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佳恒

　　飛漲的豬價與爆發的豬瘟是農村向城市的又一次發難。簡單的補助不是杯水車薪解決不了問題，就是補貼過高，一哄而上，造成新一場“豬賤傷農”的輪回，用城市思維解決農村問題，受到質疑　　

　　養豬戶李蜻不想要補貼。

　　盡管財政部宣布將建立母豬保險與補貼政策的消息已近一月，但除了自家的母豬下崽，李蜻還沒有感受到任何動靜。這兩頭下崽的“大約克”良種母豬是她5年前以每頭2000塊的價格從北京順義買來的，因為母豬金貴，運回秦皇島時李蜻還特意雇了輛空調車。但幾年來這兩頭母豬并沒讓她省心：“大約克”產崽量低，飼養成本高。受困于多年低迷的豬肉價格，李蜻本打算今年將它們賣掉，專心飼養另外的8頭普通母豬。而她所在的河北省秦皇島撫寧縣的千人小村，在經歷了去年秋天的那場豬瘟之后，母豬只剩下30頭。

　　補貼之憂

　　“聽說國家要補貼養豬戶了，可我并不想要。”李蜻語出驚人。作為一個從業20年的養豬戶，這個來自最底層的判斷自有道理：此次計劃建立的母豬飼養補貼制度，是依據參保母豬數量，按每頭每年50元的標準對母豬飼養戶給予補貼。依此政策李蜻家的10頭母豬每年能得到500元的補貼。

　　“補貼不一定是好事，因為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沖著補貼開始養母豬。母豬多了，豬價不就又下來了么？”李蜻說。這并不是簡單的既得利益至上立場，因為她承受了長達十年的低價，也坦言不認可目前的高位豬價。“雖然說豬價漲了。但養豬人的積極性并不是很高。”造成積極性不高的直接原因是小豬價格的超高：接近700塊錢一頭。這個每天還在干農活的老大娘擔心價格一旦跌下來會再次一蹶不振。“如果趕上去年那樣豬價低又走高熱的情況，50塊錢的補貼簡直就是杯水車薪；而碰上今年這樣的豬價，補貼很可能又是大家瘋養母豬的開始。”

　　豬價跌到谷底的可能性的確存在。由于國內生豬養殖65%處于散養狀態，獨門獨戶的養殖行為缺乏宏觀管理，補貼政策的實施在缺乏細致的調控背景下，極可能引導出一窩蜂的態勢。當豬肉再次供大于求時，養豬戶們又將面臨著宰殺母豬的無奈和“豬賤傷農”的輪回。所以補貼的紅頭文件很可能只能起到了航標燈的效果，而達不到指揮棒的作用。這顯然并非補貼政策的本意。

　　“聽說國家要補貼我們養豬的，我不是喜而是憂。這讓人想到2005年的補貼。”河北省唐山市遷西縣的王力強嘆著氣。他回憶說2005年縣里出臺了給養豬戶補貼的政策，內容是養殖肥豬規模達到1000頭以上的每只補貼50元，養殖母豬達到50頭以上的每只補貼300元。因為符合母豬養殖補助標準，那年他順利的拿到了錢。但一年后發生的事讓他很困惑：“2005年我縣發展養豬，2006年就改養羊了。”這一年王力強沒有拿到補貼。“不知今年發展啥？”他說。

　　但更多的養豬戶對于補貼一事聞所未聞并充滿渴望。“我養豬9年了，年出欄1000多頭，還從來沒聽說有什么補貼。”秦皇島養豬戶李偉有點茫然。而很多人對于補貼的趨之若鶩來源于去年的慘痛經歷。“去年走了高熱，30多頭母豬沒了，幾百頭肥豬便宜賣了，虧了20多萬，想起來就心疼。”湖南省益陽市沅江縣的養豬戶何勇語言焦灼。

　　豬瘟焦灼

　　現在這股焦灼的氣氛已經從農村傳染到了城市。

　　“我不吃豬肉，因為現在的豬有藍耳病。”正在過暑假的三年級學生沈昕能準確的說出“藍耳”這個名詞并語氣堅決。在郝穴這個長江邊的湖北小鎮上，人人談“豬”色變。而45公里之外的另一座城市很多人也開始有了禁食豬肉的默契。“賣豬的人沒少，但賣的肉少了1/3.”每天下班都會去當地菜市場買菜的王作玉說，“6月初第一次聽說豬有藍耳病的時候，我趕緊把鍋里還在燉的排骨撈出來扔了。”200公里外，宜昌人也不怎么吃豬肉了。但湖北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武漢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類似的反應，雖然農業部7月14號已經發出了緊急通知，通報了長江流域豬藍耳疫情爆發的情況。

　　“有人把已經埋在地里的病豬挖出來拿到市場上去賣。”湖北省荊州市岑河鎮荊農村張姓村民的說法令人吃驚。但更令人膽戰心驚的事實還是發生在去年。

　　“我都不讓我們家小孩買香腸。”李蜻說。去年秋天她所在的村走了高熱病，“豬越治死得越快”，無奈之下她聽從了獸醫的勸說，得了高熱的豬就賣掉。收豬人連五六十斤的小豬都要，一頭豬頂多也就給10多塊錢。李蜻后來聽收豬人說這些豬肉一般都拿去灌香腸了，“也有耿直的人，病豬寧愿埋了也不賣。”而李家的現實情況是：豬肉連年低價，還要供兩個兒子上學，她本人也是10幾年沒有添置一件新衣服。

　　“高熱病無法治療論”在其他地域也有市場。去年8月河南省滎陽市廣武鎮發生高熱病，當地養豬戶蘇二乾即是見證人。“我這里有專家來開會，會上說如果發生了高熱病就把豬賣了，結果開過會第2天賣豬的很多。”蘇感到很痛心，他說他找到了治療高熱的有效辦法，已經治好了400頭母豬。同時他也感嘆今年的豬就是用藥喂出來的。“高熱病傳染得厲害，飼料里面加的都是藥。”不過蘇還是一絲不茍的執行著出欄前停藥16天的要求，“要不然豬肉里面有藥物殘留，對人的身體不好。”

　　“高熱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沒有去嘗試。”蘇二乾說。最近他準備給自己的豬打藍耳疫苗，于是買了一頭感染了藍耳的豬來做注射試驗，疫苗的價格是1毫升1塊錢。但有的養豬戶說他們當地的疫苗注射是1頭豬花7塊錢。事實上養豬戶都不愿意讓人知道當地的豬出現了疾病，因為收豬人會趁機壓價，這樣本來沒病的豬也賣不出好價錢。

　　風險考驗

　　飛漲的豬價與爆發的豬瘟是農村向城市的又一次發難。

　　農村的面貌自改革開放之后已越來越模糊于城市的高樓大廈面前。豬肉與豬瘟的議題已發展至難以說明的程度才空降進入公眾視野，在此前的漫長嬗變過程中，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風險，事實上形成了城市與農村的間隔局面。而當一系列的后果浮出水面時，人們又不得不去承受這個間隔所帶來的問題。

　　用城市思維解決農村問題是危險的。比如簡單的補助；用農村思維來解決城市問題同樣是徒勞的，比如阻礙信息傳播。而我國農業風險積聚迅速并且高度集中，僅靠農業部門自己已難以控制和承擔，必須利用社會化的農業保險來加以補償，規避農業風險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農業保險。

　　李蜻家在多了15頭小豬崽的同時，也砍倒了200棵已進入盛產期的桃樹。這些樹都是李蜻親手放倒的。雖然當地素有種植桃樹的傳統，但她的桃卻怎么也賣不起價：今年的價格是1毛錢1斤，比去年就多幾分錢，以這樣的價錢賣出去就是賠本的買賣。李蜻索性讓爛桃鋪了一地。在這個半丘陵的小村，每年都有人放倒桃樹，她說只要大家差不多都放倒了，第二年桃的價錢準能賣得好。

　　在“砍”與“種”之間，新一場“桃賤傷農”的輪回又已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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