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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模式和蘇南模式，兩種不同的發展路徑為同處長三角的浙江和江蘇造就了不同的金融生態環境，2004年浙江省金融資產不良率為2.6%，而江蘇高達8.85%，兩者差距6個百分點。按照信貸資產質量來衡量，中國區域間金融生態環境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最好和最差地區之間的不良資產率相差10倍以上。
今日上海證券報獨家發布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撰寫的《中國城市金融生態環境
評價》總報告之二，對隱藏在這些數字背后的差別詳加解釋。
報告認為，經濟地理文化差異、地區經濟發展路徑差異、中央政府所主導的非均衡區域發展策略等都是造成差別的重要因素，而現行體制下地方各級政府行為方式的差異更是導致地區間差異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的不對等，造成地方財政緊張，從而在財政產權相對明晰但各級政府各自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機會主義傾向的情況下，通過金融渠道爭用中央政府金融租金。
其次，由于地方政府缺乏正常的市場化融資手段，只能轉而加強對國有金融體系的控制，或者推行花樣翻新的金融創新。目前，各級地方政府舉債的通行做法是成立各種從事城市基礎設施項目投融資和經營管理的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并通過它們來從市場上籌集資金。通過這些投資公司，地方政府事實上直接成為參與市場博弈的逐利主體。
另外，GDP的政績考核導向和屆別的機會主義行為，導致地方政府主導的投資擴張屢禁不止，也是諸多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產生的制度性根源。
最后，軟化的制度約束環境導致地方政府對制度租金(金融與土地)的謀取。在中央政府逐步放棄一部分對金融資源的控制權的同時，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干預金融活動的權利。
作者：記者 阮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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