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暉

　　30年前啟動的改革開放，造就了一個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中國經濟的長期高增長。如何解讀這個“奇跡”，當下已經成了思想界的頂級課題。“中國奇跡”是突破傳統觀念、傳統體制桎梏的結果，也是在特定歷史條件制約下摸著石頭過河，沒有先例可循。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國奇跡”。

　　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在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恢弘歷史長劇正在揭幕之際，無疑，我們需要一場關于改革30年的大討論。總結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甩掉歷史包袱，開創改革新局，這是對改革開放三十年最好的紀念，最好的繼承，也是我們在歷史新關頭最重要的使命。

　　為此，本報特刊發秦暉教授的文章，并將陸續刊發這方面的文章，力求對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作出有啟發性的解讀和總結，以饗有興趣于中國道路、中國走向的廣大讀者，敬請垂注。

　　國際上轉軌經濟學界對所謂的“中國之謎”，即所謂的“中國奇跡”與“東歐困境”的解釋，已成為最大的論題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經形成了“漸進-激進”的討論模式。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往往認為東歐的“激進轉軌”雖然付出很大代價，但一舉解決了實質性問題，將來會顯示出大效果；而中國的“漸進轉軌”雖然獲得了持續的經濟增長，但實質性問題繞不過去，將來會遇到大困難。相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則認為東歐轉軌恰恰陷入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激進”誤區，而中國的漸進轉軌似乎具有更多的凱恩斯式或福利國家式的政府干預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當然，將來雙方的對比也不會逆轉。

　　顯然，這種爭論的背后包含某種共同前提，即中國“漸進”——更多凱恩斯或福利國家或社會主義色彩——因而經濟(根本性地或暫時地)增長，東歐“激進”——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場競爭色彩——因而經濟(根本性地或暫時地)衰退。

　　但是筆者認為，這個前提是大可質疑的。首先就轉軌目標模式而言，中國明確地自認為是“摸著石頭過河”，很難說她的目標是什么 (尤其難說是“福利國家”)，而多數東歐國家倒是明確以加入歐盟為目標，而歐盟多數國家長期是社會黨執政，是當今世界上福利國家的典型，東歐各國入盟談判中的“福利門檻”、“勞工保護門檻”往往比“市場化門檻”還高。而現實就更不必說：恐怕沒有人能證明如今的中國比東歐更像“福利國家”，而作相反的證明倒是輕而易舉。(參見秦暉：《中國轉軌之路的前景》，《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1期，4-5頁)“劇變”后的中東歐，經互會國家轉軌戰略各有特點，其中像白俄羅斯與愛沙尼亞這兩個空間與歷史都相近的“前蘇聯”國家，其轉軌經濟政策的相差之懸殊實難以用“東歐轉軌”這個概念來包容：盧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羅斯基本上拒絕市場化，其經濟面貌簡直比我們的南街村還“南街村”；而愛沙尼亞以“面向外資全賣光”方式實行的私有化堪稱東歐最激進之一。如果不考慮政治變革而僅從經濟上講，所謂中國與“東歐”轉軌政策的差異恐怕遠不及東歐內部(如上述的白、愛兩國)之差異來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羅斯還是愛沙尼亞，抑或中東歐的任何國家，劇變前后都出現了或長或短的經濟衰退。隨即它們先后幾乎都(除幾個發生戰亂的國家外)恢復了或強或弱的經濟增長，但與中國持續30年的經濟增長相比似乎都顯遜色。無論有多少水分，改革以來的中國經濟就其增長速度而言，的確是個“奇跡”。于是，如今無論中國國內還是國際上的評論界，大都認為中東歐人犯了某種錯誤，而中國人則提供了正面的經驗。

　　的確，從事后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東歐國家犯的錯誤并不難，但既然無論激進還是漸進、搞不搞所謂休克療法、左派執政還是右派執政，都經歷過衰退，整個中東歐從白俄羅斯到愛沙尼亞(更不用說從土庫曼斯坦到前東德)都出現過衰退，那么它們與尚未經歷過這種衰退的中國之間的比較，就很難以“休克療法”是否錯誤之類的說法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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