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 曉

　　(接上期)

　　第一部分分析了中國儲蓄率偏高的原因，并說明了財政分權的制度安排是影響居民儲蓄和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因素。第二部分將著重研究中國的經濟波動特征。首先引入一個實際和貨幣因素引發經濟周期的理論框架，接著分析上一輪(1991-2000年)的經濟周期，重新理解中國的經濟波動和總結第一次擴大內需政策的經驗和不足。在此基礎上，展開為配合擴大內需戰略而實施公共政策建議。最后是近期有關投資及對外貿易的熱點問題�！　　�

　　經濟周期的分析框架

　　(1)現行理論框架存在問題

　　現在宏觀分析主要從宏觀角度研究經濟運行，側重于宏觀總量間關系對通貨膨脹的影響進行分析，主要分析工具是AD-AS(或IS-LM)模型。是否存在“過冷”或“過熱”，由一般物價指數(包括CPI、PPI、RPI等)來測量。在這種的理論指導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就是增減總需求，從而熨平經濟周期。這種規范性的診斷方法，為宏觀調控帶來了極大方便。這就像醫生為病人診斷是否“發燒”或“發冷”一樣，只要一量體溫是否處于36.6度的臨界點，就可決定是否給病人服“退燒”或“升溫”藥。然而，“溫度計”——統計指標所表現的數字，是一個復合結果，并不能說明其背后的終極原因。　

　　另外，現有理論也沒有解決好經濟短期和長期之間的關系。投資帶來的資本積累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而投資的主要來源是國民儲蓄。短期內儲蓄毫無用處，什么社會功能都沒有，增加國民儲蓄只會因消費需求的減少而引起經濟衰退。但事實上，從長期來看，儲蓄增加決不是經濟的漏出量，只不過購買力從現在轉移到了將來，成為將來的購買力。所以不能簡單地將降低儲蓄作為實現一時刺激經濟的目標，因為可能要付出經濟長期停滯的代價。當然僅有儲蓄率的提高，儲蓄不能(直接或間接)轉化為投資，經濟仍然存在停滯或衰退的可能，但此時的責任在于低效的銀行制度和投資體制，不能歸罪于儲蓄者�！�

　　第一次擴大內需政策主要的理論基礎是凱恩斯學派的需求管理理論，是以通貨膨脹、擴大政府投資、反蕭條、解決失業問題等為主的一系列理論和政策。增加總需求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增加消費支出，二是增加投資支出。凱恩斯主義忽略了資本結構和跨期調整問題，以及經濟活動是連續的“跨期”行為。同時抽象掉了個人、企業等市場過程的參與者，只注重總量(如總產出，就業)等之間的簡單總量均衡關系，并以之替代其他各種經濟關系對于現實宏觀經濟問題的影響和解釋。不可否認，為擺脫深度經濟危機而實行凱恩斯主義會取得很快的成效。但至少目前中國還沒有面臨明顯的危機，如果一味地實行擴張性需求管理政策(這正是轉型經濟慣有的沖動)，而不是從完善市場經濟制度的角度出發，研究經濟周期發生的深層次原因以及如何預防的政策思路，將是很大的政策失誤�！�

　　(2)一個供給面和生產結構的分析框架

　　我們運用奧地利學派的一個關于供給方面的資本理論，來解釋儲蓄、投資結構以及可持續發展問題。并對“繁榮-衰退-繁榮”的經濟周期的分析解釋了經濟周期的三個基本特征：第一，經濟繁榮之后，為什么大多數企業會突然出現虧損，效益滑坡，經濟隨之陷入衰退；第二，資本品行業——特別是那些原材料、建筑以及為其他行業生產設備的行業——波動總是比消費品行業的波動大，在經濟繁榮期的擴張速度更快，而在衰退時期所受的打擊也最猛烈；第三，衰退期通常伴隨通貨緊縮�！�

　　人為地對利率和價格的干擾會破壞市場的協調機能和生產秩序并導致經濟周期。借助于強制性儲蓄，使整個社會的資本存量獲得持久的增長是不可能的，借助于膨脹性的信用擴張，來實現生產結構的持久擴展，也是辦不到的。須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要盡量降低對市場的信用擴張等人為干預�！　　�

　　由于宏觀經濟更多采用“同比增長”的度量指標，所以，直到1998年3月，人們才意識到發生通貨緊縮問題。隨之出現多種理論來解釋緊縮的起因，現將主要觀點歸納三種：政策失誤，經濟運行內生結果，外部沖擊。

　　而要真正把握這場通貨緊縮的成因必須解釋三個問題：第一，通貨緊縮為什么緊隨通貨膨脹之后，是否是1993年宏觀調控措施矯枉過正；第二，為什么資本品——主要是生產資料價格和工業部門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率先下跌；第三，為什么會出現全面的產能過剩。在這里，筆者有與以上三種觀點不同的看法。　

　　經濟學認為只有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沒有非理性的個體行為和個體選擇。個體包括個人、企業和政府，所以盲目投資、重復建設的說法并不準確。在市場經濟中，投資領域的經營者無法從消費者的行動中獲得與其經營有直接相關的信息，會高度依賴如利率等所傳遞的一般性市場信息。一旦銀行信貸擴張時，企業在虛假的價格信息的誤導下，就會重新配置資源，從消費領域轉移到投資領域。1992年中國的市場雖然并不健全，但各種企業的經營已經無法依賴計劃，主要還是靠價格指引。所謂經濟過熱時，產生更多的是錯誤投資而不是盲目投資或過度投資。錯誤投資意味著社會生產結構和生產秩序的扭曲，對社會生產造成的危害超出程度一般的過度投資。　

　　中國開始出現各種產品的供大于求的狀況，生產資料首當其沖，整體生產能力的發揮還不到80%。過度投資理論沒有資本結構的概念，考慮不到生產結構的變化，僅靠推測的建設工期來歸因，因而無法解釋如此全面的產能過剩。而僅僅從消除過剩的結果出發得出推行積極財政政策(如公共工程支出，新農村運動等)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結構問題，治標未治本。沒有認清這一點，在治理過程中，有關政府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往往會高估自身對經濟的調控能力，而低估市場機制的自我調節能力；容易夸大市場機制的缺陷及其影響，而低估行政干預的成本和危害�！�

　　積極財政貨幣政策過程及政策演進

　　1998年7月，國務院轉發了當時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關于今年上半年經濟運行情況和下半年工作建議》，正式決定實施旨在擴大需求的積極的財政政策。1998年8月，全國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財政部的中央預算調整方案，決定增發1000億元國債。同時，配套增加1000億元銀行貸款，全部用于基礎設施專項建設，標志著積極財政政策正式啟動。目的是以增加社會總需求作為切入點，抑制經濟衰退。財政政策包括四大常用工具：預算政策、稅收政策、支出政策和公債政策。1998年以來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所采取的各項措施基本上都可以歸類為以上四個領域。

　　由于最初的失效，貨幣政策被看作只是通過國債發行起到對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作用。筆者也將貨幣政策這一過程的主要措施進行了整理。人民銀行放松銀根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加大貨幣供應量和降低利率方面：(1)存貸款方面；(2)法定存款準備金；(3)公開市場操作；(4)金融穩定計劃。

　　第一次擴大內需的政策的不足

　　經濟衰退時，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確有積極作用，但同時也對政策的制定、執行、評估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對于第一次擴大內需的負面效應和不足的討論并不多，多是從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過大，加大了財政風險和財政政策手段不夠全的角度來看的，對政策的一致性、效益的評價也有含糊的地方，尤其一些措施對當前經濟運行仍有很大影響，有必要重新總結一下，從中獲取經驗和認識�！�

　　財政收支的超常增長

　　第一次實行積極財政政策時，加大政府支出卻沒有降低政府收入，降低了財政政策的作用力度。原因有幾點：一，所得稅減免對居民消費-儲蓄決策影響不大，反而有可能會增加儲蓄；二，大量取消了不合理收費項目，實際上相當于減輕了企業的負擔；三，擔心政策財政狀況不能承受�！�

　　如何解釋在積極財政政策實施過程中，支出上的擴張政策與收入上的緊縮政策的矛盾？因為經濟衰退期不大可能會出現稅收收入反倒自然性超常增長的現象。既然沒有新增稅種，也沒有提高稅率和實行增稅政策;很大可能就是在支出擴張過程中，實行了扭曲產業結構，有利于稅收增收的通貨膨脹政策。局部經濟過熱等現象，產能過剩、

　　財政政策的排擠效應和拉動效應

　　財政赤字有沒有排擠效應和對經濟增長是否起到拉動作用是衡量政策績效的兩個重要指標，國內也有很多這方面的實證。　　

　　在筆者看來，財政政策的拉動作用是有限的。由于各類原因，造成民間部門投資對利率缺乏彈性。因此，財政赤字具有零排擠效應。這種說法的問題在于在利率沒有市場化的情況下，投資資金一旦緊張就只能實行信貸配給，不需要經過利率就可以直接排擠民間投資了。事實上，在財政政策的實施過程中，確實存在占用銀行貸款資金的問題�！�

　　國債投資的結構問題

　　作為積極財政政策主要工具之一的支出政策的方向是公共工程支出而不是社會保障支出。國債資金被廣泛地運用于公共工程建設，而中央政府的相關部門是支配國債資金的決策者，這強化了高度集中的審批制度，降低政府資金配置效率并且強化了地方利益；另一方面，社會保障支出的不足，嚴重遲滯了市場化改革的進行。同期的公共教育、衛生等占財政支出卻不斷下降。　

　　總的來說，第一次擴大內需的政策沒有起到幫助市場調整生產結構的作用，通過國債項目和長期低利率，制造了一些低效的公共工程和新的信貸擴張，支出的投向忽視了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安全網等公共品的提供，成為引發當前“改革信任危機”的關鍵因素。　　　

　　關于拉動內需的戰略建議

　　筆者所講的拉動內需目標，不僅是指啟動現在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指未來的需求，以實現經濟動態有效地增長的目標。這是筆者理解的作為新的國家戰略提出的擴大內需政策的深刻含義。相信市場能實現最優的配置和安排，這也是筆者從分析上一輪經濟周期和積極財政政策中得出的主要結論。為推動這一戰略的實施，公共政策應當做出相應的調整，我們將集中于財政等政策調整的戰略構想，但并不意味著其它公共政策，如貨幣政策等無足輕重。如前面所說，中國的金融問題歸根結底是財政脆弱性問題，一旦嚴格了財經紀律，捋順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分權關系，改革和市場化的進程將大大加快，利用金融機構實行信用膨脹的政策會被遏制，貨幣政策可以作為獨立的調控工具充分發揮作用。基于以上的討論，筆者為實施公共政策配合擴大內需戰略提出如下建議：　

　　(1)加快財政制度改革

　　消除地方政府干預經濟運行的動機要割斷二者之間聯系，減少因信貸擴張而引發經濟波動的可能性。而由于中國特殊的財政分權關系，大部分的公共消費品由地方政府提供，中央和地方責權的重新劃分和定義應當提上新一輪稅改的議事日程。最后公共消費品的責任還是應當由地方政府承擔。優化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質量后，社會發展才能建立在人性化的平臺之上，高效的市場競爭才能運作，才能真正落實以人為本的發展觀。財政政策加快淡出步伐，特別是政府退出競爭性行業，建立公共財政體制。

　　(2)轉變政府職能、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

　　將政府部門從事的公共管理活動放在市場經濟運行的背景下重新定位，界定其應擔負的職能，歸納其必須發揮的作用。在現代經濟社會的諸多產業中，政府部門所經營的產業就是公共物品或服務。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全部職能事項，說到底就是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而生產或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務。政府行業主管部門的宏觀經濟服務職能和宏觀經濟管理職能主要應通過市場力量進行。

　　(3)完善宏觀調控

　　對于正在完成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變的中國而言，宏觀調控仍有其重要性。在內需與外需，產業和行業結構等結構調整是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調整經濟結構主要應通過市場力量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