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什么降低“交易成本”？

　　1992年改革“第二階段”起步后，形勢已經發生變化：一方面，蘇聯東歐體制的相繼崩潰使得“計劃經濟”聲譽掃地，在我國本來就先天不足的“計劃科學化”也失去了進一步發展為主導機制的可能。市場經濟逐漸成為明確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面，1990一年后建立的體制成功地排除了左右兩邊的“爭論”，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許多利益群體的博弈能力。中國這個“命令經濟大家庭”在“父不慈子不孝”的狀態下，“是否分家”的爭論逐漸淡出，而“如何分家”的爭論則被壓制，于是用一些經濟學家的話說，“體制變革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

　　這里應該指出，西方經濟學中所謂的“降低交易費用”，是指保證各方交易(討價還價)權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約的方式減少交易費用，而不是用剝奪一些人討價還價權利的方式為另一些人降低“費用”(用科斯的話說，就是用自由契約的企業，而不是用奴隸制來降低“交易費用”)。或者說，它是要降低全社會為維持交易體制而付出的總費用，而不僅僅是用壓制一部分人的辦法為另一些人節省“出價”。但是在我們這里，“交易成本”理論的運用往往變形。

　　不過無論是否合乎原意，在我國既有制度約束下，這樣的“降低交易成本”的確是“中國奇跡”在1992年后重新出現，乃至進一步發展的奧秘所在。如前所述，民主轉軌的東歐國家盡管在市場經濟轉軌中的“漸進”“激進”情況不一，但是都做不到我們這樣的“降低交易成本”。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主導，轉軌時期在她們那里常見的景觀是：“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征地客。”這種“東歐困境”與“中國奇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于是，從1992年開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點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進色彩不復存在；其二是“在市場化進程中以集權降低制度轉換的交易成本”成為“奇跡”的主要原因。

　　這個時期通過幾次重要的大會，主流理論已從1980年代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改變成“放棄計劃經濟，建立市場經濟”。通過價格并軌而基本實現了產品價格的市場化。在“現代企業制度”的名義下，我國的大批企業從承包制到“明晰產權”、“置換身份”，在“掌勺者私占大飯鍋”色彩濃厚的背景下完成了“轉制”與“重組”。反思改革開放三十年，客觀上呈現出如下特點：

　　與民主轉軌國家一般都先搞民主私有化、后搞重組“增效”相反，我國一般都在產權改革之前先用國家權力來排除工人的討價還價，實現了“減員增效”，避免了私家老板裁員要克服工會阻撓的尷尬；然后已完成減員的企業才脫去“國有”帽子，恰在這時出臺的“就業優先”(只要不繼續裁員可以不計較資產賣價)客觀上給規避市場經濟中正常的公開競價機制，為“能人”以內定價格“置換”資產創造條件創造了空間。于是想裁的工人都裁了，要送的資產也都送了。如此交替呈現的“科斯主義”和“凱恩斯主義”，加上仇和式的鐵腕，就比許多民主轉軌國家更順利地完成了大批企業的產權改革，而且據說“交易費用”很低。產權改革配合“招商引資”，使投資日益強勁，經濟日趨繁榮。

　　與此同時，農村改革又先行一步：1996-1998年間主要采用管理層購買方式基本完成了“鄉鎮企業轉制”。在多數農村，那些老百姓無法監督，因而也難以公平分配的“公產”已經被不明不白地瓜分完畢，只剩下擺在光天化日之下、無法盜竊和隱藏，但卻最便于公平分配的土地，卻一直保持“公有”而不能落實為農民的財產，而客觀為后來提供了以備將來“圈地”之便。同時，1994年開始的分稅制改革強調財政上中央集權但不集責，出現所謂“財權上收，事責下放”的趨勢。一方面上級財政的“汲取能力”迅速擴大，國家得以“錦上添花”強化投資，大城市基礎設施日新月異，另一方面基層教育、醫療等公共品供應出現短缺，尤其以農村為甚，而在維持“事責”的名義下，農民負擔卻日益加重，以至出現“農村真苦，農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呼聲。這樣改革初期農民“失去的只是鎖鏈”的情況明顯地逆轉，農民成為新一輪發展中主要的受損者。盡管高層注意到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并且下了大決心，通過2003年以后的免稅改革減輕了農民負擔，但是方興未艾的“圈地運動”又成為農村緊張的新土壤。

　　這個時期各種金融工具與虛擬經濟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國有壟斷加上虛擬經濟金融工具的有效組合，一方面為大批金融-房地產富豪用“批地加貸款，空手套白狼”方式的崛起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使國有壟斷部門進一步疏離公共職能而凸顯其特殊利益，形成“新國有化”與“權貴私有化”左右手聯動的“原始積累流水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