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改變一個世界

　　——人民幣匯率調整背后

　　人民幣匯率調整的確如溫總理所說，“出其不意”地發生了。

　　7月21日19∶00，大多數人還走在下班路上，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了〔2005〕第 16 號公告——《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公告》。公告的最實質性內容，

一是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其二，也是輿論談論最多的，人民幣升值2%。

　　這一消息透過央行官方網站和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傳出后，全世界好評如潮，中心思想是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再一次為世界經濟的平衡做出了貢獻。

　　與此同時，澳元、日元、歐元等非美元幣種也隨之開始升值，馬來西亞更是在中國宣布人民幣升值3分鐘后，就解除了馬幣林吉特與美元的掛鉤，代以管理浮動制，并亦與一籃子貨幣掛鉤。

　　這一刻來臨之前，許多學者和官員還一直在強調現行的匯率制度符合中國經濟運行的現狀，中國不會迫于國外的壓力讓人民幣升值。甚至認為人民幣升值是美國人的陰謀，而只要美國施加的壓力越大，中國就越不能放松，應該死守固定匯率的防線。

　　清華大學世界與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第一時間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表示，2%的升值短期內影響很小，但長期看，打開了人民幣匯率同外幣匯率更加靈活調整之門。

　　李稻葵指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更大的意義在于，“這從長遠看有助于調整我們的外貿結構，大幅度減少低技術型的、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出口”。

　　“對出口的依賴要逐步改變，其根本在于提高國內市場的需要，擴大內需，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完全靠外貿。”李稻葵認為，這種改變不僅需要匯率的改變，還需要其他政策的改變，比如城市化、促進產業的集約化、促進大企業的發展等等。

　　“最終這將改變中國的舊發展模式，創造一個新世界。”他說。

　　“雙循環模式”開始瓦解？

　　表面看上去，中國的匯率升值，始于貿易摩擦加劇和外部的壓力，但實際上，中國經濟自身已經走到了一個需要轉變戰略的關口。這就是，中國現有的模式是不是可持續的？已經創造了輝煌的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循環模式，是不是在面臨越來越多內外沖突的今天，需要進行一次根本性改變？

　　“中國長達10年的貿易雙順差，在全世界各國發展史上絕無僅有。這說明我們的內外經濟是不均衡的，而且現有資源也沒有有效利用。”天則經濟研究所張曙光教授最近在多個場合呼吁學界對中國的中長期發展模式進行研究。

　　在他看來，中國的經濟循環模式目前已經陷入了“雙向循環和雙向依賴”的泥潭，現在是需要抽身的時候了。張曙光認為，這種雙向循環和雙向依賴的局面形成始于亞洲金融危機。當時為了應對突發事件，中國采取了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從此以后，中國的經濟運行及其調節就一步步地與外部世界特別是美國經濟緊緊地拴在一起。

　　他在2005年5月出版的《經濟研究》上，撰文對“雙向循環和雙向依賴”做了這樣的描述：從實體經濟看，一方面，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經濟的高增長需要大量的資源投入，而中國又是資源相對短缺的國家，需要從國際市場大量進口。進口的能源、原材料通過國內的環節加工制成產品，完成其生產循環；另一方面，由于產能和產品增長很快，國內市場又容納不下、消化不了，生產的產品不得不大量出口，在國際市場上完成從商品到貨幣的循環。近幾年我國的出口額以年平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長，2004年外貿依存度超過70%，出口依存度近40%。因此，在實體經濟層面，中國的投入和產出、生產循環和商品循環都是通過國際市場完成的，于是也就產生了對國際市場的雙向依賴。

　　從貨幣經濟看，同樣存在著雙向循環和雙向依賴。一方面，由于大量出口和大量引進外資，再加上熱錢流入，都變成了央行的外匯占款和外匯儲備，從而形成國內基礎貨幣的大量投放，為了回籠流通中過多的貨幣，央行不得不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不斷地發行央行票據，這就形成了國內的貨幣循環;另一方面，增加了的外匯儲備無法有效使用，不得不用其購買美國國債，或者存放在美國銀行，由外國政府和外國企業再將這些錢投資到中國，形成資金和貨幣的國外循環。這樣，也造成貨幣層面對國外市場的雙向依賴，而貨幣政策獨立性喪失正是這種雙向依賴的充分體現。

　　對此，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總經理貝多廣解釋說，一般來說，人們以為美國作為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應該是輸出資本的，但人們慢慢發現，其實美國在花全世界儲蓄的錢，它的手段就是通過“發行貨幣”。他統計1995-2004年美國的數字發現，美國年年都是投資大于儲蓄，這個缺口即占用了別國的資源。

　　巴曙松更具體地解釋說，目前中國就是美元最大的持有者，雖然FDI規模也非常大，但從國際收支平衡表上來看，中國還是資本凈流出的。中國流出的主要是短期資本，表現為外匯儲備的對外債券投資和在國外銀行的存款。

　　這其中的差異，在他看來，“就是我們是以很優惠的政策，以很高的成本吸引來外資，而我們的外匯儲備只有以比較低的收益去買美國債券和存在美國銀行，而這些錢又轉給美國的外資企業重新到中國來投資。外資在中國的投資回報，這么多年來一直在15%左右，還不考慮它對環境的污染，而外匯儲備買美國國債也就只有5%的水平。這就是這么多年來我們的凈損失。”

　　張曙光認為，正是由于實物層面和貨幣層面的雙向循環和雙向依賴，最終形成了“中國造商品，美國發貨幣”的格局。他在該篇論文中呼吁：“現在是調整體制和政策包括匯率體制和匯率政策，緩解和改變雙向循環和雙向依賴的時候了。”

　　兩個月后，這一呼吁變成了事實。

　　按照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宋國青的理解，“匯率是綱”。那么，人民幣的升值和匯率浮動，對現有的經濟循環模式會發生什么影響？不少經濟學家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表示，匯率的小幅升值雖然對目前經濟影響不大，但它是一個“開始”，意味著中國的戰略開始向“注重內需”轉變。

　　巴曙松認為，中國的實物經濟和貨幣的雙循環模式意味著大量的國民福利在流失。他說：“過去20多年經濟增長那么快，國民收入有改善，但沒有想象的那么大。”

　　“現在我們的增長模式調整是必然的，匯率調整只是一個起步。”在巴曙松看來，以外貿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越來越畸形，2005年1-6月，外貿對GDP的帶動達到40%以上，其中一季度還高達56%。

　　這顯然是很難持續的——對外有貿易摩擦，對內則是國民福利的損失。匯率是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的相對價格，因此，低估的匯率實際上是把非貿易部門的資源廉價轉移到貿易部門，使貿易部門極度擴張，導致對資源的消耗巨大。

　　轉型將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多位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分析道，如果升值過大，出口迅速降低，失業的問題會變成一個首要的問題。有數字表明，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就業崗位將會減少76萬。而在中國，這個問題弄好了是“比較優勢”，弄不好就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畢竟，原來的模式再不好，但它至少讓一部分人有了工作，有了尊嚴和生活。

　　但長遠來看，中國的勞動力用經濟學術語講就是“零邊際產出”，近似于無限供給，如果中國靠外貿一直持續下去的話，讓所有人都能就業，全世界的產業工人都別干活了，所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國一個國家供應就夠了。這種方式帶來的貿易摩擦，勢必是難于估量的。

　　“匯率調整只是一個小的動作，但由此帶來了許多改革的需求。”巴曙松認為，下一步最大的挑戰是怎么調節內需、擴大內需——比如消費的培育，收入差距怎么進行轉移支付，財政政策怎么發揮積極的作用，補貼那些因升值而受損的出口部門以及部分地區和農業。與此同時，應該相應放松生產型服務業的管制和準入制度。

　　趙曉認為，人民幣的升值跟日本當年的升值有兩個根本的不同：第一，中國的城市化、工業化都沒有完成，而是在加速，因此增長動力比1980年代的日本要強勁得多；第二，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的人口規模是所有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兩倍，消費規模增長也非常快，中國擁有足夠的內需市場。

　　弱金融下的難題

　　然而，當中國把戰略的眼光轉向教育、消費、農村市場、城市基礎建設等這些“內需”時，卻發現中國沒有一個能夠激發這些內需產業變得更有資本效率的金融體系。

　　目前，中國還在進行宏觀調控，在匯率宣布升值后的第二天，包括央行行長周小川、工行行長姜建清等參加了一次“2005年中國銀行家論壇”，會議主題還是強調銀行緊縮貸款。姜建清指出，銀行信貸又占了整個融資比例的70%以上，結構十分單一，金融服務仍然初級。

　　中國現在這種外貿畸型擴張的模式，實際上跟中國落后的金融本土市場密切相關。巴曙松批評到：“我們這個金融市場沒能很好地把公眾的儲蓄利用好，把它化為有效的資本，而是最終形成外匯儲備，而外匯儲備是一種國內儲蓄沒用好的表現形式，這部分儲蓄被別人用了。”

　　他發現，原來歐盟地區外匯儲備加起來大概4000多億美元，歐盟合并之后大踏步地減少到1000多億美元，“因為他們沒有必要過量儲備外匯了，” 巴解釋說，“只有本土金融市場的發達，才有可能減少這種金融資源的浪費，才可能支持本土的發展。”

　　反觀中國，現在消費品的貸款、支持和融資服務仍很不到位，金融創新幾乎沒有，中關村的高技術公司還要跑到美國華爾街、硅谷去融資。從這個角度講，“中國造商品，美國發貨幣”的格局，也是因為美國的金融體系更有效率的結果。

　　“實際上，弱勢的本幣有利于出口部門，而出口部門有利于工業部門，所以匯率是一種戰略。”趙曉認為，如果一個國家是以制造和出口為主，那弱勢本幣是有利的，像目前的中國；但如果中國要轉向服務業，那就應該強勢本幣。

　　中國對服務業的貸款長期缺乏，服務業的發展主要靠自己的積累。同樣的問題還表現為，長期以來銀行核銷呆賬，只允許核銷制造業的，不允許核銷服務業的。“這種制度的不對等以及對內需部門、非貿易部門的蔑視和抑制表現在很多方面。”巴曙松說。

　　實際上，FDI也更多地投向中國的制造業而非服務業。巴曙松認為，“這取決于政府的主導，過去政府主要是利用FDI去拉動制造和出口，求得經濟增長和政績。現在，很明顯已經形成了一些利益集團，否則，為什么內外資企業統一稅在全世界都沒有難度，在中國卻碰到了巨大的阻力？”

　　一個簡單的事情都那么復雜，可見戰略轉型是怎樣的艱難。巴曙松認為，“匯率升值在這方面是一個推動力，它至少使對內部門和對外部門之間，對內部門的不利地位有所改善。”

　　解除游資“武裝”

　　一般而言，匯率調整最忌諱的就是資本的大進大出，就是熱錢游資的問題。由于人民幣升值壓力由來已久，因此熱錢滾滾而來并“囤積”于國內等待升值已不是什么新聞。根據法國巴黎百富勤總經濟師陳興動的觀察，中國僅在今年1-6月，外匯儲備就增加了1010億，能夠用貿易盈余加上外資直接投資(FDI)來解釋的只有500多億。他認為：“這無法解釋的500億中起碼有一半以上是熱錢，而所謂的熱錢是沖著人民幣升值才來的，并不是真的來消費、購房、旅游。”

　　與熱錢一起趕往這場資本盛宴的還有“搭順風車”的跨國公司和國內的進出口企業。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部部長趙曉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強調，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長高達40%，與人民幣預期升值直接相關，因為對出口企業而言，人民幣要升值，它得先把東西賣出去拿到美元再換成人民幣才安全，于是出口大規模上升；進口則紛紛被推遲，因為等人民幣升值后它可以買到更多東西。

　　“這就導致了貿易順差很大的增長，結果表面上看上半年的GDP9.5%挺高的，其實這是超常的。”根據趙曉的計算，上半年GDP增長的9.5個點中，3.6個點是出口帶動的，而去年出口對GDP的貢獻只有1.3個百分點左右，假設今年的出口跟去年一樣，那么今年的GDP大概只有7%的增長。

　　這就是原來固定匯率下的“無奈”所在。根據蒙代爾“不可能三角”，即一個國家在固定匯率、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的貨幣政策三者之中，只能取其二，中國盡管樣樣都想要，但實際是放棄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聽任外匯儲備大量增加——在固定匯率下，來到中國的外匯，無論是熱錢還是企業的創匯，央行都得照單全收。中國的外匯儲備截至目前高達7110億美元，預計年底要超過日本成為世界頭號外匯儲備大國。

　　不過這場資本的盛宴并沒有像海外投機家們預期的那樣大獲全勝。今年初以來，海外分析一般認為人民幣應升10%—15%，有的甚至估計是20%—30%。但這次中國政府只允許人民幣升值了2%，而有人估算，熱錢的炒作成本大約在5%左右。

　　“2%這一數字很值得玩味，它對熱錢來講相當于一個雞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認為，這樣的升值比例讓熱錢一時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

　　在巴曙松看來，現在的浮動匯率跟原來的固定匯率相比，顯然投機的風險要更大，因為人民幣有可能升值也有可能貶值，這有不確定性；中國并沒有公布一籃子的貨幣都有哪些，它還可以進行調整，這又增加了不確定性；另外，中國還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擴大浮動的幅度，什么時候擴大又是一個不確定性。因此，在原來固定匯率下投機的熱錢，有一部分可能會怯場而退出。

　　不過，對于風塵仆仆來趕場的熱錢，恐怕并不滿足于這2%。包括李稻葵、趙曉、陳興動在內的幾位專家認為，熱錢還會進，不會出。李稻葵判斷的理由是：首先，大部分熱錢不是投資在國內證券市場，也不是直接放在銀行，可能更多的是放在一些地產和其他實業；其二，即便它放在銀行，它一下出去也不容易，因為現在還是管制的。最主要的是，這次的升值2%實際上是開了個窗口，它是為今后人民幣調整埋下的伏筆。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人認為，由于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美元最終是要跌的，所以人民幣對美元還有升值的空間，大部分熱錢來自于美國，它們這么走了劃不來。

　　趙曉則用“乞丐效應”比喻說：“有個乞丐在你們家門口，你要不給他錢其實也挺好的，你一給他錢結果你們家來了20個乞丐，熱錢的流動跟這個有點像。”他認為，升值2%，市場肯定不會覺得到頭了，有可能會激起更多投機的反應。

　　趙曉還警告說，現在很多人都在關注人民幣幅度的調整，其實更重要的是這個機制的變化。“現在允許每天波動3‰，那十天就是3‰的10次方，一百天就可以波動30%，這是很厲害的。”他說。

　　借用一句當前證券市場上非常流行的話，“開弓沒有回頭箭”，匯率浮動的推出，就意味著溫家寶、周小川、胡曉煉踏上了新的長征路。這場戰役的成敗，接下來一段時間的博弈非常關鍵。

　　“無論如何，過去兩年里，這么大的游資沖擊我們在固定匯率下都抵制住了，現在浮動匯率對熱錢的威懾作用將更大。”巴曙松說，“在原來固定匯率之下，球在投機資本手里，它一踢過來我們只能防守；現在球在我們手里，往哪踢都是我們說了算。”

　　此次人民幣匯率調整，中國強調了“三性原則”——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與當年日本不同的是，日本就是按照既定的程序非常透明地逐步升值的，因此十分被動，而中國現在表現出的主動性，使我們還有很多牌可以打。”巴曙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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