膽大妄為鄭筱萸

　　——一個“商人官員”的生意經

　　財運不佳的“鄭局長”

　　毫無疑問，沒有誰能比鄭筱萸更有資格成為打開中國制藥業這把“病鎖”的鑰匙。

　　鄭筱萸1942年生于福州，母親早逝，父親在醫院擔任掛號工作，以此養活鄭筱萸兄妹5人。鄭筱萸排行老大，由于家境困難，常常下雨天把鞋子放進書包，打赤腳回家。不過，鄭家的家底曾經非常殷實，著名文學家鄭振鐸是鄭筱萸的姨公。

　　不少熟悉鄭筱萸的人認為，正是家道中落，讓鄭一直對金錢十分在意。

　　1963年，鄭筱萸考入

　　妻子劉耐雪是鄭筱萸大學時的同班同學，上海人，和鄭同歲。畢業后，鄭筱萸和劉耐雪雙雙被分配到了浙江，后進入杭州制藥廠(民生制藥廠前身)。民生制藥廠是當時浙江最大的藥廠，至今仍是國內著名的制藥企業，旗下有“21金維他”等明星產品。在隨后的歲月里，鄭筱萸因為做事“清晰有條理”，得到領導的賞識，一路官升民生制藥廠廠長。

　　在大家的眼里，鄭廠長平易近人，甚至略帶拘謹，但對鼓勵下屬很有辦法，常常噓寒問暖。“他還很注重儀表，即使沒什么錢的情況下依然如此。”

　　是的，只能領國有企業死工資的“鄭廠長”當時的確沒什么錢。盡管鄭筱萸為民生藥廠做出了不小的貢獻，率先在同行中實現了從計劃到市場經濟的轉型。

　　1991年，鄭筱萸被提拔，任浙江省總工會副主席。其實，這個工作是為了鄭筱萸從企業編制過渡到行政編制，鄭曾親口向人透露他下一步的去向，一個是杭州計劃經濟委員會主任，一個是擔任杭州市副市長。

　　在省總工會的三年，鄭的仕途似乎并不順利，兩個去向一個也沒實現。在此期間，民生制藥廠改制。鄭的繼任者們不僅得到了一些企業股份，而且年薪高達70～80萬元。

　　自己栽樹，別人乘涼。鄭筱萸的心理有些不平衡。在此期間，鄭多次向朋友抱怨：“收入太低，太窮。”

　　但機會再次垂青了鄭筱萸。由于前任國家醫藥管理局長卸任，1994年4月，在企業里滾打了20多年的鄭筱萸，帶著錯過國企改制給管理層紅利的遺憾，開始了他在國家醫藥管理局長位子上的為官生涯。

　　需要說明的是，原國家醫藥管理局只是一個行業主管部門，類似于中國醫藥總公司這樣的角色，隸屬于國家經貿委，并沒有多少實權，真正對藥品實施監管的，一直是衛生部藥政局。

　　到了國家藥監局后，鄭在老同學聚會上，仍然多次抱怨：“收入太少，每個月工資只有1700～1800元錢。”

　　不過，鄭筱萸很快就開始財源滾滾了。

　　1998年4月，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正式成立，這是個由原國家醫藥管理局、衛生部藥政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三個部門合并組成的副部級單位。

　　大權在握后，鄭筱萸幾乎是在第一天就走上了“創收之路”。

　　下面這個故事就是證明。

　　一家民營制藥公司的王經理在1997年向國家藥監局申報過一個新藥，但遲遲沒有下文。1998年中，他突然接到了北京賽獅生物技術開發有限公司經理胡某的一個電話，希望以300萬元購買申報材料中某個漏寫的關鍵工藝細節。

　　“我申報的材料怎么流到他那里去的？”

　　在一番打探后，王找到了答案。原來，劉耐雪隨丈夫鄭筱萸到北京后，落腳點就是在北京賽獅生物技術開發公司，領取高額薪水。后來人們發現，鄭筱萸的妻子與兒子鄭海榕都在從事“拿批文、賣批文”的勾當，“他們一家三口形成了一個非常完整的利益鏈，藥品、醫療器械通吃。”

　　權錢交易的“黑色大廳”

　　是哪一位睿智者說過，生活就是一場笑話，而且從一開頭就是品位低俗的笑話。

　　這用來形容國家藥監局原局長鄭筱萸主政下的“藥品安全監督體制”，再合適不過。對于每一個看病吃藥的人來說，誰會想過，健康的威脅來自于藥品安全監督部門及其最高首長？

　　上臺后，鄭筱萸馬上開始了他主政期間的第一件“大事”——“地標”升“國標”，一舉把新藥審批權力收歸局里。

　　由于歷史原因，我國藥品存在國家標準和地方標準，地方標準藥品的質量水平參差不齊。1998年，“地標”升“國標”開始了，這意味著上市藥品將統一使用國藥準字的文號，藥品的地方標準將不復存在。

　　很多標準低于國標的地標藥品根本沒法通過實驗考察，企業只能編造數據后找注冊司官員行賄才能順利拿到新的批文，鄭筱萸及其秘書曹文莊順勢狂賣了2600件批文。

　　與其他國家一樣，中國《藥品管理法》只要求企業進行GMP(意為“良好作業規范”，是一種注重制造過程中產品質量與衛生安全的自主性管理制度)自愿認證。

　　1999年，鄭筱萸上任后推行又一個重大政策——強制推行GMP認證，規定自2004年7月1日起，凡未能取得認證的企業一律不準進行藥品生產。鄭筱萸還告訴各個企業：“搞GMP才活，不搞GMP就死。”

　　要搞一個GMP認證，建設符合標準的生產車間、引進設備等動輒需要上千萬元。

　　一些聽話的企業為了能生存，把所有資金都投入到GMP認證里，購買了藥監局“推薦”的昂貴設備，把企業搞得元氣大傷，這些設備在很多企業里都成了應付檢查的道具，連一天都沒用過，甚至連包裝都還沒拆開。

　　可大部分企業達不到這個要求，怎么辦？結果就是作假，行賄。

　　在新藥審批上，鄭筱萸的膽大妄為更令人咋舌。由于新藥能拿到較高的定價權，大多數廠家忙于將原來的“普藥”(臨床上已經廣泛使用或使用多年的常規藥品)改變包裝、劑量和用法，并加入一些無用成分，申報注冊成新藥。

　　這些報批藥品同質性很強，批哪家，不批哪家，藥監局直接決定。

　　于是，鄭筱萸領導下的國家藥監局將新藥報批的“綠色通道”直接變成了權錢交易的“黑色大廳”：快的多少錢、慢的多少錢，明碼標價，決不含糊，企業都提著現金等候召見；一個普通新藥的證書叫賣到200多萬元，好一點的1000多萬元；“換馬甲藥”(指只改一下外包裝的“新藥”)便宜，5萬到20萬元，而仿制國外的藥品做出的“新藥”最貴，沒數百萬批不下來。

　　于是，2000年前后，中國藥品注冊報批中介公司逐漸興起，它們大多以醫藥咨詢公司的名義出現，估計現在全國有1500多家。制藥企業通過他們去做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增加了交易的中間環節，說白了是要解決犯罪鏈。“你說我給負責審批的官員錢了，我都不認識他，怎么給錢？”實際上，中介公司充當這個角色，增加了中間環節就沒有法律罪證。報批的中介公司和負責官員也未必很熟，但是他們之間有互信。

　　就這樣，鄭筱萸在中飽私囊的同時，也幾乎摧毀了整個醫藥行業的良知、誠信，斷送了整個行業前進的動力基因。

　　我們可以看到，正是在這樣一個制度背景下，中國的制藥業開始進入一個弄虛作假、群魔亂舞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