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語：改革開放30年(三十年三十事)

　　1978年12月18—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這就是被視為中國改革開放起點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判“兩個凡是”，扭轉“左”的執政思想，停止“階級斗爭為綱”，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并為上述戰略決策的執行加強領導組織保障。會議糾正了中共的指導思想，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此次全會上，增選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9人為中央委員。會議決定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并選舉陳云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王鶴壽等為副書記。

　　全會公報特別強調了經濟建設問題，要求“從糾正急于求成的錯誤傾向和全黨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等問題出發，必須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對陷于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系進行調整，并且對權力過分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并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須的科學和教育工作。這些思想，是黨確立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重要方針的開端”。

　　這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方針的最初表述：所謂“一個中心”，就是“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所謂“兩個基本點”，也就是改革與開放。

　　在會議召開7個月前的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隨后在一場短促而激烈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中，“兩個凡是”政治路線在黨內外遭到孤立而被拋棄，也使得粉碎“四人幫”近兩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價值體系得以真正結束。這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排除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陰影。

　　這次會議，中共沒有大的人事變動，1977年，鄧小平的地位還只是黨內第三號人物，但74歲的他已經取得了黨內外大多數人的支持，而且在當時中國政壇上，也只有這位“三上三下”、“打不到”的小個子，不但在資歷上無可爭議，而且具有黨政軍以及經濟建設方面的全面領導能力。全會上，鄧的思路和決策第一次發揮了核心作用，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歷史轉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自1949年10月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召開了25次中共中央全會。然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意義非同尋常。之所以如此引人矚目，就是因為中國當代歷史在這里發生了大轉折。

　　會議結束了1957年以來長達21年的“左”的嚴重錯誤。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是從1957年的“反右”開始的，到十年“文化大革命”達到頂峰。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幫”之后，毛欽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奉行“兩個凡是”方針，繼續“左”的錯誤，直至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才終于結束了“左”的迷途。

　　這種轉折的深遠意義體現在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共順利完成了代際傳承，毛澤東時代結束，鄧小平時代到來；第二個層面，走過21年的“彎路”，中共重申毛澤東1957年的中國“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的論斷，做出了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

　　這是中共黨史上第二次事關生死命運的轉折點。第一次是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的領袖地位。從此，中共逐步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第二次就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鄧小平在中共的領袖地位，進而逐步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

　　事實上，縱觀近代以來的整個中國史，作為轉折點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其歷史意義可能更為巨大。從中華民族復興的角度，它標志著1840年以來“救亡”運動結束后，“圖強”歷史使命的真正展開。(文/寧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