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汪段泳 ： 袁老師剛剛說了很大的問題，在我們印象里日本的東西就是質量好，您的說法就是企業和員工關系很和諧，造出精密的東西。

　　袁鋼明 ： 比如他們生產的電子產品，我們以為高技術的，結果不是，集成電路稍微有一點灰塵就會影響質量，他們就讓員工回家都非常干凈，所以操作的環境就特別精密，所以他們在家庭里都非常非常干凈，在操作環境里沒有任何灰塵，他們用放大顯微鏡發現稍微有一點灰塵就會造成電路的不順暢，所以職工如果真正有這樣高的責任心質量當然好。

　　楊福 ： 舉個例子，我剛剛從日本回來，參觀了豐田的總部，去他第一工廠參觀的時候，是非常大的工廠，我潛意識里就以為豐田一定是我們看到的非常先進的工廠，結果去了發現跟我們國內的汽車廠沒法比，設備非常陳舊，已經運行了三四十年，一看就是非常陳舊的工廠。

　　袁鋼明 ： 名古屋那個是比較舊的，還有一個廠比較新，但是名古屋那個是典型的。

　　楊福 ： 你到那兒看他所有的生產線，人就像一個機械那樣的運轉，比如說這個環節產生的問題會影響下一個環節，后來很多人也都來學習，甚至都把已經掌握的生產方式拿過去，后來發現不行，不成功，我也問他為什么？一個人有這樣的意識不行，還得整個組織所有的人都有這樣的意識，都有這種精益生產的意識才能成功。

　　袁鋼明 ： 你說的感覺和我的感覺一模一樣，我也去過豐田好幾次了，因為我自己的觀念改變了，剛開始覺得豐田的厲害是在于全自動的焊接技術、無人工廠，結果現在我去了以后發現不是這樣，我和你發現的情況是一樣的。我看到水泥地面都脫落了，油漆都斑駁脫落了，我看到所有的設備是舊的，并不是很新的。工人的節奏并不像我們這么快，還有很大的空間，就是柔性操作。

　　后來我才發現豐田早就提出“以人為本”，這是他的思想，后來我們才知道經濟效益高是要處理地好這個關系。

　　主持人汪段泳 ： 我想到一句話，《孫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話，上下同欲者勝。剛剛兩位說的給出我們一個道理，企業內部一定要達到和諧，日本的內部很和諧所以生產出來的東西很精益，日本包括俄羅斯對我們的印象是，你們的東西很便宜，但是質量很差。作為一個企業家，陳總，根據您的企業實際您是怎么在企業內部實現上下同欲或者企業和諧的？

　　陳清鋒 ： 關鍵是文化，對企業倡導什么的文化。我們豪恩集團有一個總之就是“拼搏做事、實業興國，感恩做人、回報社會”。一個企業如果想要發展都要考慮各方面的利益，可能今年公司很有錢，但是還要考慮到我的員工是否能夠保證各方面的收入。

　　在這里我自己覺得企業要能夠建立這個過程，可能剛剛企業成立能賺到錢，是運氣，五到十年企業還能發展，可能是老板很用心、很努力企業發展了。真正這個企業十到十五年還能夠成長、還能夠走，這個過程還需要制度體系，你是否有合理的制度體系，比如有各種各樣的流程，你的客戶群、產品研發，有一套很完整的東西。還能夠生存下來，到二十年了，你最最關心的就是這塊，企業為什么要生存，是因為這樣一個文化。

　　我記得有一本書叫做《基業常青》、《從優秀到卓越》，這兩本書里面最最讓我感受的企業聯系在一起的是核心理念。往往我們現在中國的企業生命時間太短。

　　袁鋼明 ： 你說的非常重要。

　　陳清鋒 ： 是這個還沒有形成，說松下也好，他們是因為真正是創業者，比如松下幸之助，他在企業成立的時候就有這樣一個過程，當然這個企業生存下來我相信，能夠發展20年的企業也就幾家。

　　袁鋼明 ： 日本豐田成功了，生存下來了，但是和他一起的日產就合并了。為什么？日產公司就沒有，他完全學的美國，他從開始就學美國，結果沒有生存下來。

　　陳清鋒 ： 企業生存的所在是什么，像豪恩集團提出的我們真正的使命是什么，是從使命到企業的價值觀，如果真正能形成這樣的凝聚力的話，所有人進來告訴他我們是為了什么做生意，如果我們今天只是為了賺錢做告訴你不要來了，我們是為了有真正的使命，或者要做真正的產品。我們要明確我們多少年的時間里要達到韓國人、日本人的水平，我們的產品品牌要多數年以后也有我們自己的東西，奧很明確這個方向。當然這個過程中會有很多艱辛，可能會有很多挫折，我時刻講，企業時時要想到殘酷的現實，但是要堅持走。

　　主持人汪段泳 ： 剛剛陳總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作為企業家也好或者作為企業也好都有一個信念使命感，特別重要的使命感就是作為民族企業和民族企業家，最終的理想都是讓我們的企業和產品走向世界。這里面有一個問題，我們現在中國的產品說句話講的不太好聽一點，都認為中國的產品很便宜但質量很糟糕，這是國外對我們有很不好的印象，我們要改變他們這種印象。我們像袁老師講的首先根上要和諧，或者陳總講的根上就是企業文化，這里面都有一個問題，在我們走向國外全球化的背景下作為有民族責任心的企業，我們應該怎么樣在全球化的背景盡我們的企業社會責任，我想這也是在座每一位關心的問題，我也想聽聽各位老師的高見。

　　楊福 ： 我覺得剛才陳總講的企業壽命的確比較短，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我覺得現在企業全球化的加速是一個既不奢侈也不遙遠的話題，我認為是一個非常迫在眉睫的問題。舉個例子，大家前段時間也說富士康那個事件，富士康事件并不是說國內的媒體先報出來的，是由英國的一個媒體先報出來引起了

蘋果公司管理層的重視，然后國內的媒體再就國外媒體的報道進行跟蹤、調查，然后在國內引起了一個反響。剛剛袁老師也提到很多國外的經驗，可能的確因為國外的發展也經歷了像這種原始積累的階段，人權意識、民主意識、文化意識已經相當的充分，就是說會迫使中國有經營行為的跨國公司會主動檢討，你作為供應商，世界工廠符合的定義，眾多中國的中小企業，可能會越來越面臨著來自納入審查的體系，如果你還是單純的評價不行，可以像越南這樣更集成的國家那個時代已經真正過去，大家在全球范圍內新一輪的企業社會責任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當下的話題，以前也有，現在我覺得隨著全球化的加速，這個壓力會使作為我們

供應鏈鏈條的中國企業會有一個來自跨國公司的。

　　另一方面我們的企業走出去，因為剛剛你提到那些都是因為有長期的輿論環境，輿論環境就認為中國是低成本的世界工廠。另外我們最近幾年還沒有引起國內企業重視的問題是說，西方國家認為我們很有錢，中國迅速崛起，這是這幾年西方輿論熱點的話題，這就造成一個現象大家認為很有錢，可能融資成本是很低的，政府的國有銀行可以用低成本來融資。去年失敗的案例，中海油收購案例，面臨很多政治壓力，政治壓力之所以被當作話題來炒作還是有充分的輿論基礎，不明舊歷，中海油號稱上市公司是不是喜歡媒體這樣反應，你是國有控股買美國企業的錢都是來自政府低成本的融資，所以輿論有壓力。這個議員為了拉選票，為了政治的需要放大這個東西。這時候我們走出國門的企業，中國在非洲的形象堪憂，過去我們援助非洲的第三世界國家，還是給你貼這樣低成本等等這樣的標簽。我覺得單純靠產品的輸出或者資金的輸出，如果不去改變自己在西方輿論的形象，不讓人意識到我也是一個負責任的企業公民，我覺得是不行的。

　　袁鋼明 ： 企業走出去，根據時代發展起來的環境促進我們朝著這方面改善。本身外部市場環境要求高的時候，產品質量、企業責任就強一點。現在進一步要求越來越高了，不僅是產品質量，還要有服務，還要有一套對整個社會環境、環保的負責，就是這樣如果讓人覺得你生產的產品作出了犧牲的話人家還是不答應，人家說你們的工人福利不夠，你們是以工人的血汗換來的，我們覺得你這個是低成本的產品，或者你造成了環境污染，我們要增稅。

　　另外，我們國家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競爭越來越強，現在人家不滿足你簡單的低價，也希望中國的人文素質高一些，比如他們非常注重中國的管理、職工的工作環境提高等等。

　　還有一個事情，咱們國家過去出口的時候以前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比如發生一些事情造成國家認為你的企業出現這樣的問題。過去媒體上報道過，咱們國家到哪個國家投資的時候，要求你必須遵守什么什么規定，結果咱們的投資人還不同意這一條，因為咱們國家沒有這一條，因此這個事情就返回來說這種做法，比如說舉個簡單例子，到韓國投資的那件事情，就是收購汽車廠的事情就遇到對方勞工潮的問題，這個事情反過來對國內的做法社會發展的變化。應該說是有效率的發展，實際上是對社會的貢獻，同時反過來又促進企業的發展，這一系列的改善應該說就是全球化過程的，我們不應該把全球化過程中的制度看成是沖擊、壓力、是一種成本，我們應該看成是一種推動、一種改善，這樣我們就能夠正確的對待這樣的問題，有利于推動我們國內對這件事情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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