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錦清：農村轉型轉向何方 (2)

　　二、

　　第一個方面，將三農問題置入何種社會發展框架中來進行研究。我們通常說，研究三農問題是和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密切相關的，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中出現的問題。在轉型以前，傳統中國社會里當然也可以說有所謂的三農問題，如土地兼并，稅賦沉重，農民的揭竿而起，人口增長，土地分配，大量流民出現等等，還有一些自然災害等也可以視作三農問題。

那些已經完成社會轉型的發達國家當然也可能存在某種三農問題，比如要對農副產品進行補貼，要抗擊第三世界廉價的農副產品進入國內市場等等。但是，這兩種三農問題和轉型時期中國的三農問題具有全然不同的性質，我們關注的是中國當下的社會轉型，以及由此而引發的三農問題。但是，有一個概念，我們經常使用，但確實是充滿歧義的概念，這就是社會轉型。

　　關于社會轉型，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是主流意見，一種是非主流意見。主流意見又可分成兩類，一類是比較激進的，一類是比較冷靜的、或溫和的。這些區分我下面會談到。關于非主流的社會轉型的框架，也有兩類。

　　先介紹非主流的框架。因為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通常的解釋框架是：農耕社會向工商社會的轉軌，或者說從傳統的農耕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軌，在我們學術刊物、學術會議和報刊雜志上都經常是這樣提的。另外，關于社會轉型，還有若干種比較次要的，但也是經常出現的提法，如從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學者在討論這個轉軌的過程中，有人干脆就把它看成是由原有的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轉軌；還有就是從政治上來講的，就是從人治到法治，從專制到民主；還有從社會學來講的，從群體到個體，從身份到契約；還有一種就是從農民社會到市民社會的轉型等等，但是核心的就是從農耕社會到工商社會的轉軌。這個工商社會，在我們的理解當中通常是以發達國家為摹本的。其實，近100年來，我們通常是這樣做的。但是這種框架，隨著20年的改革開放，有人提出了一些質疑：其根據主要是資源有限論，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的有限論，尤其是石油資源的有限論。就是說一個十三億的東方大國要發展，要崛起，要過一種美國或其它發達國家一樣的人均消費狀態，有沒有可能？

　　屬于非主流的一派觀點認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中國自身的資源和市場資源(通過國際交換得到的資源)不可能使得中國的大部分人進入中產階級，模仿西方那種消費，那么他們認為中國的轉型可能有兩種：

　　一種是現實的可能性，一種是理想的可能性。因為這兩種判斷將對我們三農問題研究帶來重大的影響。

　　第一種判斷認為：既然中國不能實現全面的富裕，或者說全面小康，那么中國將進入一部分人能夠達到西方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的消費水平，而絕大部分人不可能。這樣中國將走向一條所謂內殖民的道路，就是沿海來殖民中西部，城市來殖民鄉村，就是把廣大的農村當作一種資源，輸入到城市，注入到沿海，這里包括土地上的產出，通過價格機制向城市轉移財富，這個在1997年以后我們就看得很明顯：農副產品的價格逐年下跌。據有關部門的估計，1997、1998年，直到2001年，大概每年有1000億通過價格機制向城市轉移。當然，反過來，去年農副產品價格開始上升，就是城市的財富通過價格機制開始向農村轉移，也是使得農村情況有所好轉的一個決定性因素，而政策調整是一個次要因素。這個財富的轉移，除了前面所講的地面產出，還包括農民勞動力本身：人才和勞動力，也向城市輸入，農村的整個教育不是為農村提供人才，農村的勞動力――農村家庭現在已經深刻地卷入了貨幣經濟，他必須為買進而賣出，當自己的地面產出和家庭儲蓄不足以通過賣出來獲得從市場所要獲得的必需的時候，他們必須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下面，勞動工資十多年沒有隨著GDP的增長而增長，勞動條件的惡化，將勞動時間延長，那將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這也是通過剝奪農民的勞動力來向城市轉移財富。

　　另外，他們還提出，農民的土地直接成為了權力和資本的侵蝕對象，據說地方財政1/3的收入直接或間接地來源于土地。據我所知，從92年以后，上海十年(1992-2002年)的財政收入是3600億，其中1200億來源于土地。到底有多少土地由于非農的使用而轉化為貨幣，這個貨幣是怎樣在地方政府、

　　如果的確是這樣的話，他們就預測，社會的團結將不可避免地要破滅，執政黨不可避免地要被自身的特權、被經濟精英、被知識精英所蠱惑，而不可能代表廣大勞動大眾的利益。雖然她不斷地在那里宣稱自己是沒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但客觀上她走上了這條不歸之路。她的結局將來可能導致動亂和革命。在這里，我是復述其中一派的觀點。

　　如果在這種觀點下面來審視三農問題，那么它研究的主題就被確定下來了。這就是農民造反的底線在哪里，這也成為三農研究的重中之重，所以有些人在研究革命和造反的問題和如何避免革命和造反的問題，這樣三農問題就是一個政治學上的問題。

　　或者你作為一個革命者參與這場運動，我想我們在座的不會去干那些事，因為它成功的可能性，大概從60年代算起就一勞永逸地結束了，現在沒有一種像井崗山道路反抗一個現代國家的可能性了，所以有人認為將來是動蕩、騷亂和恐怖主義的問題。現在很多人在研究這個問題，當然他們也是為了長治久安。所以從極左的預言也可以得出極右的結論，這是一種研究方法。而要解決最廣大的農村、最廣大的農民全面進入小康，這樣的研究被認為是一個偽問題，是不可能實現的。

　　那么，如果說讓資本和權力自由結合的發展模式將會導致中國內亂的話，要避免這一條，他們建議第二種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是理想、價值多于事實判斷的，當然你可以把它稱為烏托邦，就是要用避免內殖民的模式來發展，就是整個的改革開放，整個的發展要建立在可持續的發展基礎之上。這個可持續就是要使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發展和文化的發展相對地吻合，也就是說這個發展要使多個社會階層從發展中分享到自己的好處。這個分享并不是說絕對的平等分配，他們認為這是做不到的，一個階層可能多一點，另一個階層可能少一點，但決不能走上一個階層之多恰是另一個階層之少的路子，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那么叫剝削也罷。就是說不能走上零和博弈。

　　由于資源的約束，整個發展建立在兩個基石之上，一個基石就是發展的成果要為多個社會階層所分享，而不能為一個或兩個社會階層所獨享，而使更廣大的階級或階層付出代價；第二個基石就是要小富即安，因為在資源――土地資源、水資源、石油資源——硬約束條件下面，中國不可能像發達國家那樣去消費土地、消費土地上的資源，消費能源和其它多種資源，永遠達不到像西方國家的那種消費水平。即中國只能夠做到小富即安。也就是小富有而均，較為均衡的這樣一種社會。如果要達到這樣，那么高度地刺激消費，以消費帶動增長的發展模式，就被宣布是無效和有害的。如果要移植這種發展模式，要建立起新的發展模式，等于是中國人自身要建立一種活法，不同于西方人的那種活法，就是說要建立一種全民的價值共識，而首先要在專職思維的那一群人就是知識分子中建立起價值共識，沒有知識分子的價值共識，沒有知識分子和政府的價值共識，這個方案是不可行的。但是要滿足這兩個前提，現實告訴我們每一個人，這個前提本身就具有烏托邦性質。

　　如果是這樣一個方案，如果按照這種方案來研究三農問題的話，那么就是城市平衡論――如何保持城鄉相對平衡發展的三農問題。這就是另外一個視角，而不能把農村僅僅看成是一個資源的提取之地，而將來要拋棄之地。就是說13億人有相當一部分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長久地在農村生存，要建立起一個合乎于農民生活的那種環境，這樣的三農研究的價值取向就被確定了。

　　這是我講的非主流的關于社會發展的兩種不同觀點以及兩種不同三農問題的審視角度和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