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的罷免

　　艱難的罷免

　　六年過去了，寮東村罷免案，已經成為見證中國村社民主的里程碑式事件，被各式各樣的書報宣揚得偉大，光榮，激動人心。然而，撩開覆蓋在罷免案上的并不溫情脈脈的面紗，我們看到的卻是中國鄉村民主創新的艱難和不易。

　　今天的寮東村，早已不是原始意義上的鄉村村落。溫州火車站，溫州汽車新南站，都盤踞在寮東的土地上，八方商賈，不在空中飄落，就從這里聚散。地利上的近便，引得豪華的商務公寓酒店一個個拔地而起。一個原溫州大學的講師告訴我，1990年代初，他寧愿選擇學校70平方米的舊房，也不愿意分到建在寮東的120平方米的新房。然而，僅僅十年，寮東每平方米的房價，變戲法似的成了前者的一倍。

　　吳錫銘說，寮東的

　　1994年，金溫鐵路行將竣工，溫州火車站站場開工在即。黃祝華所在的第六村民小組，被征地55.23畝。政府同意的補償是每畝1萬8千元，拗不過農民的爭吵，每畝地的補償又增補了4千元。考慮到村民失去土地后的再就業，地方政策規定，被征用土地依據百分之八的比例，返還給第六村民小組57戶村民作宅基地。遺憾的是，政府沒有及時兌現承諾。直到1997年，反復上訪的村民們才在甌海區土地局的文件上看到了4.5畝的安置房用地。

　　事情并未就此了結。據吳錫銘說，村委會一共蓋了7300平方米的房子，但沒有依據區土地局1997年63號文件所說的那樣，由57戶農民分享。而是給每戶分了60平方米，剩余的3300平方米由村集體占有。村民和村委會的矛盾由此而起。

　　隨著地價的不斷飆升，農民的心理越發失衡。當他們得知政府以每畝250萬元的價格，把他們的土地賣給東甌大廈的開發商，他們抱怨自己得到的補償太不合理。

　　爭吵，上訪——反復的較量，促使牽涉其中的溫州市個體協會讓步。1997年，個體協會決定補給村委會180萬元，另有2200平方米的房子按照基本造價每平方米1700元的價格，賣給村委會。當時的市場價格是每平方米2000元。所有的利益大略有200多萬元。第六村民組認為，利益應該由他們所有，而不是整個村集體。

　　黃祝華兄弟較多，家族利益也相對較大。初中畢業的黃，算得上第六村民小組的知識分子，做過企業當過優秀廠長的他，很自然地成了矛盾一方的領軍人物。吵鬧，無休止的吵鬧。1997年秋天，黃祝華還因為在施工現場領導村民吵鬧，被關進了收容所。公憤于是擴散。

　　“寮東名士”吳錫銘“及時雨”一樣出場了。他以黃的名義，去甌海區法院打起了行政官司，認為對黃的收容，是不當行政。他說，黃既非流民，也非身份不明者，怎么能夠對他進行收容？仰賴區政法委的干預，黃于第37天走出了收容所。

　　沖突中，第六村民小組與村委會之間的矛盾，逐漸演變成所有村民和村委會的矛盾。矛盾的焦點，也由征地延伸到村官們的不廉潔，不親民。

　　1998年春天，村民們把村委會告到溫州市中級法院，主張村委會返還溫州個體協會的業主們給予的180萬元的補償費，以及2200平方米的房子。1998年10月下旬，溫州市中級法院駁回了村民的訴訟請求。執著的村民們上訴到浙江省高級法院，得到的結果是：維持原裁定。

　　村民們雖然不懂法，但他們憑借“情理”，認定法院駁回他們的訴求是不公正的。他們開始上訪。先是溫州市府，再是浙江省府，既而是國務院信訪局、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最終，他們在沒有結果的上訪中感到疲憊和懈怠。

　　此間，有氣無處撒的村民們突然看到甌海區農村合作經濟審計總站的審計報告。1998年8月6日出籠的寮東村1993年至1996年的財務審計報告，讓平日就對村官花錢存有疑慮的村民，瞪大了雙眼。

　　審計報告開列的三個“主要問題”，就是村民眼中的三大“罪狀”：

　　第一，制度觀念淡薄，財務管理混亂，白條漫天飛。

　　會計憑證不規范，五分之四以上的現金支出都沒有正式發票入賬，且大多為自行填制的白條子，真實性很難查核，財務審批流于形式；

　　出納管錢亂付錢，據1996年12月9日對出納庫存現金的盤點，應存現金余額高達76萬余元，經清點賬后未報結單據35萬余元，白條抵庫的暫支以及應收款多達40余萬元；

　　第二，亂花錢，鋪張浪費。

　　公款吃喝，請客送禮亂消費。從1993年到1996年，以會議費、招待費、請客送禮、公款吃喝等名義報銷的支出，多達44萬余元。換言之，這四年內，村里正常收入的近四分之一被村官們的“大嘴”啃掉了。一個看上去很滑稽的吃喝報銷項目是聯防隊點心支出，1995年村里招待聯防隊的點心費是12587元；

　　村官補貼名目多，工資獎金增長快，專控商業違章購置多，“耳朵邊的腐敗”和“屁股底下的腐敗”都很嚴重。1993年村官們的總酬金是51211元，1996年則是104924元，翻了一番。1994年春天，5個村官和一個退休的支書一人公款配置了一個尋呼機。次年夏天，村長和書記各自公款配置了一部手機，在那個手機還是身份象征的年份，兩人的手機花去村集體資金49000余元。1994年后連續三年，村官們花了10萬元，買了三輛摩托車為胯下坐騎。讓人啼笑皆非的是，無論是買手機，還是買摩托車，既無審批手續，又沒有正式單據，入賬的全是白條子；

　　村官和黨員公費旅游、公款保險。村官去深圳考察，全體黨員去雁蕩山開展黨員活動，無不耗資頗豐。村官們不僅像正式編制的國家干部一樣，為自己開列三項保險，還在1994年用村集體資金為自己的家屬作定額人壽保險。

　　審計報告特別指出，旅游保險，村官報酬，以及“嘴邊的腐敗”“耳邊的腐敗”“屁股底下的腐敗”，各項支出高達92萬5千余元。看看寮東村這幾年的收入，半壁江山就這樣被糟蹋了。

　　審計還指出，鋪張浪費遠不止于此。在工程費用、土地征收、道路修理、集資聯建等事務中，同樣存在鋪張浪費。

　　第三，部分村官存在假公濟私，以權謀私的經濟問題。村里安裝電話，會計和出納每人減免2000元。村長潘義漢一年的手機費就報銷了11000余元。此外，公款私借現象也多次發生。

　　被激怒的村民們，憤慨于村官們的“腐敗”，并將村官們假想為掠奪他們土地和利益的團體。1998年9月8日，800余村民在中國第一份由農民起草的罷免書上簽了名。很快，梧田鎮政府、甌海區人大常委會和民政局都接到了罷免書。

　　一段日子后，村民們沒有聽到任何官方回復。起草者吳錫銘去征詢區民政局的態度，并聲稱罷免是“法律賦予我們的權利”。民政局一官員答復說：“我說了不算，只有區委組織部和鎮黨委才能做主。”

　　無奈之下，吳錫銘跑到浙江省民政廳。敲開基層政權處的門，他終于聽到了肯定的回答：“你們有權利罷免村委會主任，區民政局不同意，你們可以起訴他們不作為。”

　　1998年11月4日，《村委會組織法》開始施行，而非先前的試行，原先的24個條文也變成了30個條文，對照第19條、第20條，吳底氣更足。

　　可是，法律條文似乎并不足以打動甌海官方人士的心。四處碰壁的吳決定乘去北京大學看望女兒的機會，去趟民政部。

　　1998年底，頤和園的水已經結冰了。看過女兒，離開北京大學的吳，受到時任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處處長劉喜堂的接待。吳擔心國家部委的官員們對上訪者不信任，特地將《溫州日報》關于村民欲罷免村委會主任的報道，呈遞給劉。

　　劉看到的村民要求罷免村委會主任的材料上，潘義漢的行為和一個村委會主任的身份，已經嚴重不相符：潘不顧村民重托，對村務財務未經村民同意，擅自超越職權自作主張，導致集體資產大量流失。譬如，對集體公益事業建設，暗箱操作，1996年村里建造三個廁所，未通過村民代表會議，造價未經公開投標，結算也不公開。

　　劉對他們的民主熱情表示欽佩，并態度鮮明地支持他們的罷免案。

　　雖然有了國家部委官員的“口諭”，罷免案的啟動依舊不那么順暢。性格倔強的吳，不斷給北京方面打電話。

　　不久，民政部要為《村委會組織法》的實施開個全國性的會議，各個省民政廳和地級市民政局的官員被要求與會。會議組織者還特別留給梧田鎮鎮長一個特別的列席名額。

　　回憶劉喜堂對他描述過的會議的場景，吳黑黝黝的寬闊臉膛上，紅彤彤的，光彩照人：“開完會后，劉處長給我打電話，他說他在會議間隙發言，‘寮東的村民要罷免村委會主任，可是鎮里卻不同意，今天，我們把鎮長邀請到現場，請他開完會回去啟動罷免，尊重民意，貫徹《村委會組織法》。’”

　　吳說，會議結束后，劉還專程去賓館和鎮長談話：“尊重老百姓的意愿，別讓他們老是上訪啊。”

　　鎮長回到溫州，見到吳，打趣道：“謝謝你，給了我一個去北京開會的機會。”吳笑答：“你要請客，我不上訪，北京怎么知道還有你這么一個鎮長？”

　　1999年春節后，機關開始上班。吳一臉嚴肅地找鎮長：“怎么老是搪塞，到底什么時候開始罷免？”不愿意在推諉拖拉中慢慢等待，吳再度致電劉喜堂，懇望借助他的力量和途徑，推動寮東村的罷免。

　　此時，另一份審計時限自1997年至1998年8月的審計報告出臺。結論依舊是財務混亂，報酬不透明，鋪張浪費等等。兩份審計報告預示著罷免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接下來發生的一切，證明吳的“上層路線”發生了效果。民政部將他們的罷免要求，向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作了匯報。據說，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李鵬在摁滿手印的罷免書上作了批示。后面的事情一路順風。浙江省民政廳決定派員前往寮東，督察村民提前改選村委會主任。

　　3月的一天，鎮政府派出一個21人的工作組，前往“核實”村民的聯名要求。來自溫州人大常委會的消息說，一工作組成員把一個婦女“同意罷免”的意愿，寫在“不同意罷免”一欄。看上去，這只是一個簡單的小插曲，但在一個反感情緒壓抑已久的村莊，它差不多成了政府有意抵制罷免的“證據”。

　　實際上，面對黃祝華等村民強大的罷免決心，任何抵制都沒有了力量。1999年5月24日，啟動罷免的前一天，有記者來到黃祝華的住處。黃指著一間凌亂的房屋說：“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室，所有的工作就在這里進行！”該記者在工作室看到兩張并排的辦公桌依窗而置，上面是一堆指導罷免的圖書和審計報告。

　　第二天，期待已久的罷免正式啟動。法蘭西電視臺等境外媒體都做了正面的報道，均以此為風向標，稱許中國民主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