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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家評論·
注定消亡的漢遺址
文/葛豐
這又是一起因圈地而引發的風波，不同的是，拆民居變成了刨祖墳，因此也就更沒有什么可說的了。畢竟，在所謂市場經濟的遮羞布下，幾個文物工作者的良知是不能對抗巨大利益的碾壓的。
姑且拋開道義層面的批判，中性地將上述情形假設為“市場失靈”之萬一，而制度性的缺失則必然會致使原本應該出手干預的行政手段捉襟見肘，在這里，新制度學派代表人物諾斯所提出的“諾斯悖論”正在日漸趨向明朗—諾斯認為，在市場經濟中“一個政府必須演化為一個有效、公正的契約第三方執行者。第三方強制實施，意味著政府應該強大到能有效監督產權、強制實施契約。”但同時，“一個政府一旦具有了這樣強制的力量，那么，那些管理該政府的人便會利用這種力量來謀取自身的利益，而以犧牲社會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
不幸的是，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的價格形成確實不是買賣雙方討價還價、利益均衡的結果，這一運行機制中牽扯到了太多的利益，其中包括政府。
這種“強力”政府的尷尬事實上已經在很多領域有所體現，譬如說股市，譬如說球市，更極端點說譬如屢禁不止的礦難，很多專家為此提出了不少解決的方案，但問題是，這些方案光有技術可行性是不夠的，必須還要有相應的制度可行性。我們仍然落腳在因圈地而引出的一長串糾紛，首先的癥結是，一旦易憲容博士所指的房地產業挾持中國經濟、挾持地方經濟成為事實，政府要做到相對超脫是很難的，這就決定了很多似乎必要的手段的采用卻不會是順暢的。
這是不難理解的結論：一段時間以來，房地產業已經成為各地方短期內業績大見成效并帶動相關產業大力發展的動力源，同時，土地出讓收入亦已成為很多城市最主要的預算外收入來源，因此，在短視的、GDP至上的政績觀下，“不作為”會成為某些地方政府不恰當地成為“理性經濟人”后的理性選擇，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幾乎無可避免。
因此，筆者贊同報道中開發商某經理所下的結論，“我們既然拿到這塊地，就有能力擺平一切，房子一定可以蓋到底。”而至于采石場，問題不在于它是否漢代甚或夏商周的遺址，除非能夠挖出金子來，否則的話必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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