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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再回到主流的框架，主流框架前面講到主要是農耕社會向工商社會轉軌，而工商社會主要是以西方發(fā)達國家作為參照的。在這個轉軌的過程，對它的時間長度、復雜程度、困難程度的估計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
一種意見是大概再過二、三十年，中國社會的轉型就可以完成，中國至少可以進入中等發(fā)達國家，可以達到所謂的全面小康。如果在這么一種框架下面，就是說三農問題出在農村，但是解決的出路在城市，在沿海，所以三農問題的著力點是研究在農村，但解題在城市、在沿海。有人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比如說《長江邊上的中國》就提供了這樣一個完整的框架。就說你們中部就維持一點：穩(wěn)定；大量的人口向東部輸送，主要向珠三角、長三角和環(huán)渤海地區(qū)輸送，所以他們既反對三峽工程，更反對南水北調，他們說與其將水接到北方去讓他們喝，還不如讓北方和西部的人跑到長江邊來喝水。所以，根據中國土地稀缺的現狀，在東部沿海地區(qū)建造密集型的大城市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
這個思路給研究三農提供另外一種框架和思路。按照這種思路，他們要求土地要盡快地私有化，在產權明晰、自由交換的名義下。他們認為產權明晰一方面可以擺脫權力和資本的結合，由于產權模糊而產生的剝奪農民的圈地運動。這本來是一個左翼的觀點，現在為右翼所接受。由它推論的結果是：由于土地的私有，農民土地可以買賣，把土地買賣的錢可以完成城市化，就是說他拿這筆線可以到城市買房子去，至于買了房子干什么，他們不知道，甚至有人提出來，把那么多的農民集中起來搞小城鎮(zhèn)，搞中等城市，搞起來以后，需求就會產生供給。需求會直接產生供給，我不懂經濟學，如果這樣就可以解決第三世界的三農問題，那么我覺得是太簡單了。所以他們要加快城市化，譴責由于戶籍制度而使城市化長久地滯后于工業(yè)化的這樣一個陷阱，所以他們要打破戶籍制，主張土地私有制，然后讓千百萬的農民——農村勞動力從中西部向東部急劇地遷徙。這樣解決三農問題的話，或者研究三農問題的話，那就不在農村了，那就在城市里研究，也就成了一個加快工業(yè)化發(fā)展的戰(zhàn)略問題。
另一種也承認這個框架，但是它根據中國是后發(fā)國家的基本事實，根據中國人口眾多的基本事實，根據中國人口對土地的嚴重約束的基本事實，認為中國的工業(yè)化將是一個漫長過程，工業(yè)要把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全部吸吶完畢，然后其他必要勞動力也吸吶過來，以此加快農村的發(fā)展，實現農村的現代化這樣一個過程將是極其漫長的過程。所以對它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要有一個充分的認識，由此確定我們三農問題研究的重心。就是說，如果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很可能會遇到經濟的周期，大量被城市和工業(yè)吸收的就業(yè)人口，還有大量返回農村的可能。這個轉軌如果是必然的話，但是漫長，而且在漫長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曲折，甚至是某種程度的逆轉。我們如果從這個方面去研究三農問題，那么我們必須去研究當代中國土地承包制的穩(wěn)定和改進，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土地承包制下的土地性質，必須重新理解改革開放的原始起頭--它是以差異性發(fā)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部分地區(qū)先富起來”。然而這樣一種改革的前提恰恰是絕對主義的土地均分。為什么？土地均分是不經濟的，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講是低效率的，但它是公平的，是當時中國社會農民唯一能接受的一種制度，所以中國的土地制度到底是什么性質？承包制下的小農和土地到底是什么關系？這是第一個大問題。
第二，千萬雷同的規(guī)模極其有限的小農，溫鐵軍講據他的估計有2.3億個小農戶(戶籍制意義下的)。這些小農，他和地方政府到底是什么關系，在這里，東部、中部、西部出現了重大的差異。當然不是所有的東部地區(qū)，相當一部分的東部地區(qū)，尤其集中在蘇中、蘇南、浙江、福建一部分，廣東大部，像這樣一些沿海地帶，當然包括中西部城郊的這一帶，那里的農民已經完結了(戶籍意義上的農民)，即家庭的經濟重心已經從農業(yè)轉向工商業(yè)了，地方財政的中心也已經從農業(yè)轉向工商業(yè)了。但是對中部的廣大地區(qū)，不可能像東部一樣，普遍地發(fā)展企業(yè)。就像八十年代初、中期我們預計的用地方性的工業(yè)，包括每縣、每鄉(xiāng)鎮(zhèn)、每村這樣來發(fā)展工業(yè)，來就地消化勞動力，這樣一種情況到1992年我們就看出來根本不行了，整個工業(yè)布局向東部集中，甚至連梯度轉移的那種硬性發(fā)展也不可能了。如果東部、中部、西部是三個獨立的國家，它有明確的邊界，那么東部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勞務成本、商務成本提高了，有些工業(yè)可能向中部移。因為中國的勞動力的統一市場已經形成，所以資本不愿意承擔勞動力流動的成本，這個成本要勞動力本身來承擔，所以企業(yè)還是大量集中在東部。農民是跨省區(qū)流動就業(yè)，這種格局將長期維持。所以我講，農民和中部地區(qū)的政府到底是什么關系？同樣的一個政府的架構、政府的層次、政府的機構及其職能，全國規(guī)模的這樣一種職能雷同的機構，對中部來說是發(fā)展的動力還是阻礙？是穩(wěn)定的基礎還是動亂的基礎？值得充分研究。另外，單家獨戶的小農和大市場到底是什么關系？這些年我們看得太多太多了。因為農民確實像小企業(yè)主一樣，對農副產品的價格信號會作出或遲或早的反應。因為你能夠作出反應，你能改變種植結構，其它的農民也能夠改變，因為他們規(guī)模同樣狹小，你能夠進入這個市場，我也能進入，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一哄而上。一盤散沙的農民，不組織起來的農民，怎么能夠應付大市場？這也是我們三農問題研究的重中之重。另外，如果勞動力無限增長是死的，農民工不可能分享GDP增長的任何好處，那么在當前農民工的工資結構中，他不可能有進城以及自我保障的那兩部分費用，不可能在工資里面記錄。就是說工資就是給他吃飯的，然后積點錢，只能回來蓋房子，娶老婆，別的就沒有任何作用了，就沒有別的錢了。這就是說城市地價的提高以及房價的提高，天然地阻止了農民工成為城里人，農民工只能在城里打工而不能在城里落戶。這種情況不僅針對農民工而言，針對我們現在的本科畢業(yè)生，我們研究生也起到了這個作用，研究生畢業(yè)一個月一千二，夫妻兩個二千四，不可能城市化的。因為城市化首先要存一個購房的錢，還有一個自我保障的費用，他一下子不可能列入城市保障的，如醫(yī)療費等還得自己掏。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力比較強的，從事經商等的那些農民工精英，才有可能完成城市化。如果這個判斷大體是正確的話，那么在一個很長的時段內，農民工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將長久地存在。在半個世紀內，我看不到它消失的可能性。這樣我們三農問題研究的重點在哪里？我們就可以找到了。諸如此類，我不加細說。我這證明的一個觀點是：三農問題的研究視角。總視角、總思路隨著你對社會轉型的不同判斷而發(fā)生差異。所以對社會轉型的判斷就顯得特別的重要。
這里我把主流的意見分成兩種，一種激進的，一種溫和的。當然我主張，我偏向于主張溫和的一種。非主流當中的某些觀點采取吸收的態(tài)度，對他們總的結論我可能并不加贊同。這還是多年來社會調查的一種積習，因為我強調是什么和可能是什么？對應該是什么這樣的判斷，我這些年是越來越淡漠了。當然，他們提出“應該”，也可能會為我們進行社會批判提供一條價值尺度，這種價值尺度我們也不能以“烏托邦”一笑了之。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
我憂慮的是如果中國最終要完成向工業(yè)化的轉軌，因為這是我們百年的夢想，但是這個過程一直被我們由于急躁而縮短了：大躍進的思想從康有為開始：他說給我中華民族三五年，最多七八年。孫中山說大概十來年，毛澤東說十五年，超英趕美不就15年嘛！后來時間就延長了，鄧小平1980年左右就講要分三步走，大概是 2030-2050年左右完成這個過程。我看時間還得大大地拉長，我們這代人要做好充分的精神準備，在這個過程中，甚至于逆轉，相對的倒退，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還要加一句，前途是光明的。
時間快到了，就此打住，謝謝各位！
本文發(fā)表于《三農中國》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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