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蘇商也許是本土情結最重的一個群體。一個絕不能僅僅解釋為巧合的現象是，記者接觸的老板中，幾乎每一個都是在本地創業，南京人在南京創業，無錫人也很少到南通去，像江陰還有很多“企業家村官”。一種比較可信的解釋是江蘇一馬平川，所以人們安居本土，小富即安；浙江山多地少，人士多外出闖蕩。江蘇多是離土不離鄉的蘇南模式，而浙江人則是從國內闖到國外，到處開拓。

　　如果說浙江人是“行商”，那么江蘇人可謂典型的“坐商”。從傳統上看，他們視出門在外為畏途，即使企業的名字也不愿意忘“本”———比如“蘇寧”和“蘇果”。但現代社會的商業機會往往轉瞬即逝，“坐商”往往“坐”失良機，“行商”則可以“鵬”行千里。

　　新蘇商階層的崛起

　　32歲的若航交通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呂勇，在做著一件很多人意想不到的事。他所在的若航交通發展有限公司，正在南京的郊區建設直升機停機坪，并準備擴展到整個

　　在江蘇采訪，這種“意想不到”的情況并不多見，記者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種循規蹈矩、按部就班的秩序感。拿做生意來講，江蘇人不同于溫州人，溫州人經商意識是滲透到骨子里的，即使是一個謀生計的小販，他們也覺得自己是在經商。而在浸淫傳統文化過深的江蘇商人身上，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柔順意

　　識，自我表達和張揚的還不夠。

　　觀察江蘇地圖，長江、大運河及其水系縱橫阡陌，貫穿整個江蘇，蘇南更是一片水鄉。可以說，江蘇的歷史就是一部水與人的歷史，江蘇的文化也是一種典型而純粹的水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與開拓意識較強、狂飚突進的海洋水文化(以溫州為代表)又有所不同，這是一種內陸水文化，傳統深厚，溫柔敦厚。

　　有學者就認為，水利之需成為中國官僚政治深厚的濫觴。李約瑟博士就認為，政府為了維護灌溉體系的需要，抑制了當地私有階級的發展，灌溉、航運、抗洪與政權擴張結合在一起，助長了集權政治。由于江蘇的水利發達和物產豐富，恰恰成為歷朝歷代統治者興修水利工程和提供糧食、賦稅的主要地區，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江蘇人的柔順意識。

　　歷史上，江蘇又是一個王氣不足，而文氣氤氳的地方。“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南京城雖然身為十朝古都，但它充當國都的時代，幾乎都是分裂的時代，惟一在明代做過真正意義上的全國國都，卻只做了53年就遷都北京。每一個王朝都在短短的期間內發生令人扼腕的悲劇以及因此帶來憂傷、無奈的陳梁遺風，體現在江蘇人身上是一種制度之美，而創新精神有所不足，獨立意識更顯得薄弱。

　　凡此種種，表現在江蘇商人身上，他們是一群獨立意識相對薄弱的群體，對政府的依附性一直比較強，獨立的企業家隊伍始終難以形成。過去的鄉鎮企業家隊伍“干部化”，搞企業是為了撈政績、謀位子就是明證。記者每到一地，當地政府的大樓無一不是最氣派森嚴的，這也是等級秩序觀念的殘留。江蘇人還保留著一種傳統的意識，習慣每干一件事先去“找市長”，而不是去“找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