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有的瑞典人都覺得本國的收入分配不公

　　收入分配的話題現在很熱，那么，我國的社會收入分配為什么會引起大家的強烈關注？現狀究竟如何？我先舉個國外的例子：瑞典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之一，也是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國家，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福利國家”。咱們的電視臺曾經播過這么一個片子，其中反映出瑞典的犯人住的都不錯，而且“勞動改造”是在風景很優美的住宅小區里修剪草坪。瑞典人過去常愛拿自己跟蘇聯比，他們說：“蘇聯和瑞典的社會變革開始時間差不多。列寧在俄國消滅了資產階級；而我們是消滅了無產階級，使大家都變成了中產階級。”應該說，瑞典是一個收入差距非常小的國家，但是再小畢竟也存在收入差距，而有差距就會有怨言。比如瑞典某個研究機構中負責分發信件的工作人員，其月收入大約是15000克朗，而研究室教授的月收入大約是27000克朗。如果以中國的標準來看，教授和勤雜工之間這樣的收入差距已經是很小了。但是，那個瑞典的收發員居然也有牢騷，認為教授是富人，話里話外透出對收入差距的不滿。所以說，對收入差距的心理感受和實際情況是有差別的。

　　話說回來，我國收入差距的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收入差別變化不大

　　客觀地分析，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可以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說起。首先，1978年因為農村改革，價格市場化之后，農民收入增長比較快。因此在1984年是城鄉收入差距最小的時候。而在1984年以后，盡管農村有各種增收措施，如多種經營和鄉鎮企業等等，但是農村的收入從總體來說，不可避免地減緩了。在1984年之前已經啟動的國企改革，拉動了城市工資性收入的上升。這樣一來，1984年就成為一個分水嶺，由此時起，城市人均收入在加速增加，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現在。所以，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化過程大體是這樣的曲線：從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村與城市收入非常大(城鄉收入比2.6：1)，到1984年的收入差距非常小(城鄉收入比為1.8：1)，到現在又擴大到接近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的水平。現在：城鄉似乎大家都認可這樣的說法：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其實，經過計算發現，目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比1978年來說，并沒有拉大。雖然與1984年城鄉收入差距最接近的時候相比，城鄉收入差距在持續擴大，這種持續擴大的趨勢不好，但是城鄉收入的差距仍然沒有超過1978年的城鄉收入差距，目前的實際情況是基本持平，略小于1978年。

　　城市收入分化問題不可小覷也不可夸大

　　從1993年開始的國際化，使我國城市收入分化現象日趨嚴重。最直接的表現是：高人力資本的人收入的回報率相對比較高。回顧1988年，當時教育回報率比較低，收入分配中“腦體倒掛”現象非常嚴重，社會上有各種說法，比如：做導彈的不如賣茶雞蛋的……諸如此類。我們所做的關于收入分配第一次調查就在1988年，當時根據測算，教育回報率是很不清晰的。當時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在國有企業內的收入分配中，腦力勞動者的收入并不比體力勞動者高，比如：一個大學畢業生工作10年時的收入和一個高中畢業生工作14年時的收入并沒有明顯的差距，甚至同樣年齡的人，讀書多的人的收入還沒有讀書少的人收入高。此外，也有個體經濟發展的原因，這部分人的知識水平普遍偏低，但擺個小攤、做點小買賣錢并不少掙。

　　到1995年調查時，我們發現，小學畢業生、初中畢業生、高中畢業生和大學畢業生之間，教育的回報率就完全不同了。特別是學歷在大學畢業以上的人，收入急速增加。這是因為有國際化的壓力，外資企業需要高級人才。原本中國這樣高素質的人才就是稀缺的，只不過以前對這部分人的評價不足，而外資企業的出現，將這部分人的評價拉起來，所以高素質確切地說是高學歷的人獲取高收入的就比較多了，收入上升也特別快。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就沒有上升，實際上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還沒有嚴重到像有的人說的那個地步。客觀地說，中國的城市貧困問題、城市失業問題，目前還不能算一個特別大的問題。根據1999年的數據進行研究，全國的貧困率是6.6%，這個數據如果對發達國家來說是比較嚴重的，但是如果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還不算特別嚴重。我舉一個例子：前不久，一位阿爾及利亞的經濟學家告訴我，在該國失業率是60%，中國遠沒有到這個水平。目前，在發展中國家里，中國算日子過得不錯的。一位世界銀行[微博]的專家也認為6.6%的失業率不高，這位專家說：看來在中國，失業問題不是一個大問題。通常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失業率比較低的時候，國家財政是有能力對這部分人做出補貼的，如果失業率真的是60%的話，任何國家都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對他們進行補貼。目前中國的狀況至少在理論上有可能進行補貼，但是我國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較低，具體情況不好說。

　　沒吃過豬肉光見過豬跑更鬧心

　　實際上，比起農村的情況來說，我國城市的收入差距還不算很糟糕。但是城市人口的呼聲容易表達，政府也比較重視。實際上，比起城市里的失業者或者下崗工人，農村的貧困人口的貧困狀況更嚴重。現在有很系統的數字，從1978年開始至今，農村的貧困人口每年都有減少，大趨勢如此。但是要注意的是，我國的農村和城市的貧困標準是不同的。如果用農村貧困的標準來衡量，我國的城市基本上沒有貧困人口。當然，城市本身的物價水平比較高，很難拿一個絕對的標準來衡量。

　　農村的收入差距雖然沒有1978年的時候大，但是這種收入差距的社會影響卻越來越大。因為在過去，我國的城鄉分割很厲害，在城里很少能看到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村人打工，農村人對城里人到底掙多少錢、生活水平怎么樣基本上不了解；反過來，城市人也不知道農村人有多窮，這種隔絕狀態是有利于穩定的。如今受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影響，就業機會增多，農村人口逐漸進入城市，看見了城市人怎么掙錢和花錢，那種羨慕、嫉妒甚至是絕望的心理是可以想象的。所以，從穩定角度來講，需要特別注意。

　　中等收入階層現在還是“小嫩芽”

　　有人把社會收入分配均衡化的希望，寄托在5年之后會出現一定數量的中等收入階層的人，這恐怕是不現實的。以前支撐中國收入消費最重要的中等收入階層是工人。這跟“腦體倒掛”有關。當時工人普遍收入很穩定，沒有失業的危險，退休之后有退休金，醫療也有保證。這部分人可以踏踏實實地花錢，盡管當時的收入剩余不多，但也不必特別存錢。比如在1988年的時候，一說漲價，就搶購。當時他們出于理性的考慮，因為不是特別需要存款。到了90年代以來，失業、下崗的問題比較突出，從他們的理性出發，因為對未來有預期不穩定的地方，所以必須存錢。另外，雖然這部分人的收入有所上升，但是比社會發展的速度要慢。根據數據研究的結果，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全國只有5%的人收入水平下降，其余的收入水平都是上升的。工人的收入增長相對緩慢，這樣就出現了收入差距。在收入差距比較大的情況下，人的心理失衡等各種問題都會出來。而且這個階層受到失業下崗的威脅比較大，因此不能再充當原來的類似中產階級的角色。那么中國新興的中產階層，也就是所謂的白領比例在增加，但目前這部分人數量還很少。這部分人真正形成穩定的中等收入階層，以我個人的觀點，5年恐怕太樂觀了一點。如果從北京等大城市看，這種中等收入階層的人當然不在少數。在一些大城市中，服務業(金融、電信、高科技等等)較為發達，這一階層已經有相當的數量；但是在中小城市，這樣的中產階層還很少，它的服務業相對比較弱。在中小城市培育和產生中等收入階層還需要一個階段。

　　不患寡、不患不均就患不合理、不合法

　　我們談到收入差距時，應該注意到：同樣教育水平的人收入差距并不大。雖然東部地區的收入普遍比西部地區高。但是，這個問題需要分解來考察，因為一個人的收入和他所在地區的環境非常有關。應該看到同一單位，相同資歷的人收入差距不大，各地國企的收入差距也不是很大。除去其他影響因素，應該說各地的收入差距不是很大。在不同的地區對同層次人群的評價是一致的和平等的。從這一點來說，還是有相對公平的。

　　有人曾經舉例子，說上海掃馬路的工人多勞多得，月收入可以超過5000元，比西部的研究生掙的還多。這只是一個特例，出現這種情況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應該是不正常的，是地方保護政策的結果。目前，我國的勞動力市場處于分割狀態。如果任何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沒有城鄉戶口的差別)，那么掃馬路的一個月是死活也掙不到5000塊錢的。但是，實際情況是對從事這項勞動的從業人員有限制。這是為了保護城市貧困人口的利益，這種政策起到了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

　　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取得是否合法，是體現社會公平的一個表征，也是全社會最關注的。一般來說，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有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合法收入，另一部分是非法收入。有的人完全靠合法收入，也有的人完全靠非法收入，而不少人是合法收入和非法收入都有。收入差距擴大之后，人們容易對高收入者的收入有一些看法。而且低收入的人對收入差距更敏感。

　　我國傳統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這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一個不同點。西方經濟學強調按要素分配，按資本分配。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但由于資本稀缺，資本獲得一定的收入，實行要素分配，也是可以理解的。非法收入除了特權階層利用手中的權利獲得較高的收入之外，偷稅漏稅獲得的也是非法收入。不僅高收入階層會偷稅漏稅，中低收入的小商小販也會偷稅漏稅。其原因是，地下經濟的規模比較大，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以現金交易為主的市場，很難控制。實際上，地下經濟各國都有，即使像日本這樣的國家，地下經濟大約占國民收入總量的40%。有人提出，夫妻雙方是否都工作，應有不同的所得稅征繳辦法。收入統計是以個人為單位，還是以家庭為單位。應該說目前我國的現狀是根據個人收入收稅都很難，如果根據家庭平均收入納稅，監管的難度非常大。個人所得稅征收已經比前幾年完善了。所以個人所得稅增長很快。實際上真正的高收入階層個人所得稅偷漏是嚴重的。

　　在西歐和北歐等國，國家財政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轉移支付功能，具體講就是向富人征收高所得稅，稅收中的相當部分用于貼補窮人，瑞典等北歐國家尤其典型。美國是發達國家中福利比較差的。當然這種高福利的國家也有其不足，比如：勞動積極性不高，富人想辦法轉移資產到國外、避稅；美國的政策有它的弊端，即轉移支付功能比較弱，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鼓勵創業。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魏眾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