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私募基金跟中國政策一起做多

　　本刊記者 | 裴金鋼

　　下一步，國際私募資本可能會鎖定哪些目標呢？

　　凱雷、華平、黑石、KKR；IDG、SAIF這些國際私募基金紛紛舉起了他們的手中的望遠鏡，正在慢慢聚焦，上下左右地打量著中國的投資市場。

　　下一步，他們可能會鎖定哪些目標呢？對于一個尚未完全開放的市場來說，中國又該如何正確利用和引導這些資本，而這些私人資本在華要想實現順利投資又該注意什么？

　　帶著這些問題，《環球財經》記者先后采訪了德意志銀行董事總經理、中國區主管王仲何、ePlanet全球投資基金執行董事孫文海、美國霍金豪森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彭川以及中國億中投融(上海)商務咨詢有限公司總裁張亨。

　　《環球財經》：您如何看待國際私人資本集團對中國市場的熱情？

　　王仲何：2004年開始，一些在中國投資的老牌主流私募基金都在亞洲設立分支機構；一些帶有中國概念的基金也陸續進行了第二輪、第三輪融資擴容，他們絕大多數都是以中國為投資對象的。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各行各業的經濟周期都遠沒有發展到市場均衡階段，投資中國就是要搭載中國這趟高速行駛的列車。

　　孫文海：近年來，國際閑余資本大大增加，比如石油美元的膨脹。但9·11改變了人們對美國經濟安全的認識，而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又讓人們發現了中國經濟的環境的抗震性能，尤其是在2000年美國IT經濟泡沫破裂之后中國又加入了WTO至今已經度過了保護期，這些都成為國際私募基金涌向中國的動因。

　　《環球財經》：據您分析，2007年這些國際私募基金將會在中國選擇哪些領域進行重點投資？

　　王仲何：消費是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之一，也是中國政府下一步要著重推動的。中國有13億人口，有1億人口消費就相當于美國的一半了。衣食住行的消費領域上級非常多，比如肉類加工、食品、造紙、電信、汽車、汽車配件、飲料，等等。

　　孫文海：機會無處不在。比如家居、汽車、旅店等等。

　　彭川：電信、媒體、互聯網、醫療服務、醫療器械、新能源等等。值得注意的有兩點：1、新能源里，目前太陽能企業發電的主要原材料硅礦石基本依賴進口，如果太陽能項目一哄而上，必然縮減行業利潤；2、研制新藥周期比較長、風險比較大，需要注意。

　　張亨：傳統行業，比如機械制造、醫療服務、醫療器械、零售領域、酒店、汽車后市場(二手車買賣、汽車維修、汽車美容、汽車俱樂部，等等)；其它如新能源(風能、太陽能、植物能等)、物流(急宅送馬上要在香港IPO)、金融等與人民幣升值直接相關的行業可能會非常熱。

　　據我所知，目前就有一些VC準備投生物柴油了；凱雷計劃明年將重慶商業銀行推上香港資本市場；希爾頓酒店也爭取到來自VC的5億美金，計劃在中國內地大規模推廣中端酒店；其它還有計劃投資RFID(電子標識技術)以促進物流業發展的。

　　《環球財經》：未來這些熱門行業具有哪些共同特征？

　　王仲何：傳統行業投資起點比較低，但是高增長潛力大。有些企業還有很強的獲利能力，而從風險控制的角度來講，相對比較安全，投資周期也更短一點。

　　孫文海：中國的傳統行業本身也在不斷地發生演變。一種新技術的出現，往往使傳統行業也能煥發出新興經濟的特質和市場。

　　比如，20年、10年以前的煤炭行業，基本是采煤技術，但是目前卻有了煤的液化和氣化技術。再比如，中國鋼鐵業10年前年產量1億噸，大家就擔心過剩，但是到目前已經達到了4億噸，依然有巨大獲利空間。這里面跟新技術、新工業的開發是密不可分的。其它再如新材料對紡織行業的意義，基因技術對傳統農業的意義……這些也許都將根本改變某些行業作為傳統產業的原有定位。

　　《環球財經》：中國經濟處于轉型時期，經濟發展還有很多不均衡的地方，對于這樣一個市場來說，如何利用國際私募基金比較妥當？

　　王仲何：中國政府需要在法規、監管方面標準化、透明化。

　　一方面要鼓勵私募基金在華發展，另一方面也要兼顧考慮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的統合；還要促使私募基金充分考慮投資風險和承擔社會責任等等。在稅法方面要進行完善，在保障稅收的同時，考慮如何建立一種好的激勵機制，同時還要考慮如何使股東利益最大化。這樣才能建立一個好的市場。

　　還有一點，制定政策要讓大家理解，要規范。如果變也可以，但要讓大家明白為什么變，宏觀依據是什么。就像制定一個裁判規則一樣，要有討論稿和征求意見稿，那樣最好。

　　孫文海：VC可以幫助中國中小企業更好地發展，但是PE(并購基金)就不同了。PE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一把雙刃劍。有利也有弊。對私募基金的這兩種不同形式是要仔細分辨、區別對待的。希望今后對VC和PE分開監管。

　　通過股權、市場引進資金和技術的設想，我們很早就提出來了，比如在汽車制造業領域，我們以市場換技術，結果到現在，我們根本拿不到人家的一流技術，依舊落后別人10-20年。現在，國家允許KKR、凱雷、華平、高盛進來，并且允許他們并購徐工、雙匯……這些決定是不是正確的選擇，還得以觀后效。

　　彭川：中國市場越來越接近美國市場的規則了，資源配置的有效性越來越強。但是中國法律法規比較雜、經常出新，但是不夠系統、不夠靈活、不夠穩定，而且各地區執行情況不一致。再者，如公司注冊、股份變更轉移、公司合并等等都要到工商局備案、審批，這些與離岸管轄區如開曼群島、英屬處女島相比，對私募基金的發展來說都是不方便的。

　　未來，怎樣把市場建設出一個能夠預測的，比較穩定的結構，就是需要政府及業者努力的方向。比如，2005年年底外管局關于中國居民在境外持股的規定，其具體執行標準下放給了各個省市，各個省市執行的結果自然是不一樣的了，而且還會因政策的變化而變化，這就造成了系統的不穩定性。

　　張亨：現階段，中國外匯管制寬進嚴出的策略是正確的。進來沒問題，出去就要進行管制。但是在收購的問題上，鎖定第一大股東三年，其股票的流動性就差了，其它如退出機制比較少、市場需要完善等等都是未來需要解決的問題。

　　《環球財經》：從進入中國的私募基金角度看，未來他們應該怎樣實現與中國經濟的共贏效應？

　　王仲何：基金應該充分理解中國市場的監管環境，一些比較敏感的行業盡量少去接觸，對于那些有限制性的行業通常也要介入少一點。一定要理解中國的政策，在政策許可條件下進行投資。

　　如果要投資，還選擇那些監管比較少、政策比較明朗的、前景光明的項目。如果沒有把握，就要觀望觀望。

　　對于在中國并購國企的問題，實際是一個政治經濟學或者社會學加政治經濟學的問題，中國政府和國際私募基金都需要通盤考慮。

　　國家允許KKR、凱雷、華平進來，并且允許他們并購徐工、雙匯……這些決定是不是正確的選擇，還得以觀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