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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錦清
一、
1988年華東理工大學成立文化研究所開始，我即著手對農村社會的研究，至今已經有16個年頭了。并不是說16年中我一直在研究農村問題，但可以說這16年中我一直在關注三農
研究的進展。從95年、96年開始，尤其是97年以后，隨著三農問題的持續惡化，三農研究逐漸成為顯學。這門顯學是建立在三農問題持續惡化的基礎上的，一旦成為顯學，就能形成一種社會輿論，加上三農問題持續惡化的大背景，也引起中央高層整個政策發生了重大的戰略性轉移，也就是新發展觀和五個統籌的出臺，并且對農村的經濟政策也采取了許多傾斜。
因為三農問題成為顯學，所以參與三農問題討論的人就大量增多，一方面大量的研究成果使人應接不暇，更重要的是引發了過去那些從來不研究三農問題的人參與討論。在這個過程當中，也堆積了大量天才的猜測，但更多是胡說八道。要論證那些天才的猜測或駁斥那些胡說八道，以清理三農問題的研究思路，給出一些可行的答案，我感到十分的困難和困惑。另外一方面就是當代中國社會的快速轉型，使得像我這樣的人，就說我吧，在價值、立場方面重新定位發生了巨大的困惑：一方面看到市場和私有化的必然趨勢，另一方面就看到這個趨勢內部蘊含的嚴重對抗，使我們(就我本人而言)進行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時發生了一種嚴重的危機。這種危機使我在近幾年來就三農問題幾乎沒有發表過文章。只有在少數的場合，就像在這里，華中師范大學因為有一番志同道合的朋友允許我胡說八道，就隨便說說。在其它場合，因為怕說錯，就很少發表這方面的言論。
上面算是個開場白，也算是交代自己發言的心境。這個心境對我來說很重要，因為下面的發言可能會充滿著內部的矛盾，如果這些內部矛盾存在，就是我的這種心境的反映。
我覺得三農問題研究進展到目前這一階段，的確應該就一些重大的方法論問題進行討論，或者說，應該把三農問題列入到一個更大的范圍中加以思考。今天我主要講兩個方面的內容，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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