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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VS權力
2004年，中國公民的權利意識進一步增強，得益于“兩會”上的第四次修憲。修改后的憲法增加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內容，“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
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的原則，終結了50多年來對私有財產權的傲慢與偏見。
修改之后的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以更多的空間，但要讓中國的權力擁有者處處以憲法約束自己的行為，讓普通公民學會用憲法保護自己的權利，仍需無數個案的積累。
沈陽市于洪區北陵鄉下坎子村的七名農民狀告國土資源部一案，把沉積多年的征地環節中的農民權利問題撞開了一道裂縫：如果承認農民是集體土地的所有人以及土地財產權益的所有人，那么在城市開發建設征用土地的過程中，農民是否只能是被動接受的角色？在決定征地補償金額的過程中，農民有沒有討價還價的權利？事關農民生存以及財產權利的土地方面的政策、法規、法律的出臺，是否應當有農民代表的參與？
沈陽七農民于2004年12月9日一審敗訴，在中國目前權力格局下實屬必然，而北京市八位普通市民扳倒一項法規的事卻有幾分偶然性：4月12日，北京市法制辦宣布：北京市一項名為《北京市外地建筑企業在京施工監督管理規定(討論稿)》的法規決定不予出臺。當該討論稿在北京市政府法制辦公室的網站公開征求意見時，北京市八位普通市民對此法規的主旨提出強烈質疑，最終導致了這部法規的“流產”。
“關門立法”導致后遺癥的現象，在2004年仍然健在。一例是民政部起草、國務院于 2003年8月8日公布的《婚姻登記條例》，另一例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03年10月28日通過、2004年5月1日起生效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兩部法律(規)都彰顯了以人為本的立法精神，前者取消了推行多年的強制婚檢制度，后者則確立了機動車與非機動車或行人之間發生交通事故時，除非后者故意，機動車駕駛人要承擔責任的原則。
然而，2004年許多地區自愿婚檢率陡降，致使恢復強制婚檢呼聲又起，；而數起交通事故案中許多普通司機的當庭鳴冤喊屈，亦讓人們不能不反思這樣一個問題：這些與老百姓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法律法規，其制定過程是否必須舉行聽證會，讓各種意見充分表達、辯論以達成共識？
10月下旬人大常委會開過之后，要求《治安管理處罰法》、《物權法》草案公開的呼聲甚高。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到，法律即將逐漸主宰社會生活，關乎公民權利與利益的法律一定要吸納更多的民意，真正成為權力機關和大部分公民的共識，才會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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