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遷徙中的人物與城市鏡像 之六

　　“外地人”催生“新北京”

　　二十年來，北京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來這里淘金，加上中國人的老鄉情結，于是就形成來自同一個地區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城中村”。比如北京的“浙江村”、 “河南村”、“安徽村”、“新疆村”等等。

　　咔、咔、咔、咔……張景富手起刀落，案板上的一塊面就被他剁成了七八條，兩條上下疊在一起，雙手麻利地一抻，下鍋，一根油條很快就炸好了。

　　每天早上5點，張景富都重復著這樣的動作。6點，吃早餐的人就會多了，如果不提前炸好，根本就供不上客人吃的。

　　張景富的小餐館在木樨園天雅服裝大廈后面的一條小巷子里，巷子雖小，人卻出奇地多，到處是肩背手提黑色塑料貨袋或蹬著三輪車裝卸貨物的人。張景富說，他們都是來這進服裝的，一年四季每天都這么多人。

　　北京木樨園、大紅門服裝商業街，從天安門廣場向南只有5公里，平均日吞吐貨物量達2000噸，年交易額300億元人民幣以上，占據了北京服裝業交易額的54.5%。張景富的小餐館占了地利之便，生意非常好。

　　十幾年前，這里還是一片破落，一個個臨時搭起的磚棚隨處可見，街道又窄又臟，是一群浙江人把這里搗鼓成了長江以北最大的服裝集散地，因此這里也被稱為“浙江村”。

　　浙江村：最有活力的“城中村”

　　所謂的“浙江村”，它既非自然村落，也非行政區劃，是指在北京經商的浙江人自發形成的聚居區。其范圍主要在豐臺區南苑鄉的時村、果園村一帶。南北從木樨園到大紅門，東西從馬家堡到成壽寺。

　　上個世紀80年代初，這里的房租非常便宜，距離趙公口長途汽車站、北京南站也比較近。以浙江溫州人為主的來京務工人員看中了這里的地理位置，陸續在這擺地攤做起了服裝生意。

　　林立昌是最早一批來北京的浙江人，他告訴記者，1985年他這里來時，整天背著一個大包，東躲西藏地擺地攤，城管來了，包起來就跑。二年下來也沒掙到什么錢，這其間他還蹬過三輪車、擦過皮鞋、賣過眼鏡，“成天蹲在大街上風吹日曬，那叫苦啊”。

　　林立昌的命運轉折在于抓住了一次機會，而他的經歷也是“浙江村”形成的原因。1988年，他靠倒賣了皮茄克掙了一筆錢，于是他干脆在附近租了一間面積只有30平方米的房子，自己辦了一個加工廠，白天擺滿縫紉機等工具，晚上就睡在地板上。“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是很多浙江人的發家經歷。

　　那幾年皮茄克非常火，來自全國各地的客商甚至許多外國人都直接來這里采購，林立昌經常幾天不睡覺連續趕活。后來自己實在做不過來，就找來了家里的親戚，親戚又帶來了老鄉，老鄉又帶來了自己的親戚。于是，在這里的浙江人就越聚越多，“浙江村”就是這樣形成了。

　　“浙江村”逐步擺脫了那種低級的經營方式，林立昌也苦盡甘來，不僅有一個小型服裝加工場，在天雅、京溫、龍秋等批發市場還擁有七個攤位，資產過百萬。“這不算什么，和我一起來的老鄉，資產過億的有很多。”林立昌說。

　　從“浙江村”走出來的一大批富翁，在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后，開始涉足更多的行業。房地產開發、文化傳播、礦山開采以及互聯網等高科技行業幾乎都有浙江人的身影。

　　福建村：以建材生意為主業

　　在北京，像“浙江村”這樣有明顯地域特征并做著同樣生意的村落的還有“福建村”。

　　八閩大地，山清水秀，但是過去交通條件很差，幾乎無田可種，只好經商。福建人從小耳聞目睹的情景就是祖輩父輩外出經商，其吃苦精神和適應能力不比浙江人差。

　　在京郊立水橋以北1公里的范圍內，沿公路分布著以福建人為主，經營木材、鋁合金建材等大大小小的建材貿易公司，這里就是“福建村”，但并不像“浙江村”那樣有名，只是外界常把這里稱為“福建建材村”，其實他們自己很少這么叫。

　　“福建村”的興起得益于1980年代以來北京北郊大規模的房地產投資。立水橋方圓十幾公里的范圍內新建的花園、別墅、公寓以及奧運村的建設，為建材貿易提供了很大的市場。福建建材商看好了這個機會，便紛紛在立水橋附近開起了公司。

　　福建人也是中國有名的一大商幫，福建泉州、晉江、石獅的服裝鞋帽遍及全國，沙縣人開小吃部，安溪人賣鐵觀音，莆田人除了做服裝生意，還很善于經營醫院，據說，全國80%的私立醫院的幕后老板都是福建莆田人。

　　新疆村：曾經扎堆開餐館

　　像許多事物那樣，北京的村落也有產生和消亡的過程，曾經紅火了一時的“新疆村”則早己消融在北京的各個角落。

　　新疆村早在1970年代末就開始形成，分為兩片，一片在甘家口，一片在魏公村，多以開飯館為主業。最初，在魏公村地區的幾條街邊上，由于有很多新疆人開的餐廳，附近居民的出租房大都出租給了這些新疆人，形成了“新疆村”。

　　但是由于拆遷和舊城改造的原因，新疆村消失了，但要在北京找一家新疆餐館還是很容易。

　　在朝陽區金臺路路口向南500米，就有一家新疆餐館，這里的服務員是清一色的小伙子，穿著一模一樣的紅色休閑服，而且都統一剃著錚明瓦亮的光頭。服務員與客人之間說普通話，他們之間都是講新疆話，開始你會不適應這樣的服務方式，還會有些膽怯，但是很快就會習慣了，他們都很熱情，有叫必應，關鍵是菜很好吃，上下兩層樓，幾乎天天爆滿。

　　這家新疆餐館的老板告訴記者，“新疆村”起源于甘家口附近的西苑飯店。西苑飯店興建于1950年，當時叫西苑旅社，是作為團結穆斯林民族的窗口建設的。從1950年代開始，國家陸續從新疆招了一批廚師進京。新疆廚師們又慢慢地帶來了他們的家屬和老鄉，由于語言和生活習慣方面的原因，他們大多居住在同一區域，并多以開餐館為業。

　　安徽村：不乏精英人物

　　安徽自古就是苦地方，地處江淮之間，自然災害不斷，每次戰亂都繞不開安徽。由于生活所迫，每年都有大批的安徽人進京打工，他們大多居住在海淀區知春路的西五道口和藍旗營附近。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安徽村”。

　　安徽人在北京沒有固定的行業方向，但在各行各業中都不乏精英人物。黃遠征剛來北京的時候，是給一搞裝修的江蘇老板打工，很被人瞧不起，有時候擠上公交車，會招來很多白眼。他也無法融入大城市的高樓大廈和北京文化，每到春節他就迫不及待地買票“回家”---安徽。

　　五年前，他開了一家裝修公司，有了自己的車和房子，孩子也接到北京讀書，也有了自己的一個社交圈子和一些朋友，偶爾回安徽老家一次，也呆不了幾天就又急著“回家”——現在他說的家是指北京。像他這樣當年來北京打工的外地人，許多都變成了實際意義上的北京人。

　　外地人影響了北京的生活方式，北京也接納并改變了外地人的思想。

　　毫無疑問，外地人在推動北京發展的同時，也對北京的城市功能和生態環境帶來了一定的壓力。公安部最近公布的資料顯示，北京市總人口數量已經突破1700萬人，其中，流動人口數量突破510萬，約占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一。

　　專家認為，既然市場化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那么以經濟要素驅動的人口大遷徙也是不可避免的。雖然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來京務工，同樣每天也有成萬上千的人黯然離去，北京的人口不會無限制地膨脹下去。正是因為這些外地人的大批遷徙和融入，北京才變得更加多元，更加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