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秦暉　　

　　- 如果有一種過程是所有人都吃虧，只是吃虧有多少，而基本無人受益，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負帕累托過程”。“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歷史上罕見的“負帕累托過程”。因此，鄧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當時的社會基礎空前廣大，而且幾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確實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處。

　　- 匈牙利經濟學家沙巴說：東歐的前計劃經濟運行得相對成功，這使轉軌成為“一次痛苦的長征”。而中國“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則使得轉軌“成為一場愉快的郊游”。

　　- 1992年開始第二波改革，鄧小平談到中國改革經驗時就認為：現存體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作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

　　改革的“凱歌行進”與矛盾的積累

　　匈牙利經濟學家沙巴說：東歐的前計劃經濟運行得相對成功，這使轉軌成為“一次痛苦的長征”。而中國“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則使得轉軌“成為一場愉快的郊游”。(Laszlo Csab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d'. Communist Economies &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8:1(1996), pp.53-65)這確實有相當的道理。改革前中國式命令經濟與中東歐理性計劃經濟相比的極端無效率導致她可以“無代價放棄”和“放棄即受益”(無論是改行理性計劃，還是改行市場機制都能得到純增益)，以及包括絕大多數國民(農民)處在有束縛而無保障的狀態，而“文革”的“負帕累托過程”更使改革初期出現了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進，于是無論在效率還是在公平性方面，改革頭十年都相當成功，而且無需付出什么明顯的“代價”。

　　從1975年的“整頓”開始，中國在“走出文革”的基礎上一方面蘇式社會主義(理性計劃)有一定程度發展，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因素也隨之而興。在這個時期，計劃理性化與初步市場化都給經濟帶來改善，而此兩者亦漸由互補而至抵牾。大體而言，1975-1992年經濟體制的演變軌跡是：

　　1975-1978年：工農業恢復經濟核算，“唯生產力論”興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為基本國策。

　　1978-1984年：以“大包干”形式下自負盈虧的家庭農場復興為標志，農業首先開始出現市場化趨勢。而城市工業進入“喬廠長”時代：強化科層管理與經濟核算，追求計劃平衡與最優化。但是，“喬廠長”的能耐很快出現局限性，加上這時東歐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乃至蘇聯自身都開始出現計劃經濟的末世特征和改革的嘗試，而在當時“反蘇反霸”的國際大背景下這種嘗試很快在國內得到回應。同時在國門打開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乃至新興工業化地區與蘇聯東歐的興衰對比也刺激了國人。而且，由于改革前我國并未發展起蘇東式的“計劃科學”與數理經濟學，流行的舊式政治經濟學除了宣示“政治正確”外的確缺乏學術魅力，甚至連促進“計劃理性化”的功能也沒有，因而很快在西方經濟學傳入后顯得陳腐不堪。就這樣在農村因素、國際因素乃至經濟思想因素的綜合推動下，市場經濟因素很快向城市與工業領域傳導。

　　1984-1989年：我國工業出現在國有體制下引進“市場調節”的趨勢，即所謂“政企分開”。它包括財政分配上的“利改稅”、投資上的“撥改貸”、流通上的“雙軌制”與經營上的承包制，乃至發生1988年的價格“闖關”。與此同時農村改革出現第二波：鄉鎮企業興起，并且很快突破畫地為牢的“拾遺補缺三不爭”限制，發展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在農村產值中的比重開始超過農業(種植業)，農民也開始由“離土”而“離鄉”，“非農化”之潮開始興起，傳統的身份壁壘開始動搖乃至局部坍塌。

　　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改革初期的計劃理性化與初步市場化雙重增益現象開始逐漸淡出，計劃與壟斷(哪怕是“理性”的)與體現人們個性發展的市場自由趨勢日益產生矛盾。鄉鎮企業擺脫“給國有大企業拾遺補缺”和“不與國企爭資源、爭市場、爭人才”的桎梏就是一個例子；而同時工業承包制導致的“短期行為”、“公雞下私蛋”、“個人負盈公家負虧”，雙軌制下導致的“官倒”，也使改革的公正性開始出現問題。而導致1980年代末的改革危機。直到1992年“南巡講話”，改革才在新的基礎上重新開始。

　　這樣，依靠“過去的糟”來凸顯“現在的好”這個中國奇跡的第一階段便落下帷幕。依靠市場化與計劃科學化雙重增益提高效率、靠走出“負帕累托”實現相對公平的帕累托改進，這樣無論在效率還是公平方面似乎都“無代價”的改革，已經近于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