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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已形成對英國鴨種的依賴，沒有自己育種能力

　　外來的和尚會念經

　　作為國內權威的鴨子專家，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研究員侯水生對“櫻桃谷鴨”這個稱謂本身就很反感，他一直稱它們為“英國養的‘北京鴨’”。

　　侯水生告訴記者，現在全世界的白色、生長速度快的大型鴨子都是北京鴨后代，“叫 ‘Pekin-duck’，或者叫‘white-Pekin-duck ’，沒有‘櫻桃谷鴨’這種說法。這是中國人為了幫助英國人推廣市場，起名叫做‘櫻桃谷鴨’的。英國人至今還是習慣說‘櫻桃谷農場養的北京鴨’”，侯水生對記者說。

　　據介紹，有人認為北京鴨是1873年鴉片戰爭時期首先傳到美國去的，美國人把鴨蛋帶到了美國，從很少的鴨蛋發展起來。后來1874年傳到歐洲，首先傳到了英國，此后，1888年傳到日本，1925年傳到前蘇聯。就這樣，北京鴨基本上已經遍布世界。

　　侯水生這些年在很多大會上都對人們講，應該叫英國的北京鴨、法國的北京鴨、美國的北京鴨，這樣是對鴨種原始來源的一種尊重。就像中國引進的奶牛，過去叫黑白花奶牛，現在叫“荷斯坦牛”，西門達爾牛引進來之后也叫中國的西門達爾牛，尊重其源產地特征。

　　在櫻桃谷農場網站的企業歷史簡介里，記者看到其稱自己養的鴨子確為“Pekin-duck”。

　　品種的差距

　　“可以這么說，從體型、外貌上看，北京鴨和所謂的‘櫻桃谷鴨’是沒有任何差異的。如果拿兩個剝光了毛的胴體比較，北京鴨要漂亮，因為其毛孔細膩，這是由于中英兩地的氣候不同造成的；從生產性能上，因為他們的選種起步比較早，而我們起步比較晚，從上世紀80年代才開始做；再加上人家投入大，中國投入少，所以曾經差距比較大。” 侯水生向記者介紹說，鴨種的優化是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如果起步早、選種群體較大，遺傳進展就會比較快，反之則會比較慢。

　　鴨子的生產性能主要包括生長速度、瘦肉率、飼料轉化效率和產蛋量等，事實上，當初以櫻桃谷鴨為代表的外國鴨子之所以被國內的養殖企業青睞，正是憑借這些方面的比較優勢。

　　而北京鴨皮下和肌肉間脂肪含量高的特性是其作為烤鴨原料的理想品種。但人們的消費習慣在發生變化，現在瘦肉型的鴨子食品更加受歡迎。這就決定了仍然固守傳統的北京鴨在這一新興市場上先天地處于劣勢。

　　觀念的束縛

　　侯認為，嚴格來說，櫻桃谷鴨在中國的大規模推廣開始于1991年，而此前，雖然櫻桃谷農場早在1981年就向中國輸出了第一批鴨苗，但十年間卻并未取得很大進展。1991年，當時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促成了中英兩國的一批貸款合作項目，河南華英集團正是其中的養鴨項目之一，櫻桃谷鴨就從那時起開始大規模進入中國，借助中國合作伙伴的力量迅速擴大。

　　業內人士告訴記者：“當初中國的鴨子育種工作剛剛起步，和英國人的差距確實很大，所以，要滿足中國龐大的市場需求，確實需要借助這種生產性能高的品種。”

　　侯水生強調，“引進這種櫻桃谷鴨我并不反對，我并不是抱著一種保守的觀念不放，畢竟是北京的鴨子出去之后再回來。如果它做得好，能促進中國的畜禽業發展，這也是何樂而不為的好事情。不過我的觀點是，你可以叫英國的北京鴨，而國內這些企業不應該叫其櫻桃谷鴨，因為容易給人造成‘其和北京鴨沒關系的’印象。”

　　更為重要的是，多年過去之后，中國的企業已經形成了對英國鴨子的依賴習慣，沒有自己育種的動力。在侯水生看來，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企業本身不懂得育種方面的技術，認為那是一個高深莫測的領域。

　　“半個世紀前就開始形成三代繁育體系的英國鴨子輕易地把眾多中國鴨子養殖企業擋在了門外。”侯認為，“當時科研投入不足，囿于傳統的思維模式，錯失了發展選育北京鴨的良機。”有業內人士評論說，物種流失等于為國外提供科研資源，造成我國的科技落后，國外再用優良物種影響我們產業，并借知識產權保護控制我們，關鍵是我們對此認識不足，談判也乏力。這說明我們在開放過程中自我價值認知、算大賬的意識和手段還不足。

　　“和北京鴨相比，櫻桃谷鴨生長快、瘦肉型，料肉比高。現在如果不用櫻桃谷的鴨子，我們的成本會很大。如果一只鴨子多吃半公斤飼料就是多少錢啊！現在飼料價格這么高，按一斤飼料一塊錢算，養7000萬只北京鴨就多花7000萬元。” 在北京鴨和櫻桃谷鴨性能和成本-效益對比上，華英集團總經理曹家富仍然堅持：“北京鴨現在還是差遠了，人家英國已經發展到一定層次了，我們甚至還沒入門。”

　　曙光閑話

　　物種之惑與發展之惑

　　英國的櫻桃谷鴨子引起了國人對物種資源的憂慮，其實外國禽畜物種在中國的泛濫只不過是中國物種資源危機的冰山一角，中國物種資源的危機遠遠不只是外國物種引進這么一個問題，用業內人士的話說，中國物種的危機就是：生物物種的喪失和流失，而這兩個問題中，物種的喪失尤其嚴重。

　　確切地講，中國近幾十年來，物種的喪失呈急劇惡化的趨勢。中國的幅員遼闊，氣候差異大，地理環境復雜，生物多樣性，物種資源本來十分豐富。但主要是由于人為的原因，環境的破壞，使生物物種資源迅速減少。

　　盡管上個世紀50年代起，我們就開始進行物種資源的收集整理工作，但中國的生物物種資源還是經過了兩個階段破壞。一個改革開放前的階段。新中國建立后，人們剛剛從戰爭的硝煙中走出來，還是以戰爭年代的觀念看問題，人為地夸大了人與自然界的矛盾。以戰爭年代的方式進行經濟建設，所謂“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披荊斬棘，戰天斗地。

　　先是積極地為了建設的“破壞”。如1958年的大躍進，土法上馬，大砍樹木煉鋼鐵，有些地方的植被幾十年后都無法恢復。而“除四害”時將麻雀列為其中之一，如北京全市人民齊出動，敲鑼打鼓，搖旗吶喊，放鞭炮，甚至用沖鋒槍掃射，北京城的麻雀竟然都被活活累死了。

　　而后是消極地為了生存的破壞。“三年自然災害”時，河南有的地方方圓幾十里沒有一棵樹，而很多單位開著汽車架上機槍去內蒙古草原上打黃羊,幾乎使中國境內的黃羊絕跡。

　　到了改革開放時期，人們將對政治斗爭的熱情轉化為對商品經濟的渴望，“肥水快流”，一切可以變成錢的東西都是掠取的對象。生物物種的掠奪性開發也在其中。如2004年，中國的漁船保有量達35.6萬艘，專業漁民有183萬眾，均為世界之最。而環境的破壞更是為甚，中國七大水系中46%的斷面水質只能達到國家地表水三類的標準，有26%超過了四類水標準。嚴重污染的海面有2.9萬平方公里，2006年有海面污染事件1463起，漁業損失達36.4億元。當然還有生物物種的損失，如有300多種陸生脊椎類動物瀕于滅絕，還有眾多的其它動植物物種，如中藥材里的雪蓮、冬蟲夏草瀕于絕跡等。

　　當然，這么說只能反映出硬幣的一個側面，這幾十年取得的經濟成就是不可否認的，人們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如人們膳食結構中，動物蛋白就有了很大提高。中國人均對羊肉的消費量是居世界前列。1978年中國的餐飲業營業額只有54.8億元，但到了2006年達到5886.8億元，不到30年竟然增長了100多倍，亙古未有之。

　　但這種發展就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嗎？羊肉吃得不少，但放牧過度，草原退化引起的沙塵暴更多了；魚類蛋白攝取量增長不少，但現在渤海漁業生產水平連上世紀80年代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我們的經濟增長方式要轉變，我們追求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也要轉變呢？美國夏威夷地處太平洋中央，四面環海，但在這里吃不到魚，因為人們怕捕魚破壞了海底的生物(珊瑚礁等)，但絕沒有人認為這里的居民生活水平低。筆者看到一本介紹湖北神農架野生動的書，每當介紹完一個瀕危動物后總免不了加上一句“該動物肉質鮮美，營養價值極高”。我懷疑這么多年來，人們的觀念究竟進步了多少？好在前不久環保總局出臺了一個《全國生物物種資源利用與保護發展規劃綱要》，總算有一個亡羊補牢之舉吧。

　　(作者為《中國經營報》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