方國家隨意獲取本國的物種遺傳資源。

　　《中國經營報》：你此次去日內瓦談判的進展情況如何？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對生物遺傳物種資源的保護和獲取是什么態度？西方發達國家的反應怎么樣？

　　薛達元：這是生物多樣性公約組織為達成國際間遺傳物種資源的獲取和共享協議召開的第六次工作組會議。和前五次會議比較，這次還是取得了一些進展，表現在談判的大體框架已經落實到了文字上，就是說這個談判包括哪些方面的內容，各國取得了一致。而以前，發達國家根本沒心思跟你談，現在至少已經緩和一些了。

　　大家的要求也都寫了下來，發展中國家的要求主要包括7個方面：達成的協議必須有強制的法律約束力；協議涵蓋的生物范圍不但要包括原始物種，還要包括其衍生物、傳統知識等；遺傳物種資源的獲得要經過主權國事先知情同意；還要有資源證書，相當于一個護照，注明來源、編碼等，走到哪都要帶著，申請專利的時候也要帶上；明確將來的惠益分享方式，可以采取貨幣和非貨幣兩種方式；還有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相關能力建設。接下來就是針對這些方面進行具體的談判。

　　阻力主要來自美國、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國的反對。歐洲國家態度比較好，澳大利亞的反對態度最激烈，因為作為一個島國，澳大利亞有很多特有型的物種資源，但是其它種類還是不多。

　　《中國經營報》：全球化的發展必然使得技術領先、生產性能優越的物種在世界范圍內流行，你怎么看待這種趨勢？

　　薛達元：其實聯合國糧農組織(FAO) 2001年修訂的《糧食與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公約》建立了對優良的農業植物物種的國際共享機制，締約國把自己優良的農業物種貢獻出來，使得全世界人民受益。現在國際社會正在努力將其擴展到畜牧養殖動物物種，到時這個問題有望得到解決，畜牧養殖業物種資源也就不再依靠《生物多樣性公約》來保護和協調。

　　《中國經營報》：現在中國的鴨子、雞、牛等畜禽物種都是以洋品種為主，本土的很多物種都處于萎縮的狀態，這種情況下，如何才能保住我國豐富的遺傳物種資源？

　　薛達元：現在只能采取兩種方法進行保護，一種是建立保護種場，使其繁衍、不致滅絕；另一種是將其精子、胚胎等進行低溫保存。

　　現在人們的消費觀念也在發生變化，越來越提倡吃有機食品，比如土雞、柴雞蛋等，有回歸傳統物種的需求，所以需要對傳統物種進行保護，否則以后找都找不到。

　　記者手記

　　被坐失的機會

　　坐在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侯水生研究員的電腦前，記者見證了現在北京填鴨的制作方法：操作人員在一臺“填鴨機”前，隨手抓起一只鴨子，掰開鴨嘴，把填鴨機的喂料管插進鴨子的食道，右手壓操作桿把飼料直接送入。

　　從中國清代發明填鴨飼養方法以來，上述操作幾乎是北京鴨唯一養殖方式。不同在于，今天有了半自動的填鴨機。

　　但侯水生研究員并不認同這種傳統做法。

　　“現在老百姓普遍反映烤鴨太肥了，就是因為用的是填鴨。”而他所選育的北京鴨品種已經根據市場需求改良成了兩個類型：一種是不用填食法培育出的脂肪比較厚的鴨子，適合做烤鴨；另一種是瘦肉型的鴨，適合其他多種吃法。

　　侯水生曾經屢次勸說全聚德放棄用傳統填鴨法，但對方一直拒絕。這讓侯水生感到：全聚德非常保守。

　　有意思的是，早在50年前，英國人也提出北京鴨太肥膩，于是也改良出了瘦肉型鴨子——就是當今的“櫻桃谷鴨”。

　　隨后，“櫻桃谷鴨”馳騁世界，市場反應熱烈。而作為其祖先的北京鴨卻還囿在北京烤鴨的有限市場上，坐失了市場良機。

　　讓侯水生感到著急的是，養殖北京鴨的企業，雖然多已建立起了產業化的生產模式，也有了專門的育種中心，但一直以來似乎并沒有多么高的積極性去培育新的瘦肉型北京鴨品種。

　　“他們覺得有北京的烤鴨市場足夠大了，每年有幾百萬元的收入就可以了。”侯水生每次聽到企業人士的表態后都會長嘆口氣。

　　企業安于現狀所導致的結果是，“企業沒有人搞科研，而只能坐看櫻桃谷鴨攻城略地，搶占正在不斷增長的市場新需求，甚至就連北京鴨的市場也在被侵蝕。”侯認為。

　　孤獨的侯水生總是感到無奈：他所供職的研究所的鴨場，現在僅有4000只左右鴨子，9個品系，分別代表著不同的生產性能。但由于科研資金有限，又缺乏市場渠道等支撐，他研究的改良北京鴨項目只能靠其對外提供技術指導和服務的收入勉強維持。

　　侯水生說，對于鴨子育種的效果而言，選種規模越大越好，比如每個品系的公鴨一次應該在二三百只為佳，但現在鴨場只能提供五六十只的規模。

　　延伸閱讀

　　物種資源的惠益分享是個世界范圍的難題

　　遺傳資源保護立法：學者的困惑

　　“中國的立場很明確——堅決支持‘惠益分享’原則。”中國民族地區環境資源保護研究所所長、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生態與自然保護分會理事長薛達元分析：“我國既是遺傳資源的重要原產國和供應國，又是主要的遺傳資源輸入國。作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為維護國家利益，需要根據《生物多樣性公約》規定，結合國情和國際背景，研究制定遺傳資源保護和獲取的國家戰略和策略。”

　　但遺傳資源立法問題在世界范圍內都是一個難題，即便是巴西這樣的急先鋒，關于遺傳資源司法問題依然招致諸多非議。

　　中國遺傳資源保護的政策框架主要由遺傳資源保護的科技政策、環境政策、農業政策、知識產權政策和管理政策構成。

　　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教授王燦發分析：“其中，遺傳資源保護的科技政策主要是科技部的《區域可持續發展科技促進行動(2006-2010年)》的通知和科技部、財政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教育部聯合印發的《‘十一五’國家科技基礎條件平臺建設實施意見》的通知。兩個通知的核心內容是，支持開展生物遺傳資源的戰略研究、現狀普查和保護與開發工作；建立不同區域生物遺傳資源保護區，保護生物多樣性，提高生物遺傳資源利用效率；圍繞不同生態環境生物遺傳資源分布，進行我國生物遺傳資源保護區布局與規劃。”其余各項政策也都在相關領域提出規范和立法。

　　中國遺傳資源保護的政策框架也已明確，主要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畜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和諸如《野生植物保護條例》、《瀕危野生動植物進出口管理條例》等行政法規構成。

　　雖然看上去覆蓋面已經很廣，但王燦發依然認為中國遺傳資源保護立法存在問題。他說：“目前，國內沒有專門的遺傳資源保護和惠益分享的國家政策；缺乏遺傳資源保護和惠益分享的綜合性立法；遺傳資源法規體系不健全；缺乏對遺傳資源保護和惠益分享的統一的管理機構；管理制度和措施不全面。”

　　遺傳資源管理立法，首先要界定生物遺傳資源，即生物遺傳資源是什么。然后是生物遺傳資源的所有權，生物遺傳資源屬國家所有，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此外，還需要建立一個交費制度。外國生物遺傳資源開發利用單位利用非正當途徑獲取的中國生物遺傳資源開發的產品，在中國銷售，也應當向國務院指定的機構繳納生物遺傳資源費。”王燦發說。

　　其實，早在2004年，國務院辦公廳在《關于加強生物物種資源保護與管理的通知》中就強調，要抓緊對生物物種資源保護與管理的立法，建立遺傳資源相關傳統知識獲取與惠益分享的制度。

　　但是，薛達元認為，立法過程中會遇到許多挑戰。首先是遺傳資源權益的法律地位，如遺傳資源所有權、使用權以及事先知情同意權等。需要從法律上保證生物資源的權利人能夠禁止任何人未經許可地獲取或使用生物資源，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已超出所有權的范疇，似乎需要單獨立法，由國家擁有特殊權力并發布遺傳資源獲取許可。

　　在遺傳資源獲取方面，涉及國內和國外機構或個人的獲取是否應享受同等的國民待遇，國家能否針對不同的對象制定不同的政策；在惠益分享方面，不僅形式和分配方式等需要共同商定，誰代表資源提供者享受惠益也存有爭論，比如，國家、機構、社區和個人在保存遺傳資源方面可能都有較大貢獻，但因為資源保存過程十分復雜，在歷史進程中誰的貢獻最大很難說清楚，在

　　技術鑒定上也有限制。

　　王莉萍 張其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