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仍需過大關

　　經濟觀察報：關于“向哪里去”，前面提到過，有些人與你的觀點完全相反，認為目前我們遇到的種種社會經濟問題——從腐敗的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貴、上學難、國有資產流失甚至礦難頻發等——都是由市場化的改革造成的。

　　吳敬璉：在“第三次改革大爭論”中，改革開放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者對我國目前態勢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釋。他們說，中國改革是由“資產階級改革路線”(“資改路線”)和所謂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家主導的。他們采取了用弱勢群體說事 (“民粹主義”)和用國家利益說事(“民族主義”)的策略，煽動不分青紅皂白的仇富、非理性的反智和盲目排外情緒，力圖把大家對腐敗等問題的正當不滿，引向反對改革的歧路，由此引發了2004-2006年的“第三次改革大辯論”。2005年以后，他們進一步公開提出擯棄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重新舉起“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幟，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七、八年來一次，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實現“對黨內外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真理是愈辯愈明的。雖然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在對醫療、教育、住房以及國企改革的具體問題的討論中采用種種不正當的手段蒙蔽不明真相的群眾，煽起懷疑和反對改革開放的風潮，在意識形態這個他們自認的世襲領地中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但是，事實勝于雄辯。比如前面講到的低收入階層得不到醫療、養老等基本社會和福利保障問題，這應不應當歸罪于改革呢？只要舉一個簡單的事實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中國原來的社會保障體系本來就很不完善。像公費醫療體系，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特別是黨政機關干部身上了，普通百姓卻缺醫少藥。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的 《決定》里關于社會保障做出了不錯的原則設計。可是14年過去了，這套體系到現在還沒有建立。責任顯然在于沒有執行改革的原定計劃，而不在于改革本身。

　　特別是當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公開亮明了自己的底牌，即回到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深重災難的舊路線和舊體制去的時候，那些雖然對于改革開放的某些具體做法和中國社會的現狀懷有這樣或那樣意見，但并不反對改革開放大方向的人們也就紛紛離他們而去了。三十年的歷程告訴人們，只有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才是順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

　　經濟觀察報：對此，中國最高黨政領導的態度都是明確的。

　　吳敬璉：胡錦濤總書記2006年3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海代表團的講話和2007年10月在中共十七大的報告中都明確指出，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經濟觀察報：但對于整個國家而言，繼續解放思想仍很有必要。

　　吳敬璉：只有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才能為進一步改革開放奠定思想基礎。中國的改革開放源于19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運動。思想解放是無止境的，在我國社會正在快步走向現代化的形勢下，我們必須與時俱進，不斷更新自己的思想，趕上時代的潮流。更何況在近幾年 “左”的思想的回潮中，若干早已被否定的舊思想、舊觀念又力求利用人們對歷史和現實缺乏了解而重新流行起來，在部分人群中造成了思想混亂，亟待澄清。此外，還要進一步明確改革的目標模式是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礎上的現代市場經濟，避免由于缺乏統一認識導致的思想混亂和不準確的理解。因此，最近一些地方正在興起新的思想解放運動，要求沖破不適合于現代化發展和不利于社會進步的舊思想觀念的束縛，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

　　經濟觀察報：如何保證思想解放運動得以在一個寬松的環境中進行，是一個需要首先解決的問題。

　　吳敬璉：營造思想解放所必需的自由、理性和務實的討論氛圍，提倡具有不同觀點的人們理性思考，良性互動。因為現象和本質是有區別的，大眾的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經常是不一致的，因此，“理未易明，善未易察”。只有通過平心靜氣的討論，才有可能達到比較切合實際的認識。而且，市場經濟是一個利益多元化的共同體。因此，不應當采取“一分為二”、“矛盾的一方吃掉另一方”的辦法，以一個社會群體的利益排斥和壓制另一個社會群體的利益，而是應當讓各種合法的利益訴求都得到充分的表達，然后通過協商和博弈，形成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只有這樣，才是通向各個利益群體互補共贏與社會和諧的坦途。

　　經濟觀察報：具體來說，改革應當在哪些方面進一步推進呢？

　　吳敬璉：我認為，改革的實際推進需要從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實現尚未完成的產權制度改革。例如，與中國將近一半人口的農民利益息息相關的土地產權問題沒有解決，農民的承包土地、宅基地資產無法變成可以流動的資本。這既使繼續務農的農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損害，也使轉向務工、務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業遇到困難。而且，由于農民不掌握土地所有權，就使得政府官員能夠任意以“國家利益”的名義征用農民的土地，牟取暴利，而置“失地農民”的身家性命于不顧。

　　二是認真執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和“非禁即入”的法治原則。首先需要說明，“marketaccess”這個詞的原意是“市場進入”或“市場進入權”，把它譯成“市場準入”就好像非得政府批準你入你才能入。當然，為了社會的利益有時候需要設立 “行政許可”，即設立進入限制。所以市場經濟的原則是“非禁即入”，只要沒有法律的明文禁止，都可以自由進入。1990年代曾經按照中共中央和中紀委 “從源頭上反腐敗”的要求，進行全面清理，取消了一些行政審批，但是近年來五花八門的審批項愈來愈多，必須堅持“非禁即入”的原則，徹底清理，堅決取消各種各樣不合理和不合法的行政許可。

　　三是繼續推進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完成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制。當世紀之交國有經濟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應當進一步對國有大型企業改革進行攻堅的時候，改革的步調明顯放緩，不但在股權結構上一股獨大和競爭格局上行政壟斷的情況沒有得到完全的改變，在某些領域中還出現了“國進民退”、“新國有化”等開倒車的現象。這種趨勢必須扭轉。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決定必須貫徹。

　　四是加強商品和服務市場的反壟斷執法和資本市場的合規性監管。對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務市場上仍然存在的大企業壟斷的情況，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資本市場上，被稱為“政策市”、“尋租市”的痼疾并未得到消除。在行政力量干預市場的情況下，不論采取“托市”的形式還是“打壓”的形式，結果都是接近權力的人可以大發橫財，而中小投資者總是賠錢的。因此，必須端正思路，擯棄行政干預市場的做法，加強合規性監管，才能促進資本市場的健康成長。

　　五是建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建立全覆蓋、多層次的新社會保障體系。可是十幾年過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內部的重重阻礙，這項極其重要的社會基礎設施至今還沒有建立，使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實處。其建設進度必須加快。

　　六是政治改革必須加快。憲政、民主、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上層建筑保證。政治改革的得失，是一個影響國本的問題。雖然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自由、理性等歷史文化積淀的國家，建立憲政、民主和法治三位一體的現代政治體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容不得我們延宕和等待，必須從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通過法治建設在各種權利主體之間正確地配置權力，規范政府的行為，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礎上逐步擴大民主，強化民眾對政府的控制與監督，才有望穩步地實現憲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標。

　　經濟觀察報：根據三十年的經驗，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順利推進，關鍵在于政府自身。

　　吳敬璉：所以，要繼續把計劃經濟時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成為專注于提供公共產品的服務型政府。這就需要政府官員出以公心，割舍那些與公仆身份不符的權力。政府改革的任務，不僅是要減少和消除對資源配置和價格形成的行政干預，使市場機制有可能充分發揮基礎性作用，更艱巨的任務在于建設一個能夠為市場機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環境。沒有這樣的制度平臺，就難以擺脫公權不彰、規則扭曲、秩序紊亂、官民關系緊張的狀態，使經濟和社會生活進入和諧穩定的正軌。

　　經濟觀察報：你說過，改革仍需過大關。

　　吳敬璉：是的，改革仍需過大關。好幾代中國人為建設一個富裕、民主、文明的中國而努力奮斗過，然而屢屢遭遇挫折，未來的道路也不會平坦。然而，推進改革、防止倒退關系到中華民族的興亡和每個人的根本利益，在這樣的問題上，容不得有半點猶疑。只有打破阻力，奮力過關，才能走上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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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觀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