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并恐懼著

　　——全球化背景下的遷徙圖景

　　沒有不斷的、經年累月的，不懈的遷徙，就沒有后來的人類文明的時間意義上的延伸和文明水平的升華，現代社會形態的分化與融合，現代民族的形成與延續，無不與遷徙相關。

　　★文/老馬

　　遷徙造就了人類文明社會

　　人類社會的發展，緣于連續不斷的遷徙。

　　可以說，沒有不斷的、經年累月的、不懈的遷徙，就沒有后來的人類文明的時間意義上的延伸和文明水平的升華。現代社會形態的分化與融合，現代民族的形成與延續，無不與遷徙掛鉤，如美國大片《亞瑟王》，演繹的是一個民族自身形成獨立國家的歷史淵源，羅馬人遷徙到大不列顛群島并成為統治者，中世紀時羅馬統治的衰落導致領主與騎士間的混戰，還導致了薩克森人的入侵(武力遷徙)，亞瑟及其騎士隊伍，還有歷史上被稱為“野蠻人”的底層族群的聯手，與薩克森人在殊死決戰后，建立了大不列顛王國。而這個大不列顛王國在率先完成工業革命，進入現代文明發展期之后，其所作所為也離不開大規模的遷徙，即所謂“順向遷徙”，大批大英帝國的子民在資源分配武力爭奪戰的時代，遷徙到北美、亞洲、澳洲各地，形成了被稱之為“殖民地”的領地形態。現代澳洲的國家成形，乃至于當代最強大的經濟、軍事巨無霸——美國的誕生，其催生婆就是遷徙，大不列顛帝國在其全盛時代掀起的遷徙潮，竟是現代發達世界和欠發達世界共同的成因。

　　是人類社會、世界文明的發展需要遷徙的助推，還是人類社會、世界文明的發展催生了遷徙，其因果關系是復雜、含混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它們是伴生的。遠古時代通過遷徙造就了多個人類文明發源地，產生了不同形態的人類文明，近現代的遷徙則造就了現代國家形態的確立，隨著通過政治手段強行分配資源的時代的逝去和以經濟、科技、工業發展和市場配置資源時代的興盛，一個叫做“全球化”的概念開始成為行動準則。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作為生產力中最重要的資源和消費市場的終端，其遷徙是必然的，而世界經濟的領跑者，西方發達國家所面臨的遷徙問題，就更為壯觀、更為猛烈、更為復雜，用一句話形容就是“享用并恐懼著”。

　　享用遷徙

　　歐美發達國家的物質生活、社會福利、社會文明、工業生產、科技發展的水平，無疑是傲視全球的，但是再現代化的生產和市場體系，也離不開人力勞動，人力成本還是現代生產體系中最關鍵、最具分量的開支，歐美發達國家本土住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追逐高收入的白領、金領職業崗位，因為生活優裕、工作壓力等產生的少生育、不生育的生育觀導致的出生率下降，形成了一種人力需求落差，需要愿意從事低端勞動的群體來補充日益枯竭的勞動力資源，需要能夠接受較低收入水平的群體來降低人力成本。

　　從另外一方面看，當今的世界經濟格局，是一個發展極不平衡的態勢，國家意義上的貧富差距在全球化背景下，非但沒有縮小，反而繼續拉大，資料表明，1913年，最富國與最窮國財富相差10倍，2000年，差距為71倍。發達國家利用全球化規則，在資源配置中處于更為有利的地位，這種格局，為發達國家帶來了滾滾財富，也有力地支撐著發達國家內部的物質生活、社會福利的高水平。生活條件的優越，導致發展中國家人群向往發達國家物質環境的心態，催生了遷徙的動因。在發達國家居民看來屬于低水平的收入，在發展中國家居民心目中，已經處于在本國高不可攀的水平，“高福利、高收入”形成了一種流動落差。而這種流動被稱為“移民”，也就是人口的遷徙，值得玩味的是，有人把當今的遷徙(移民)，稱為“逆向移民”，就是說相對于殖民主義時代的“順向移民”，即發達國家居民向殖民地國家遷徙，在歷史的回轉中逆轉為“逆向移民”了，原殖民地國家的居民，反過來向原宗主國遷徙，更值得玩味的是，兩種遷徙的驅動力均是一個關鍵詞——利益，當年是為掠奪殖民地的財富遷徙，當今是為追求更好的生存環境、獲得更多的財富遷徙。

　　客觀地說，這是一種“雙贏”的運動，不能單純地說哪一方面沾了哪一方面的“光”。曾經有報道稱，來自一些貧窮國家的非法移民，在歐洲干兩年的收入，差不多相當于其在國內干一輩子的收入。

　　然而，移民遷徙到歐洲打工，并非單方面享用歐洲社會的“恩賜”，歐洲實際上在享用著移民潮帶來的“遷徙福利”，從人口、勞動力層面分析，有資料表明，2010到2030年，歐洲25個成員國當中16-24歲年齡層的人數減少700萬人，25-54歲年齡層減少2500萬人，而55-64歲年齡層的人口將增加近900萬。這個勞動人口的缺口，只有依靠外來人口的遷徙解決。從勞動領域分析，英國廣播公司曾報道：如果英國消費者在超級市場買一包芹菜，這包芹菜很可能是由尼日利亞的勞工種植、波蘭工人收割再經過中國人清洗的。可見，底層的低技術勞動，已經完全依賴于外來遷徙人口。從勞動力成本分析，英國4/5的新移民每小時掙4.5鎊到6鎊，而1/5的全國勞動力掙的小時工資低于6鎊。有英國官員說，新移民使建筑工人的工資降低了一半。誰在享用這些廉價勞動力的利潤，當然是當事國的雇主、企業們。

　　恐懼遷徙

　　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歐美發達國家不可能一方面享用全球化背景下大遷徙帶來的紅利，另一方面又不付出代價，這個代價就是如何讓遷徙的移民共同享用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成果、社會福利，如何讓遷徙人口完成外來者到公民的國家認同，如何讓不同種族、文化和諧相處，從目前看來，歐美發達國家面對人口的遷徙，表現出一種恐懼心態。

　　首先是種族認同的恐懼感，外來遷徙人口的劇增，令傳統的歐洲血統國民感到了種族層面的壓力，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曾經發表過一個國防部官員的言論，此公出言驚人，說摧毀英國甚至歐洲的是蜂擁而至的外來移民，這批數量巨大的移民很難被同化，因為“全球化已令同化變得多余和不合時宜”，他們(外來遷徙人口)并不效忠新的居住國。在移民潮的沖擊下，歐洲人口迅速膨脹，西方的文明環境遭到破壞，“好像當年羅馬帝國面對哥特人這些野蠻人入侵的情況”。顯然，這位官員在“文明”的外套下，骨子里還是“白人至上”、“盎格魯•撒克遜血統優越”的現代版。而現實的確是在表達這么一個事實：外來遷徙人口的涌入，正在實實在在地改變歐美發達國家的人口結構。根據荷蘭官方公布的數字，荷蘭1630萬人口中，擁有非本土背景的人口達310萬，其中170萬來自歐洲之外。英國總人口約為5700萬，其中移民為430萬，占人口總數的7.53%；而德國和法國的移民數量已經占到人口總數的10%左右；布魯塞爾每年新出生的嬰兒中有一半以上名叫穆罕默德。總的來看，北美外來遷徙人口達13%，歐洲達7.7%。

　　其次是對外來遷徙人口沖擊社會安定的恐懼，社會的多個基本元素，文化、宗教信仰、就業壓力、收入水平、社會福利等，都在大量涌入的外來遷徙人口面前凸現出矛盾，矛盾得不到化解，就必然引發沖突，往往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在已經深入到內心的移民問題情結的牽動下，會引發社會公眾的太多、太過分的聯想，乃至于催生更大規模的社會沖突。

　　借用美國前國防部長曼斯菲爾德的概念，有一種潛在的“老歐洲”意識在主導著歐洲發達國家對待外來遷徙人口的思維，從政府層面，歐洲發達國家越來越奉行更加強硬的、苛刻的移民政策，從民間層面，近年來不斷冒頭的種族主義、新納粹分子、極端分子就是這種恐懼心理的發酵物。

　　事實證明，歐美發達國家不斷地、深入地挖掘到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豐厚紅利的同時，在接受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遷徙浪潮問題上，卻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和應對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