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雜志專訪史美倫：監管的關鍵是決心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9月22日 12:25 《財經》雜志

　　□ 本刊特派記者于寧康偉平發自香港

　　9月13日，任職三年有余的史美倫正式離開中國證監會副主席一職。此時的中國證券市場正在經歷一場或許是最為劇烈的轉型期：在此前的9月9日，上證指數跌破五年鐵底1300點，股市已成危局。13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要求抓緊落實“國九條”。

　　受此消息影響，股市指數和交易量均呈井噴式增長：上證指數不僅輕松恢復千三大關，而且在短短四天里，躍上千四平臺。

　　市場正在期待一個新的“政策市”輪回。證券市場的未來將遵從何種理念展開，再次成為市場的焦點。

　　早已風傳去職的史美倫，此前在證監會主持上市公司發行、監管以及投資者教育等工作，曾在市場多項變革，包括保薦人制度、發審委改革、建立退市機制以及獨立董事制度中，著力甚多。過去三年多的市場化改革，正與當前的市場息息相關，個中的功過毀譽，更是兼而有之。傾聽作為當事者的史美倫回顧其間原曲，深感改革的復雜性和艱難，以及未來走向的不確定性。然而，涉身其間的史美倫并不為之氣餒，“很多事情不是艱難還是容易的問題，主要是看你有沒有決心去做。”

　　較之2001年初上任時的三緘其口，史美倫對于中國證券市場顯然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判斷，素以“不畏不懼、無偏無倚”為監管箴言的她，并不回避任何提問。9月8日在港島香格里拉大酒店商務中心，剛剛從北京飛回香港的史美倫接受了《財經》專訪。此時的她，已然能夠操持一口流利的普通話。

　　加強監管才能增強市場信心

　　《財經》：近幾個月來，滬深股指連續下跌，新股發行面臨困難，怎樣看待這樣的形勢？

　　史美倫：現在大家擔心的是系統性風險，怕某家券商倒下來會影響市場穩定，影響股民信心，但是如果伸手去救，道德風險就無法排除，救一家還是每個都救，或者救到多少個為止？

　　我在證監會時并不分管券商。但我知道，現在證監會下決心要把券商的家底摸清楚是對的。而這里有個誠信問題。券商提供材料的準確性是根本性問題，如果做不到誠信，應當進行懲罰。在西方是把丑聞高度曝光，安然公司的老板穿著西裝也要把手銬銬上，照片、名字都登在報紙上，讓大家都知道。這也是對非誠信行為的嚴厲處罰的一種方式。我認為，這些經驗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財經》：如今券商行業陷入了整體困境，你覺得監管層應該怎么應對？

　　史美倫：這其實是沒有固定答案的，但肯定是越早處理越好，否則相應的問題就會像日本那樣越積累越多，后面的氣球越吹越大。對于歷史遺留的問題，首先要進行的是摸底。另外，券商出事雖然有歷史遺留的問題，那么接手之后出現的新問題由誰負責，也應當分清楚。

　　在香港及成熟的市場，監管部門對券商要定期檢查、看賬，人手不夠還可以請獨立的會計師事務所去查，這樣年審之外的審計費用都由券商支付。會計師也有責任，不可能查不出假賬。我以為，內地可考慮采用這樣的做法。還有，券商挪用客戶保證金就是盜竊，應該追究相關責任人的法律責任，應當嚴刑峻法。這些加強監管的必要措施，歸根到底是使市場健康和安全，可以增加投資者的信心。

　　“執法，執法，再執法，就這么簡單”

　　《財經》：你在證監會分管發行、上市公司監管工作，其中保薦人制度醞釀了一年多才推出，當時是否阻力很大？

　　　史美倫：周小川擔任證監會主席的時候，我們就開始考慮推行保薦人制度，但實際工作是去年才開展。開始券商非常反對，感覺不公平，認為這是讓券商承擔了所有責任，而有些責任應該由發行人承擔。但是從歷史上看，很多包裝上市正是因為承銷商的盡職調查沒有做好，上市之后便馬上“變臉”，承銷商更是不再負責，這樣損失的是股民。

　　保薦人制度醞釀了一年多，這個過程是有必要的，因為應該讓市場人士參與。討論稿第一稿比較嚴格，在討論中，證監會也充分了解了券商的顧慮。這一年的醞釀時間不算長，在這個過程中市場對保薦人制度的接受程度提高了。當時有人擔心推出來市場會混亂，現在應該說是很好的。內地的保薦人制度要比香港嚴格多了。

　　在行業不規范的情況下，推行保薦人制度不僅是提高保薦人的素質，也是從源頭提高上市公司的質量。實行之后，有的保薦人對項目不愿簽字，撤回了承銷項目，這一效果對上市公司的素質有正面作用，到明年就會很明顯。同時，這也會提高中國整個投行業的水平。沒有合格保薦人的券商，不得不高薪請人，或者和別人合并。

　　對于券商的監管，懲罰一定要體現到錢袋里才有效，“公開譴責”已太普遍，也起不了預期的作用，這種懲罰方式只有在道德和專業水平高、看重聲譽的市場才有用。目前在中國違規成本太低。因此我們計劃要對保薦人、券商建立誠信檔案，對提供虛假材料或提供未達到水平的材料的機構，在網上公布。

　　《財經》：實行通道制的時候也采取過扣分、減少通道的辦法，但很少對外公布券商上報項目的問題。

　　史美倫：我們曾經采取過“冷淡處理”的辦法，暫時不處理他們申報的業務。當時有通道限制，券商怕占用通道，就會將素質較差的項目撤回。所以用行政手段可以產生一定的效果，但推行保薦人制度可以進行更完善、更徹底的行業監管。保薦人制實行了不到一年，一半的通道已經空了。隨著保薦人制度的推行，取消通道制只是時間問題。

　　《財經》：保薦人制度實行后很快就出了“瓊花事件”，你們想到會這么快出問題嗎？您對于瓊花事件的影響是怎么看的？

　　史美倫：沒有想到，不過出丑聞有時會令問題更尖銳，并不一定是壞事。不出丑聞不表示沒有問題。問題暴露出來了，能使監管者的警惕性提高，行業內的人也知道不負責任的后果。

　　《財經》：市場反映對于“瓊花事件”的處理比較輕，甚至對這一制度所能起到的作用感到擔心和懷疑，您認為確保保薦人制度充分發揮作用的關鍵是什么？

　　史美倫：所有的框架都建立了，就看你做不做。也有人取笑我說過的“執法，執法，再執法”，但是監管市場，千句拼一，就這么簡單。如果執法不嚴，再多的法律也沒有用。

　　《財經》：發審委的改革也是非常具有實質意義的。

　　史美倫：我剛到證監會的時候，已經聽說外面有很多傳言，說發審委怎么黑暗，怎么貪污，其中提到發審委委員，也包括證監會人員，但沒有證據。

　　發審委的改革效果很好。原來的80名委員縮成25名，而且委員是記名投票，還要寫明原因。雖然不公開，但如果公司出了事，就可以回過頭來查看，這樣發審委委員就比較認真而且專業了。發審委成立后，一次過會率只有67%，這是歷史上最低的，換句話說，發審委已起了篩選的作用。

　　《財經》：發審委改革還是以換屆為契機的，在反對聲如此強烈的情況下為什么沒有早點推進？

　　史美倫：有些事情知道不對，不可能馬上改，這需要一個演變過程。最好的改革時機總是在有丑聞出現時，這在哪個市場都一樣。美國是最典型的，以前美國證監會提出的改革要求得不到支持，預算也不夠。但安然等事件一出，幾個月之內，美國證監會出臺了一系列規定，財務預算增加了2. 5倍。

　　《財經》：前不久證監會出臺了新股詢價制度，改變了新股發行市盈率20倍的限制，您如何看待定價機制？

　　史美倫：定價方式改變之后，發行自然就比較市場化了。證監會不應該負責給公司定價，前幾年證監會讓發行市場化時，市盈率一度高到80多倍的水平。這是由于行業沒有自律能力，對于這樣的公司證監會就可能把發行日期排得較后。久而久之，承銷商就把市盈率維持在20倍左右。

　　《財經》：你認為發行體制還需要進行哪些改革？

　　史美倫：證監會不應該決定發行節奏，最終應該由市場調節。美國、香港都是保薦人確定發行價格和時機。

　　《財經》：現在有聲音呼吁將大型國企留在內地上市，或者A股和H股同時上市，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史美倫：國家政策鼓勵海外上市融資，從國際資本市場融資的錢拿回來在國內用，據我所知，這個政策還沒有變。但是和13年前青島啤酒、上海石化海外上市不同的是，現在中國證券市場已經建立起來了，生產、銷售在內地的企業，不在內地上市，投資者無法分享到價值成長，這是不對的，我贊成兩地同時上市。

　　不過是否兩地上市是公司自己選擇的問題，在哪個市場上市主要看市場情況，國內、國外能發行多少，還是要投行判斷。定價要看市場情況，市場不好需要取消上市或者降低價格、融資規模，也應是發行人和承銷商的決定。一只股票在兩個市場價格差別不應該很大，兩地同時上市時首發價格差異很大是很難解釋得通的，上市之后二級市場的表現則是市場行為，股價有差異也就很正常。

　　“不能期望一引進制度就解決問題”

　　《財經》：上市公司監管方面，中國證監會建立治理準則以及細化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等制度，但是到目前為止，上市公司的質量仍然良莠不齊，您認為應如何加強對上市公司的監管？

　　　史美倫：上市公司不是披露了信息就沒有責任了，披露的準確性、及時性，監管者都需要監督。我一直主張信息披露要表格化，文字要淺顯，不要一講披露就是一大段文字，讓投資者看不明白。

　　《財經》：證監會對上市公司的監管主要是通過派出機構進行的，但是我們發現派出機構和地方券商、上市公司關系很緊密，如何確保監管到位？

　　　史美倫：現在每個省都有監管局，基本上責任到人，每個人負責監管幾家上市公司。我們不是要求工作人員確保其分管的公司不出問題，但是要求盡責、問責、免責。我認為證監會應該派人到地方上，人事相互交流。但執行起來沒那么簡單，比如涉及到住房等具體問題，這是體制問題。

　　《財經》：你在任期間曾經力推獨立董事制度，但現在看起來還存在很多問題。

　　史美倫：市場上對獨立董事寄予的期望太高了，不能把責任都放在獨立董事身上，更不能期望一引進制度就解決問題，引入獨立董事只是多一個監察公司的渠道。這一制度現在剛實行兩年多，我想三到五年才能把文化建立起來，才能見效。我建議把執行董事和獨立董事的權責明確分開，否則大家都不愿意做獨立董事。

　　《財經》：2002年證監會建立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當時是否遇到很大阻力？

　　史美倫：2002年退市問題是最辛苦的一項工作，現在已經基本建立起來了。《公司法》規定三年虧損的公司要退市，以前證監會沒有好好執行。2001年人大審查執法時，認為證監會執法不嚴，退市也是其中一條。

　　每個退市公司都有一百個原因找上門來，希望能不退市。我們讓公司在連續兩年虧損后就發風險預警公告，不要等到第三年才面對問題，又給退市公司六個月的時間，同時開辟三板，讓股民可以到三板交易。這個制度剛開始時，退市公司要自己申請到三板交易，但有些公司的人已經跑了，不去申請，股民就找證監會上訪。國外股民投資虧損會風險自負，但在中國就會找證監會。

　　退市大部分集中在當年4月份出年報之后，大部分在8——9月份退市，這又要有個排序問題。我和周小川跑了很多地方，去了廈門、福州、上海、深圳、武漢等地方。向地方政府解釋，退市是法律要求，證監會是執法。退市時要求地方政府配合各方面的工作，包括公司重組和安定股民。現在退市公司將自動轉到三板，股民還可以繼續交易，退市的工作也就容易處理。

　　“市場的批評聲音過于單一”

　　《財經》：國有股減持一直是中國證券市場上最重要的話題，似乎成為中國證券市場的一個死結。

　　史美倫：國有股減持現在叫全流通問題，應該盡早解決，越早越好。政府應該給出時間和預期，比如在多長時間之內要解決。其實市場在期待，有個時間表可以減少不確定性，投資者才敢于投資。在這個問題上，其實可以從新股上市全流通做起，否則越積累矛盾越大。

　　《財經》：對新上市公司實行全流通的障礙是什么？

　　史美倫：我認為沒有明顯的障礙。

　　《財經》：現在市場上給證監會施加救市壓力，你怎么看待證監會的角色？

　　史美倫：證監會工作一直受指數壓力很大，證監會工作的好壞能用指數來衡量嗎？或者說指數高的時候能說明證監會的工作做得好嗎？證監會在市場低迷時受到壓力，說光監管不行，要發展，那么什么是發展？很多人認為指數上去了就是發展，我認為應該是使市場規范健康，才是創造市場發展的條件。比如說2002年、2003年新股繼續發行，市場反映“擴容了”，但是市場要發展就需要淘汰差的公司，引入新的好的公司。大量的擬上市公司在排隊，需要融資，但他們的聲音基本上在市場上聽不到，我覺得國內市場上的批評聲音過于單一了。

　　我很擔心，由于證監會工作壓力大，工資、工作環境和市場差別大，有經驗、年輕的人不愿意來證監會工作。

　　《財經》：應該用什么眼光看證監會？

　　史美倫：人們是怎么看警察的？規范、公平競爭，守規矩。發展中市場和成熟市場不同，監管者有發展市場的責任，但是我們要創造發展的條件，提供更健康的市場。成長的過程是痛苦的。市場有自我恢復的過程。

　　丑聞出現是改革良機

　　《財經》：你在香港做監管工作的主要感受是什么？

　　史美倫：香港證監會1989年5月成立，我次年1月就加入了。經歷了香港監管體系建立的基本過程。我覺得最重要的感受是必須堅持監管原則。執行的時候當然要尊重實際情況，但原則不能改變。另外，在市場出現丑聞的時候，也是改革有機會大步拓進的時候。這也是一條經驗。

　　《財經》：在香港當監管者時，被市場接受容易嗎？受到的批評多不多？

　　史美倫：當時香港市場上也有所謂“水土不服”的說法，對證監會攻擊很大。不過，人們從來沒有把股指和監管掛鉤。在香港證監會，做的事情對或不對，都是透明的，會接受公眾的評論，當然包括很激烈的批評，也包括許多誤解和指責。但是沒有遇到人身攻擊的情況。大家談的還是專業的問題。在香港如果不做事，要追究責任的。

　　《財經》：這些年監管的工作越做越艱難，還是越做越容易？

　　史美倫：我分管的發行和上市公司監管沒什么艱難的。很多事情不是艱難還是容易的問題，而是要看你有沒有決心去做，比如保薦人制度的實施。不過改革要有過程，要讓市場消化、接受，不能一聲不響地做，國有股減持也應該這樣。

　　《財經》：在中國證監會三年多的任職生涯，您有何感受？

　　史美倫：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義，很難得的機會，開拓了視野，交了很多朋友。證監會有些很好的專業人才，我認為社會上給他們的認可不夠。我很遺憾的是沒有資源、時間做投資者教育。社會上要對監管者有正確認識，過去幾年，因為指數下降，既得利益者聲音很大，對監管者的批評有誤導股民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