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7年以來，我國CPI處于逐季加速的狀態，從1月份的2.2%增長到10月的6.5%，全年預計CPI增幅達到4.5%；零售價格指數(RPI)從1月的1.8%增長到10月的5.1%，而原材料價格指數和生產品出廠價格指數則經歷了“先降、后升”的發展模式，使通貨膨脹的風險日益加大。

　　價格上漲的四個特征

　　但是在分析2007年價格攀升現象時，應當注意本輪價格上漲具有四個特征。

　　首先，價格上漲不是普遍性的上漲，具有強烈的結構性特征。

　　CPI上漲具有強烈的結構性特征。無論是上半年還是下半年，食品類價格和居住類價格的上漲都是導致CPI加速上漲的核心原因。這兩類價格上漲分別占CPI上漲的80%和15%左右，其他6大類基本保持了“3類小幅上漲，3類小幅回落”的格局。

　　零售價格指數RPI具有強烈的結構性特征。在16大類之中，除食品類上漲18.1%、建筑材料上漲4.6%之外，有7大類僅輕微上升，有6大類出現下降，1大類基本持平。

　　在RPI、PPI、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以及“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之間也具有結構性特征。上游價格指數上漲幅度遠遠高于下游價格指數，基本呈現遞減的格局。其中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總體上較2006年有所下降。

　　其次，很多價格上漲具有成本推動型特征，貨幣因素并不是價格上漲的核心原因。例如食品價格的上漲雖然有需求上漲的因素，但大部分來自于成本的推動，飼料價格、化肥價格、油電價格的提高是其中的核心力量。又如工資成本和原材料價格的上升對PPI上升的推動作用。

　　再次，很多價格上漲具有補償性上漲的特點。根據我們的測算，得出以下補償性價格上漲結論：社會零售銷售價格水平只與1996年的水平相當，因為1997-2003年RPI一直處于負增長的狀態；工業品出廠價格相對于1996年只上漲了12%；“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相對于1996年上漲了34%；固定資產投資價格相對于1996年上漲了17%；國際糧食價格基本與1990前后的水平相當，而中國目前的食品價格相對1998年的食品價格水平僅有輕微上升。

　　最后，很多價格的上漲具有國際聯動性。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食品類價格和原材料價格基本與國際市場波動同步，其核心原因在于中國對這些產品從國際市場進行了大量進口。

　　政府不應全面啟動緊縮政策

　　根據上述的幾大特征，結合2008年各種市場狀況的變化和宏觀經濟結構的特征，以下幾個問題應當是未來宏觀經濟調控中需要注意的：

　　第一、結構性價格上漲在本質上是相對價格的調整，它不僅是要素價格改革的必然產物，也是中國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核心要點，結構性價格上漲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必要性，我國將在相當一段時期要面對這種結構性價格上升。

　　本輪結構性價格上漲主要體現在農產品價格上漲以及原材料、能源價格上漲。這些價格上漲的核心原因在于國際市場價格的變化、補償性價格的上漲以及改革導致的價格約束的釋放之上。因此，本輪價格調整在本質上是中國進一步國際化、市場化和產業協調發展的產物，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必要性。

　　結構性價格上漲在本質上是相對價格的調整，而不是普遍價格的上漲。在市場經濟中經濟結構調整的核心力量必然是相對價格的調整，并最終落腳在相對價格之上。因此，本輪結構性價格上漲一方面是高速經濟增長中經濟結構自動調整的產物，也是進一步結構調整的動力，中國經濟從根本上需要相當一段時期的相對價格調整。

　　全球化不僅要求最終貿易品價格在國與國之間，同時也會通過大規模進出口使要素產品價格拉平。但是中國要素市場和原材料市場價格改革的滯后，使中國農產品、能源、基礎材料的價格遠低于國際市場的價格，基礎產業與其他產業的相對價格極其不合理。這無疑對中國結構性問題的惡化起到了推波促瀾的作用。例如低原材料價格使中國“補貼”全世界，形成過高貿易順差，基礎產業價格過低加重了中國能源密集、原材料密集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因此，各種要素價格和原材料價格的市場化和國際化改革是中國調整貿易戰略和發展模式的關鍵。但在該進程中必然面對結構性價格上漲，甚至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

　　第二，必須對結構性價格上漲演變為全面型通貨膨脹的可能性進行高度重視。

　　事實上， 2003年以來，中國就出現以基礎原材料為主的結構性價格上漲。2003-2004年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最高上漲了14.1%(2007年為3.6%)，PPI最高達到6.1%。但是這些價格上漲都沒有導致CPI價格持續高漲。其核心原因在于，在原材料價格上漲和中間投入品價格上漲的過程中，中國企業的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導致單位產品的原材料與中間投入成本有了深度攤薄、大幅度下降，從而使中國在本輪經濟周期中出現“上游成本大幅上漲、企業利潤大幅度上漲、工業制成品價格以及消費品價格平緩”的景氣局面，中國經濟對于成本沖擊的緩沖能力大幅度提高；另外，工資成本上漲幅度遠遠低于勞動生產效率提高的幅度。同時，工資上漲、原材料以及農產品價格上漲在2003-2005年主要以補償性上漲為主，最終產品存在緩沖的空間。

　　但是，上述這些因素可能在未來經濟運行中發生變化。由于資源配置效率以及技術水平大幅度提高帶來的“成本深度攤薄”的效應不可能長期持續；最終產品緩解成本沖擊的空間越來越少，在整體經濟下行和利潤下滑的環境中，原材料價格-PPI-CPI的價格傳遞率會更高，傳遞周期會更小；未來要素市場化改革帶來的價格調整幅度可能更大，特別是工資形成機制的改革和能源價格機制的改革，使工資上漲幅度將大幅度超過GDP的增長速度；在工資形成機制改革的進程中，進一步的食品價格和CPI的上漲很可能形成“生活成本-工資-物價-生活成本-工資-物價……”如此傳導的通貨膨脹。

　　從2005-2007年的中國價格形成機制來看，我們會發現上述變化的線索。原材料價格與PPI差距、PPI與CPI的差距收窄，出現同步運行的趨勢。另外，從2007年2月以后，CPI改變了以往低于PPI運行的狀況，處于PPI的上位。這說明原材料-PPI-CPI價格傳遞率大幅度提升，同時前期上游產業價格的上漲已開始釋放。未來持續性的結構性價格上漲轉變為全面價格上漲的風險已經加劇。

　　第三，在金融不斷創新和深化的時代，必須重新全面認識貨幣供給與價格上漲之間的關系，以及貨幣政策與價格控制之間的關系。

　　在2000年以前，中國宏觀經濟基本上保持了古典的貨幣-價格傳導機制，即貨幣缺口(M2增速與GDP增速之差)與CPI是高正相關的(相關系數達到0.854)，但是，自新世紀以來貨幣缺口與CPI增長出現了背離，2000-2007年二者基本不相關。

　　導致這種現象出現的核心在于，新世紀之后中國金融深化和金融創新的加速，以及外部不平衡帶來的流動性過剩的特殊屬性，使大量流動性在金融層面循環，而沒有轉變為實體層面的需求，進而轉變為物價水平的上漲。這種流動性膨脹與通貨膨脹無關的現象并非中國獨有。美國和其他發生金融深化的國家也出現這種現象。因此，價格水平的先行指標——貨幣缺口就失去了傳統的地位。不過中國龐大的流動性是否就與名義總需求和價格水平絕緣了？這是一個值得廣泛關注的問題。

　　由于目前持續CPI走高的核心原因在于食品類和居住類價格的偏高，核心CPI依然在可控區間，政府不應當由此全面啟動緊縮的政策。緊縮政策在流動性不轉化為名義需求之前對于成本推動型和結構型價格上漲難以起到應有的效果。

　　第四，必須充分認識到貨幣對內價值與對外價值之間的替代關系，理性權衡本幣對外升值與本幣對內貶值的關系。

　　在中國“雙順差”的環境中，政府必然要在本幣對外升值與對內貶值之間進行選擇。本輪結構性的價格上漲在一定程度上是人民幣升值壓力下的產物，CPI與人民幣名義匯率與均衡匯率缺口是呈現正相關關系。經濟體系自身調節不平衡的動力機制在無法通過匯率變動來調整時，在長期內會體現為內部價格的調整。但這兩者并非完全的替代，因為前者主要依靠相對價格的調整，使貿易品價格相對非貿易品價格提高，而后者往往體現為整體名義需求的變化，帶來整體價格的提高，而不是相對價格。這些差別決定了我們在不同環境中政策調節的不同選擇。在目前環境中，在結構性問題日益嚴重的壓力下，本幣對外升值的福利成本可能小于本幣對內全面貶值的福利成本。

　　第五，必須科學認識不完全市場中的CPI和核心CPI的價值。

　　由于房地產市場和中國資本市場的不成熟，目前CPI中居住類價格難以正常反映住房價格的變動，固定資產投資價格與資產價格的長期趨勢無關，使CPI等價格指數難以承擔反映宏觀整體運行的重任。CPI所設定的權重與目前居民消費支出結構存在較大的差異。例如教育類和居住類在支出的權重分別達到了14%和11%，但CPI中這兩類的權重僅為10%和8%。

　　在經濟全球化和新技術革命的時代，全球通貨膨脹出現了大緩和的趨勢，菲利普斯曲線也出現平坦化趨勢，這將意味著我們必須重新認識不同通貨膨脹水平所涵蓋的信息，即輕度的價格波動有可能意味著宏觀經濟承受了很大的外部沖擊，傳統的3%和5%的控制目標可能成為“數字教條”，未來輕度的通貨膨脹也應當在宏觀上給予更高的重視。

　　短期不會出現全面通脹

　　未來結構性價格攀升的現象將在一段時期內持續。其核心原因在于，首先，食品類價格和農產品價格增長將在高位持續。雖然夏糧和秋糧都豐收，但由于需求增長更為猛烈，農產品供求的緊張關系將在一定時期難以緩解。同時由于國際糧食庫存處于歷史最低點，國內與國際市場價格差異依然較大等因素，食品類價格攀升的國際壓力將持續存在。其次，未來能源價格改革、國際能源價格的持續攀升以及國內外能源價格差異等因素決定了能源價格攀升將在一段時期內存在。再次，工資形成機制的改革將使勞動力成本加速提升，并存在持續超過GDP和勞動生產效率提升的速度。另外，土地市場的不完善、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深化以及房地產市場的攀升等因素決定了土地價格的上升以及居住類價格的變化。以及，節能減排等戰略任務的持續推進將大幅度提高能源密集產業和污染型產業的生產成本。

　　本輪價格上漲的結構性和補償性特征決定了中國短期不會出現全面物價水平的攀升和通貨膨脹。但是，如果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次序、速度以及規模沒有很好的控制，流動性持續偏高和貨幣缺口持續擴大很可能導致結構性價格上升向全面通貨膨脹轉變。因此，在短期內應當利用行業政策和財政補貼等措施，控制結構性價格調整的力度，并“對沖”結構性價格調整帶來的社會沖擊。在中期依然應當對貨幣缺口進行控制，在積極引導總量過剩流動性的基礎上，防止過剩的流動性向實體經濟過度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