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干”啟動中國改革

　　小崗村位于安徽省鳳陽縣東部，距縣城40公里。解放后，一直沒有解決溫飽問題，是全縣有名的“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村”。到1977年底，小崗隊社員已是一無所有，不論男人女人，只要能行動的都討過飯。1978年12月，小崗18戶農民冒死按下18顆紅手印，搞起了“大包干”，揭開了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序幕。這個一窮二白的小村莊，由此成為中國改革的列克星頓。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指農戶以家庭為單位向集體組織承包土地等生產資料和生產任務，基本特點是在保留集體經濟必要的統一經營的同時，集體將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承包給農戶，承包戶根據承包合同規定的權限，獨立做出經營決策，并在完成國家和集體任務的前提下分享經營成果�？梢哉f，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農民被環境逼出的偉大創造，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產物。

　　這項由下至上的改革，事實上可以上接1960年代初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主持中央經濟工作時主張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1977年鄧小平重新主政后，其得力助手萬里就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在安徽調研時曾問過一名農民有什么要求？答曰，吃飽肚子。再問，還有呢？答，把地瓜干換成糧食。深有感觸的萬里在安徽主持出了一個文件：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糧食分配要兼顧個人利益，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正當的家庭副業，已經收回的自留地如數歸還社員。

　　《人民日報》注意到此事，1978年3月27日發表了一篇文章《堅決貫徹按勞分配的政策》。盡管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爭議，但安徽的“大包干”還是悄悄干了起來。萬里給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打氣說：“單干也沒什么了不起�！�

　　1980年9月14日，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對于包產到戶，地方大員們各抒己見，只有安徽和四川公開聲明在落后地區可以搞包產到戶。會后，中央發了一個語氣謹慎的文件：包產到戶是依存于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是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什么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

　　隨后，萬里進入中央主抓農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轟轟烈烈地搞了下去，中國改革大潮也由此浩浩蕩蕩奔流而出。到1983年，中國農村已有99%的社隊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農業也因此迅速發展，從1977年的2.8億噸，快速增長到1984年的4.1億噸，年平均增長5.35%，一舉解決了中國糧食長期短缺的問題。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量研究表明，在該時期，中國農業增長量中大約有3/4是由于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得，其余是農產品相對價格提高的結果。1985年以后，中國糧食產量增長趨緩，不過也不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激勵作用發揮完畢，而是糧食需求的發展進入了平緩期。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功績不僅在于解決了中國人吃飯問題，還表現在讓農民獲得經營自主權的同時，也解放了農業勞動力本身，農民有了擇業的自由。農村數以億計的剩余勞動力開始跨區域的大流動，參與創造了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經濟奇跡，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也是出人意料的收獲。

　　所有這些都極大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鄉村人口占全國的比重從1978年的82%下降到2007年的55.1%，農業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人數的比重也從1978年的70.5%下降到2007年的41.7%。

　　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亟須深化。事實上，對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78年開始的農村改革基本上是興于斯、也止于斯。進入新世紀后，農產品價格持續走低、農業效益差和土地棄耕撂荒現象嚴重，都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制度局限性有關。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最初的出發點是解決吃飯問題和市場糧油供應問題，只是賦予了農民土地的經營權，土地的所有權仍然屬于國家。盡管政策明確30年或50年不變，實際上經常在變或在調整，很難使農民產生“恒產恒心”的“種地和養地結合”的經營信心。

　　現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如果不能向產權制度方向上繼續改革，將大大遲滯中國經濟改革的繼續深入。事實上，改革30年后，“三農”再度成為中央一號文件的內容，已經說明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與時俱進和繼續改革已經迫在眉睫。在這方面，目前正在大規模開始推廣的林權制度改革已經做出了積極的探索。(文/寧南)

　　巴山輪會議

　　1985年9月2日下午，一條從重慶到武漢的“巴山號”長江游輪徐徐起航。當時還剛剛投入運營的“巴山”輪，是當時國內最好的游輪。游輪上乘客更是群星燦爛——數十名國際國內重量級的經濟學家。他們在一起完成了一次后人所定義的“中國轉彎處的腦力激蕩”。

　　來自國外的學者比如美國貨幣問題大師托賓，轉軌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曾任英國政府經濟事務部部長的格拉斯哥大學名譽校長凱恩·克勞斯，英國經濟學家伍德，南斯拉夫政府經濟改革執行委員會委員拜特，英國牛津大學安瑟尼學院高級研究員布魯斯，原德國聯邦銀行行長、時任聯邦德國證券抵押銀行行長埃明格爾，法國保險總公司董事長、里昂信貸銀行董事阿爾伯特，日本興業銀行董事小林實，以及時任世界銀行駐華代表處主任的林重庚及等等。

　　國內的學者更是新中國三代經濟學者濟濟一堂。60歲以上的中方與會代表是薛暮橋(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顧問)、安志文(體改委副主任、中顧委委員)、童大林(體改委副主任)、馬洪(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劉國光(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50—60歲年齡段的包括戴園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楊啟先(體改委副主任)、周叔蓮(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高尚全(體改委副主任)、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干事)、趙人偉(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卓元(中國社科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陳吉元(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50歲以下的年輕一輩包括項懷誠(財政部綜合計劃司副司長)、洪虎(體改委秘書長)、樓繼偉(國辦研究室主任科員)、李克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田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郭樹清(中國社科院博士研究生)。

　　汽笛聲中，客人們飽覽了白帝城、大小三峽、大小寧河的綺麗風光，但此行之意并非山水之間，而是由國家體改委、中國社科院和世界銀行共同舉行的一個“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排除外界任何干擾，游輪從重慶到武漢，一直走了5天，這5天影響了后來20多年，至今余韻未了。這就是被后人稱道的“巴山輪會議”。

　　中國改革1979年啟動以來，經濟飛速運轉。但到了1984年第四季度，銀行信貸出現失控，投資猛增，物價漲幅達10%。需求過度、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外貿逆差，強烈沖擊著決策者。尤其是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次通貨膨脹讓老百姓手足無措，出現了瘋狂搶購的局面，大到電視，小到火柴，能用不能用都往家里扛。

　　當時面對的現實是，改革并沒有把農村的成功復制到城市，盡管《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已經頒布，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改革方向已經確定，但改革的目標是什么？“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底怎樣進行？城市改革中政府和國有企業的關系怎樣處理？怎樣應對投資過熱和通貨膨脹？這些最基本的問題，對當時中國的決策者和經濟學者而言仍然待解。

　　此次“巴山輪會議”就是圍繞著這些議題展開了。但與其說是研討，還不如說是中國改革的策動者們集體向當時西方經濟學家和東歐經濟轉軌先行者請教。

　　對西方經濟體制有著深刻的切身體會的來賓們，反復強調中國的經濟改革一定要汲取西方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種種教訓。他們特別指出，在保持微觀的自由競爭活力的同時，達到宏觀平衡和社會公平方面，中國有條件比西方國家做得更好。

　　比如，在中國經濟改革應當選擇的目標模式上，科爾奈的建議是有宏觀調控的市場協調；布魯斯認為，所有制必須多樣化，同時國家要保持投資過程的強力控制以保證未來生產力的結構，控制收入分配達到合理的充分就業，控制經濟對外關系，保證國外的經濟變動不會對國內經濟帶來大的波動；最年輕的瓊斯觀點更為獨到，中國改革理論上應建立完整的市場體系，但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恐怕很長時間內不應完全開放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資金和外匯的直接控制仍然必要。

　　對于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曾任首相經濟顧問的凱恩·克勞斯堅持自己的看法，英國戰后統制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是逐步完成的，首先放棄商品價格管制和物資分配，然后放棄勞動就業分配，最后才放棄外匯管制。而且，放棄行政管制不等于放棄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托賓和布魯斯在發言中肯定了這些經驗對中國改革的意義，指出中國改革要保持經濟穩定，在經濟手段不成熟時要毫不猶豫使用行政手段。但也要防范一種危險，那些臨時性的行政控制手段往往容易變成永久性辦法，一定要盡力防止。

　　最后，科爾奈給出了自己的忠告，改革不可能是平穩的過程，很可能出現反復和逆轉，原因在于：其一，經濟體制相當復雜，改革過程中一旦出現大的失誤，就會導致經濟生活紊亂，此時，最好的辦法是用行政手段解決；其二，短期困難幾乎不可避免，出現時，為穩定經濟而采取某些臨時性行政控制手段也是應當，但千萬不能因此放棄長期目標；其三，政府龐大的行政管理機構很難改造，因為所謂行政機構就意味著掌握權力，要讓它們交出權力相當困難，要克服困難，避免倒退，最重要的是領導人的決心和意志。

　　23年前的這次會議，客人們的坦誠、主人們的虛心，某種程度上使得中國改革的思想理論達到了一個數量級的認識高度。20年后的2005年，著名經濟學術刊物《比較》再次刊登了“巴山輪會議”最年輕的參與者，當時29歲的郭樹清在會后寫的綜述文章《國際知名學者和專家談中國經濟改革》。如今的郭樹清已經是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從后來的改革實踐來看，中國的經濟學家和中國改革的最高決策者們不但從中吸收了至今仍然源源不斷的營養，而且具體操作上既有堅持又有創新。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是一個好學生，才有了“巴山輪會議”的意義非凡。(文/寧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