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竊賬簿案連著敲詐勒索案

　　盜竊賬簿案連著敲詐勒索案

　　1999年9月15日，罷免案的發起人吳錫銘，在民選中勝出，就任寮東村委會主任，彌補了潘義漢被罷免后的“權力真空”。

　　然而，自5月25日潘義漢被“倒閣”至9月15日吳錫銘“組閣”，短短110天內，寮東村

發生了兩起案件，公安兩度出手，印證了人們所說的“斗爭殘酷”。

　　1999年6月10日早晨，村財務清查小組的成員發現12個小時之前封存的7本賬簿被盜竊。村財務清查小組是一個臨時性組織，誕生于潘義漢被罷免之后，成員是村民公開推選的12名村民代表，組長是黃祝華。該臨時性組織的意圖極為簡單：進一步揭開原本富裕的寮東村何以虧空的蓋子。

　　黃祝華很奇怪，賬簿全部封存在村委會辦公室的文件柜里，為何不翼而飛？黃在現場發現，存賬室門鎖旁有四道銳器撬痕，氣窗被砸3個洞，砸碎的玻璃掃進門外的廢紙簍，門被反鎖好著，室內的彩電音響卻完好無損。

　　黃去警察局報案。案件的特殊性，驅使甌海區成立了由公安牽頭、紀委檢察院介入的專案組。案情分析一點都不復雜：

　　從現場看，村委會辦公樓的一樓和三樓的鐵拉門都是鑰匙打開的，而放賬簿的辦公室氣窗玻璃卻被打碎。可見，嫌疑人是上樓后爬窗入室的；

　　從內容看，文件保險柜里有賬簿85本，失去的只是1997年至1999年間部分月份的賬簿。可見，嫌疑人對賬簿進行了篩選，也就是說，嫌疑人是熟悉財務狀況的；

　　從時間看，作案時間恰逢財務小組深入查賬之時。由此推斷，嫌疑人或者是要制造混亂，或者是要毀滅賬簿上的證據。

　　總之，嫌疑人一定是與賬簿利害攸關。

　　賬簿盜竊案，非但影響了查賬，也使得原定6月26日的換屆選舉被延宕。村民的憤怒、唏噓和不滿，震驚了中共溫州市委。溫州政要的關注，加速了專案組的進展。排查到末了，目標鎖定在潘義漢身上。7月7日上午，沒費什么周折，潘就交代了自己和另一村民盜竊并燒毀賬簿的所有細節。

　　當年的《溫州人大》雜志有段描繪潘盜竊動機的文字：潘義漢被依法罷免后，一直憤憤不平，認為有人從中與他作對，村里成立財務清查小組，他更覺得有人同自己過不去，對任職期間財務制度之混亂他自己最清楚不過了，于是終日內心惶恐。特別是聽說6月8日查賬小組已將賬本從村會計處領來清查，更引起潘的驚慌不安。6月9日晚，潘義漢鋌而走險，叫上同自己較為要好的村民王某，用尚未交出的村委會鐵拉門的鑰匙，進入村委會，將其中的7本賬簿盜回家，并將其燒毀。

　　案子破了，組長黃祝華當然很高興。不過，他顯然高興得太早。一場牢獄之災正向他悄悄逼近。

　　1999年8月10日，黃被老婆的一個電話喊回了家。以為有什么事情的黃，沒料到派出所的警察早已為他的到來，做好了伏擊前的準備。黃回憶近六年前的那一刻，語帶哀怨：“所長我認識，他對我講，不是我要抓你，小黃。”除了束手就擒，他沒有任何選擇。與黃同一天被拘留到看守所的還有徐長青、李三豹等5人。

　　黃祝華說自己被冤枉了，吳錫銘說黃是替自己受過。但找不到被人陷害的證據，他們最多也只能口頭說說而已。

　　可公安局抓人卻沒有那么隨便。1999年10月，甌海區公安局發出487號起訴意見書，以大量證人證據證言，指控黃祝華等六人涉嫌敲詐勒索罪，并移送甌海區檢察院審查起訴。起訴意見書描述的事實大致如下：1997年年初，黃祝華等六人被寮東村第五、六村民小組50余戶村民推舉為代表，起訴村委會，要求返回金泰

　　起訴意見書稱，六被告在8個月的時間內，時分時合，不斷地糾纏，吵鬧，威脅，終使項目辦無奈屈從，1997年圣誕節前10天，六被告從項目辦索要12萬元。同樣是這個月，黃祝華借口礦渣被掩埋，采用阻撓施工、威脅等手段，向甌江大廈南側的16間私人聯建房的主人索要1萬6千元；次年春天，黃祝華等人復制了同樣的理由和手段，如法炮制地從金商大廈項目辦公室索取5萬5千元。

　　1999年10月20日，在海選中就任村長一個來月的吳錫銘，以寮東村委會的名義，給甌海區、溫州市等權力部門遞交了“緊急求援書”，并附上800余村民的簽名和手印，對甌海區公安局在起訴意見書中指控黃祝華等五人涉嫌敲詐勒索罪，深覺“震驚與不解”。

　　以公眾名義發出的“緊急求援書”，扼要地敘述了事情的始末由來。

　　1994年，遼東第六村民小組的55.23畝土地，被溫州火車站站場建設征用，雖然地方政府返還8%被征用土地給村民作宅基地的允諾，直到三年后，才在村民無休止的上訪申述中得到兌現，但起初村民是信以為真的。當村委會在一紙協議上蓋章，同意將返還的4.5畝土地給予被征地農戶建安置房，第六村民小組遂向村民集資27000余元，購買礦渣、石子沙等土方用料掩埋田地，投入58個勞動力，整整干了12天。黃祝華以為，他未來的家園就在這塊被掩埋的田地上，孰料今天掩埋田地的努力，只是給日后的災難，埋下伏筆。

　　1996年，溫州市府為彌補金溫鐵路資金的缺口，改變初衷，將被掩埋的4.5畝田地出讓給金泰房地產開發公司。“金泰公司”分兩個項目辦公室，甌江項目辦公室和東甌項目辦公室。當兩個項目辦公室意欲進場施工，農民們在他們已經掩埋好的田地上，臨時性地搭建了工棚、三相電，以阻撓馬上就要進入進行時態的施工，并表達他們對地方政府不踐行承諾的抗議。“金泰公司”無法與亂哄哄的人群對話，建言村民派代表協商。從而，黃祝華等五人，被第六村民小組公推為代表。另外，4.5畝土地中有很小一部分屬于第五村民小組，所以村民們又從第五村民小組中推選一人參與農民們組建的代表團，與“金泰公司”展開談判。“金泰公司”同意補償農民180萬元和4000平方米的房屋。

　　“緊急求援書”說，黃祝華等人沒有敲詐。1997年底，六個代表從“金泰公司”兩個項目辦公室相繼拿走的12萬元、5萬5千元，是“金泰”對“填培礦渣、石子沙、搭建工棚”的補償。六個代表依照協議拿到錢后，按照集體集資和個人投資的分類作了區分，前者存入村民小組的戶頭，后者歸私人支取，由私人按照出資比例自行分配。黃祝華個人拿走的14200元，屬于后者，不是敲詐所得。

　　“緊急求援書”以事實駁斥了起訴意見書中的指控，比如起訴意見書說黃等“滋生以打官司為由索要錢財的惡念”。打官司開庭的時間是1998年10月15日，而雙方簽訂協議的時間卻是1997年12月15日。

　　“緊急求援書”說，黃祝華等5人人品貴重，“一貫忠厚正直——土地被征用后，政府沒有兌現政策，受村民之托提起訴訟——何罪之有？而出于公心對村委會干部的貪污違法行為多次上訪，以使三干部被開除黨籍——說明黃祝華等5人的行為并沒有錯。”

　　“緊急救援書”還未來得及產生影響，黃祝華等人就在一個月零一天之后被推上了被告席。甌海區檢察院在起訴書中列舉的事實，與區公安局的起訴意見書并無大的分歧。“惡念”這樣的非法律用語依舊刺目地躺在莊嚴的法律文書中。黃祝華等5被告異口同聲地宣稱，沒有威脅過被害人，也沒有實施過敲詐勒索。他們聘請的律師從法律的角度闡述道：六人的行為都是集體授權，屬于單位行為，單位如何構成敲詐勒索罪的主體？再者，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他們，其行為怎么能構成敲詐勒索罪？

　　一審法院開庭半個月后，法官確認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與事實成立。黃祝華等5人未經有關部門批準擅自填培的礦渣、石子沙、搭建竹棚等，不屬法律保護的行為。而他們敲詐的石子沙、竹棚款3萬元，以及另一代表敲詐的醫藥費2萬元，都是六被告共同犯罪的結果。所以，法庭判決黃祝華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10天后，黃祝華遞交了刑事上訴狀，堅認自己無罪。黃在上訴狀中說：在一審庭審之前和之中，他都要求證人和被害人到庭質證，但被法庭拒絕，更為嚴重的是，公安偵察人員采取了逼供毆打的手段，迫使他承認了謊言。

　　2000年2月12日，吳錫銘再次以寮東村委會的名義，給溫州市中級法院遞交了一個報告，反駁一審判決書的意見。已自學法律兩年有余的吳在大量列舉事實證據后，語氣肯定地說：黃祝華等五人培礦渣未經批準，并未違反刑法規定，至多違反行政法，按法律規定應由規劃部門依法處理，此后甌江大廈占有、使用這些財產理應賠償。即行為違法，不等于物權非法，黃祝華等五人所擁有的三項電、礦渣、石子沙等仍屬合法財產，并非憑空索取，是正常的債權債務關系，無犯罪行為。至于黃等五人在礦渣、石子沙、竹棚上的收益，也根本不能認定為犯罪，1997年9月19日的協議上已寫得很清楚：“如果原土地上的附著物屬私有的仍舊歸私人所有，黃祝華等六人領取與集體無涉。”

　　人們相信吳的說法影響了終審法院。25天后，溫州市中級法院終審判決仍舊認定黃祝華有罪，但刑期減少為“三年六個月”。

　　2000年3月7日，黃祝華被押往浙江省第三監獄。

　　村民說：他在庭審中為別人兜下了很多事，是條漢子。

　　吳錫銘說：他是代我受過，本來是沖我來的，卻在他身上找到了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