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不足

　　經濟觀察報：這個新建立的體制還存在什么問題？目前經濟和社會問題很多，這和經濟社會體制的不完善是不是有關？

　　吳敬璉：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在講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不能不看到，由于許多重要的改革推進不力或者沒有完全到位，許多舊體制的遺物還頑強地不肯退出，新體制存在重大缺陷，這使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面臨一些嚴峻的挑戰。

　　中國改革所采取的增量改革戰略，盡管能夠較好地保持經濟在改革過程中的穩定增長，但是命令經濟的許多重要成分，例如國有經濟的壟斷地位，消除得很慢。使事情變得更加復雜的是，改革目標模式模糊之處，使相當多的政府官員把“政府主導”當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常態。因此，中國在世紀之交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系，就帶有濃厚的政府強力干預微觀經濟活動的重商主義色彩，存有很大的權力尋租空間。在這種情勢下，堅持建立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人們要求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而某些能夠從尋租活動中獲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繼續朝規范的方向前進，他們采取各種各樣的手段來阻止進一步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尋租權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的名義“設租”，以便擴大尋租活動的空間，掠奪整個社會。

　　經濟觀察報：“尋租”和“設租”的既得利益者顯然是改革的阻力。具體來說，有什么樣的影響呢？

　　吳敬璉：這些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礙，在有些領域甚至出現了倒退。比如說，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對于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股份化改制做出了明確的部署。在那以后，國有經濟的改革有了很大進展。但是到了要解決一些最大的國有企業的“一股獨大”問題和消除它們的壟斷權力的時候，進一步的改革就步履艱難，停頓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種種借口，搞“國進民退”的“二次國有化”或者“再國有化”。還有，2004年國民經濟出現過熱以后，不少政府機構以“宏觀調控”的名義進行微觀干預，設置了大量未被法律所認可的審批、核準等行政許可。

　　經濟觀察報：限制政府對經濟資源的配置權力和消除對微觀經濟活動的過度干預，都涉及政治方面的改革。

　　吳敬璉：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越來越凸顯出來。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告訴我們，市場經濟制度的有效運轉，必須有其他制度的支撐，所以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難于貫徹”。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按照鄧小平1980年“八·一八”講話的要求，部署了以“黨政分開”為重點的政治體制改革。但是這些改革也在1989年發生政治風波后中斷了。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口號，“十六大”又重申了這樣的主張，而且還提出建設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問題。但是，十年來進度過于緩慢。對于一個所謂“非人格化交換”占主要地位的現代市場經濟來說，沒有合乎公認正義的法律和獨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執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活動的參與人為了保障自己的財產安全，就會去“結交官府”，“搞掂”官員。于是，就出現了尋租的新動力，連“買官賣官”的極度腐敗活動也開始流行起來。

　　經濟觀察報：市場經濟沒有完全建立，政治體制改革遲滯，這兩方面的改革不到位造成了一些怎樣的后果？

　　吳敬璉：由于改革不到位，導致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面臨挑戰。這些挑戰主要體現在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從經濟方面說，它使靠資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雙驅動的粗放經濟增長方式得以持續。這導致資源短缺、環境破壞等問題日益突出，內外經濟失衡加劇，金融市場面臨系統性風險。

　　中國從第一個五年計劃起，仿照蘇聯采用了依靠資源投入特別是資本資源投入 (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也稱經濟增長方式、發展方式)。改革開放開始以后，雖然一再明確提出要 “實現由粗放增長方式到集約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但是由于命令經濟的遺留物依舊存在，增長方式的轉變始終未能取得明顯的成效。依靠資源投入驅動經濟增長所造成的不良后果，首先表現為資源短缺、環境惡化問題變得愈來愈突出。即使可以靠對外貿易輸入的石油、礦石等資源，也因為采購量過大而使價格飆升、成本激增。而在我國的某些地區，環境污染已經嚴重到不能保證基本生活要求的程度。這種不良后果在宏觀經濟上的表現，則是所謂內部經濟失衡，主要是投資與消費之間的失衡。

　　經濟觀察報：這些年來中國的投資率不斷攀升，目前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已經接近50%，大大超過了多數國家20%左右的水平。

　　吳敬璉：即使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在戰后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的時期，其投資率也遠沒有達到中國目前的水平 (日本戰后大規模投資時期的投資率峰值是34%)。在投資率畸高的同時，消費的比重卻已下降到GDP的35%以下，僅為一般國家的一半左右。這種狀況在近期內會造成最終消費不足，普通勞動者生活提高緩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從中長期看，投資效率下降，銀行體系中潛在不良資產增加，企業財務狀況惡化等等，蘊藏著銀行系統的系統性風險。

　　除了內部經濟失衡外，粗放增長方式的持續所造成的另一個經濟后果，是外部經濟的失衡。二戰結束以后，以日本為代表的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為了克服內需不足的問題，采取了以政府主導、對國內市場進行適度保護和實現本幣低估為特點的 “出口導向政策”，以旺盛的出口需求彌補由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造成的內需不足，以支持經濟的高速發展，在相當長的時間中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高速增長起了極好的作用。但是到了1980年代后期，隨著這些國家和地區外匯存底的大量增長，出口導向政策亟須進行進一步市場化(自由化)的調整。然而由于既有利益格局的牽制，它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拖延了改革，反而用中央銀行的干預壓制本幣的升值，結果造成了1990年代資產泡沫破滅導致的金融大危機。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仿效這些國家和地區，成功地采取了“出口導向政策”來支持經濟的快速增長。特別是1994年外匯匯率并軌、人民幣深度貶值以后，出口導向政策的威力充分發揮出來，支持了中國出口貿易和GDP的高速增長。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期，它的負面效應也在我國日益顯現出來。我國經濟中出現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數量大而附加價值低，成為“賣硬苦力”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專業戶”，貿易條件惡化和盈利性降低；與貿易伙伴國之間的摩擦加��；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乃至宏觀經濟中的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資產價格泡沫形成和消費價格膨脹(Inflation，一般譯為“通貨膨脹”)開始顯現等，都與之密切相關。由于這一切，包括我在內的一些經濟學家從2003年以來一再發出預警信號，指出如果出口導向政策和匯率形成機制不能及時調整，將會使整個金融系統變得脆弱，一旦遇到外部沖擊，就容易引發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

　　經濟觀察報：你把經濟發展方式存在的問題和改革不到位以及體制缺陷聯系在一起，它們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

　　吳敬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并不是一個新提出來的口號。早在1995年制定 “九五”(1996-2000)計劃的時候，就提出過要實現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十年以后，到制定“十一五”規劃的時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轉變增長方式作為2006-2010年經濟工作的中心內容。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確的解決辦法，問題卻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呢？我曾經仔細地研究過這個問題，并且把研究的結果寫在2005年出版的 《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中。我的結論是：經濟發展方式難于轉變的主要原因是存在著若干重大的體制性障礙，它們主要是：(1)各級政府依然保持著土地、信貸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2)把GDP的增長作為衡量各級政府官員政績的主要標準；(3)現行財政體制把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狀況和物質生產增長緊密地聯系起來，支出責任又過度下移，使各級政府不惜工本地使用自己能夠支配的資源，擴大本地經濟總量；(4)生產要素和若干重要資源的價格沒有市場化，行政定價通常按照計劃經濟的慣例壓低價格，價格的扭曲使市場力量在優化資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壓制，同時促使生產者采用粗放的方式進行生產。

　　經濟觀察報：改革遲滯造成的社會問題同樣突出、尖銳。

　　吳敬璉：經濟和政治改革遲滯造成的主要不良后果，是“權力攪買賣”的尋租基礎的擴大，腐敗蔓延和貧富分化。這導致了大眾的強烈不滿，威脅社會安定。對一個處于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來說，由于原始的低效經濟與現代的高效經濟并存，所謂庫茲涅茨“倒U曲線”的作用使居民收入差距存在擴大的趨勢，本來就是一個容易引起社會矛盾激化的問題，廣泛蔓延的腐敗更使我們雪上加霜。根據1989年來多位學者的獨立研究，我國租金總數占GDP的比率高達20%-30%，每年發生的絕對數額高達4萬億-5萬億元。巨額的租金總量，自然會對使利用公共權力肥私的尋租腐敗活動急劇膨脹和貧富分化嚴重加劇。而與此同時，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規定構建的社會安全網——新社會保障體系——由于行政機關的阻礙卻遲遲沒有建立起來。

　　經濟觀察報：面對這些社會問題產生的原因，人們的意見分歧很大。有人認為是市場化改革造成的，有人認為是改革不徹底造成的。

　　吳敬璉：據我觀察，目前我國存在的種種社會弊病和偏差，從根本上說，是源于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嚴重滯后，權力不但頑固地不肯退出市場，反而強化對市場自由交易活動的壓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敗尋租活動的基礎。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擴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在于推進經濟和政治改革，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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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觀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