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 曉

　　現階段中國經濟所要面臨的重大課題是，如何在保持經濟長期增長動力的基礎之上，實現擴大內需和經濟結構的均衡。拉動內需目標，不僅是指啟動國民現在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指未來的需求，以實現經濟動態有效地增長的目標。這可以理解為新的國家戰略提出的擴大內需政策的深刻含義。　　　

　　在深入分析中國高國民儲蓄背后的人口、收入分配及制度原因之后，筆者認為擴大內需戰略應當在進一步降低政府干預，充分利用市場功能的基礎上進行，才有可能實現最優的配置和安排。而脫離市場，人為擴大消費的政策實不足取。這也是筆者從對上一輪經濟周期和第一次擴大內需政策分析中得出的主要結論。　

　　為推動這一戰略的實施，公共政策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加快財政制度改革，政府承擔起提供公共消費品的責任；轉變政府職能、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政府行業主管部門的宏觀經濟服務職能和宏觀經濟管理職能主要應通過市場力量進行；完善

宏觀調控。　

　　擴大內需的政策出臺背景

　　200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表明在“雙穩健”政策環境下，擴大內需方針，不再依靠總量上的擴張，而是強調注重經濟結構上的調整。在刺激內需問題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二者之間，這次做出了不同于上次擴大內需的政策選擇，刺激消費成為首要的政策目標(雖然并不排除帶動消費和投資需求同步增長的可能性)。從近年中國經濟運行走勢來看，促使擴大內需的政策轉換主要有以下幾個比較緊迫的原因：依靠外需拉動的經濟增長存在難以為繼的風險；經濟總量保持快速增長，但結構性失衡日益突出；經濟波動可能成為慢性病注入經濟結構中；社會保障及有效的公共政策缺失，可能引發社會矛盾。　

　　正是由于外需增長的不可持續，經濟結構的失衡，波動性的加劇及社會保障和公共政策的缺失；擴大內需方針的提出恰合時宜，也為轉變政府職能，改善公共政策，調整經濟和產業結構，樹立“科學發展觀”和“以人為本”的改革觀，建立良性的經濟增長基礎提供了寶貴的機遇。既然是方針大略，擴大內需戰略決不應該是權宜之計，而應是一項長期的發展任務。為確保擴大內需戰略的可行性、持續性和一致性，必須從理論和實踐上，深入研究國民儲蓄和消費行為與刺激內需的政策實踐，對公共政策和經濟政策(包括分稅制、收入政策、利率政策)的制度安排和演進進行重新審視。第一次擴大內需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對抑制1998年開始的通貨緊縮起了很大作用，對于研究反衰退，反通縮的政策具有理論和實踐的重大意義，其中的經驗和教訓也應融入此次擴大內需的思考中。

　　擴大內需分析的制度框架

　　首先在理論上有必要指出，為國內所推崇的凱恩斯主義其實是針對發達國家“豐裕中的貧困”的，而中國顯然不符合這一前提。中國正處于漸進式改革的轉軌時期，因此研究擴大內需就不能拘泥于靜態的總量均衡的技術分析而忽略了制度前提，必須從中國改革的制度變遷開始，探尋中國有效需求不足的制度根源。微觀的出發點也應是“以人為本”，分析制度變遷過程中的政府和居民的經濟理性，避免總量分析中忽視微觀個體，用集體的福利最大化來代替個體福利最大化之類“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的錯誤。

　　本課題采用這一視角的重要意義是，即使內需不足以及經濟內外失衡都無疑與消費不振和高儲蓄率有著特別重大的關聯，而擴大內需單純采用短期刺激消費，降低儲蓄的政策措施，利用貨幣政策中的利率和

匯率調整，甚至重新啟用擴張性財政政策，或做出一些邊際上的調整姿態，是難以從根本上扭轉這一歷史趨勢的。雖然“立足內需”是基于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方向性選擇，但是僅僅停留在這點認識上還遠遠不夠。那些表面上看來是總需求和總供給失衡的宏觀經濟問題和經濟增長，必須放到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予以思考。 　

　　消費理論與中國居民儲蓄

　　儲蓄和消費行為的分析是擴大內需和經濟增長模式研究的邏輯起點，這是因為短期來看，儲蓄一方面通過資本形成關系到總供給，另一方面通過影響消費和投資從而關系到總需求。儲蓄率則是儲蓄行為在宏觀上的歸納和體現，微觀上由影響家庭、企業或政府行為的因素決定。對其進行探討也是研究儲蓄和消費對財政或貨幣政策做出的反應方式，是推斷擴大內需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依據。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根據國民經濟核算原理，國民儲蓄主體按部門可以分為：居民、企業和政府，這里討論的主要是居民儲蓄和消費。儲蓄指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減居民消費后剩余部分，由于中國居民銀行儲蓄占居民儲蓄的70%以上，居民銀行儲蓄的變動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居民儲蓄的變化。

　　(1)儲蓄和消費理論及影響因素

　　關于儲蓄水平問題研究不外乎兩個視角，一是收入決定理論，另一個是研究影響消費的因素。盡管對市場和政府的價值判斷各有不同，各種消費儲蓄理論均強調收入對消費的決定性作用，最新的消費儲蓄理論(預防性儲蓄理論、緩沖庫存儲蓄理論等)更強調了不確定性對消費儲蓄的影響。 　

　　(2)消費支出決定因素

　　儲蓄這一概念的外延就是消費，作為可支配收入減去消費的差項，研究了消費的動機也就意味著研究了不儲蓄的動機。所以，許多時候有必要就消費開展深入的討論，然后把討論的結論轉換為儲蓄方面的關系。而對消費支出的影響因素，除收入水平外還包括利息率、價格水平和價格預期、收入分配、金融資產以及其它因素。考察解釋因素對消費儲蓄比例的作用方向、強度、及政府政策調整對這些因素的影響程度，具有理論和實證上的重要意義。這些因素包括：社會年齡結構、經濟增長、利率和通貨膨脹、社會保障制度、稅收及政府支出。

　　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原先由國家統包的一系列社會保障制度都進行了改革。改革不斷放大個人作用、將政府責任降至最低，面向城鎮居民的就業、養老、教育、住房、醫療等保障相繼由居民個人來承擔部分或全部費用和風險，使居民不得不緊縮當期消費。這也說明居民很大部分儲蓄是用以補償公共產品的不足。

　　公共政策和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居民產生持續的強烈儲蓄意向，長期降低了消費需求。應該指出的是，中國的漸進式改革使制度變遷的進程十分緩慢，尤其是一些服務價格和公用事業價格還沒有進行。

　　國際比較與國民收入分配

　　近年來，中國的國民儲蓄持續大幅增加，2004年占GDP的比重約48%。盡管同期投資率高達44%，但國民儲蓄與投資的差額，亦即經常項目順差達到GDP的4.2%。從國民核算構成的角度來看，國民儲蓄是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的總和，因為居民、企業和政府儲蓄的行為和影響因素存在著顯著的區別。國民儲蓄率的變動具有不同的特點，同時也反映了社會收入分配結構的變化。

　　(1)高儲蓄率和投資率的國際比較

　　中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明顯比其他國家要高；中國的投資率具有兩個特征：一是中國的投資率要遠遠高于世界其他國家的水平，二是投資率水平的波動很明顯。

　　(2)國民經濟核算角度分析儲蓄和投資率

　　按照國民經濟核算的規定將國民儲蓄分解成企業儲蓄、居民儲蓄和政府儲蓄三部分，并著重分析政府和企業的儲蓄及投資率。

　　中國過去十年來國民儲蓄率之所以保持在高水平上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通常所認為的居民儲蓄率過高，而在于企業及政府儲蓄的迅速增長。企業部門高投資的事實，是因為企業部門可獲得高投資所需的資金。能夠得到大量來自政府部門的資本轉移和凈金融投資，是造成企業部門高投資率的重要原因。政府部門消費率略偏低，形成投資的支出份額偏高。　

　　國際比較并不能得出最優的儲蓄率和投資率水平，但維持較高的儲蓄率對經濟成長還是很有必要的。此外，我國的統計不太能準確反映消費和投資的比率。首先是投資的實際數量統計偏高，虛報增加了投資數量；其次是消費的數量統計偏低，居民消費中有許多統計遺漏的項目；三是價格產生的偏差，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消費物價偏低、投資品價格持平。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財政制度變遷角度

　　(1)中國財政制度變遷的內生性

　　中國改革是國家主導型的制度變遷，而國家主導改革的初始動機，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從完善計劃體制出發，引入市場機制，獲得市場經濟下高效分散決策的經濟績效。這一動機要滿足向分散化的市場經濟機制轉化的要求，必須放松管制，擴大企業權利，政府從經濟領域有選擇的退出。正因為中國是一個轉型的大國，而在“放權讓利”的道路上，企業與中央政府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由于政治集權，放松管制必須通過向地方政府分權來進行。中央政府代表國家所要做的是調節中央與地方之間財政關系，而計劃體制中對經濟的集中控制則轉變為市場機制中的宏觀調控職能。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分權在很大程度上是放松管制的手段，是由中國經濟改革目標內生決定的。

　　(2)制度供給失衡下的分稅制

　　因為由中國經濟改革目標內生決定，分稅制是強迫性制度變遷的結果，制度供給失衡的條件下的財政分權，存在制度供給失衡問題：沒有法律保障，財政分權和行政垂直集權矛盾以及分權制度安排責任界定不明確。

　　(3)地方政府預算軟約束

　　按照科爾奈的新解釋，不受約束的政府干預是預算軟約束的必要條件。事實上，中國各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強大的干預能力，但是卻沒有相應的法律制約。一直以來，政府通過國有化和政策制定掌控了眾多經濟資源，通過這些資源直接影響到微觀經濟主體的決策行為，從而影響到經濟體的產出水平。政府行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考察：政府直接通過投資影響資源配置；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影響地區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政府通過財政、行政和法律手段調控貿易政策，進而影響經濟主體的決策；政府直接干預或間接影響價格水平等。政府的上述行為內生于特定的政府結構，這些行為可能直接影響到消費者和生產者福利，也可能通過影響收入水平或價格水平來影響資源配置。在分稅制度下，中國形成了地方政府主導的區域經濟模式。通過市場化改革與投資拉動，使區域經濟規模迅速擴大，創造了“中國經濟奇跡”。

　　(4)中國經濟增長的悖論

　　相對于短期的經濟運行而言，在分析長期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時候，制度因素則因其不可或缺而更需要納入分析體系當中。筆者將從政府和財政分權制度的角度來解釋中國經濟增長和增長過程中的一些特征，主要包括：分稅制下的投資沖動和地方競爭，中國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資本產出比過高的解釋。

　　在筆者看來，在分稅制下由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只要有持續的財政和銀行資金支持，已經內化的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將不可避免成為國民經濟波動的長期隱患。沒有解決體制改革和制度變遷過程中，地方政府預算軟約束問題，隨著路徑鎖定和進一步進行體制改革的邊際成本越來越高，只能使治理危機更加惡化，最終代價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福利損失以及市場化改革偏離軌道。

　　(5)地方政府主導經濟的發展模式

　　最后從制度變遷的角度，重新審視分稅制的制度設計過程，理清其中的脈絡是十分必要的，對于改革的方向，增長的路徑和包括擴大內需等當前許多重大緊迫問題，都能從這一理性的梳理當中找到根源。

　　制度變遷中的政府主體。我國的制度安排使以財政最大化為目標的地方政府同時具有兩種行為的激勵：一是直接參與市場的形成和運作，實現對不發育或殘缺市場機制的部分替代，從推動經濟發展中彌補財政缺口；二是利用產權界定模糊(土地征用等)和預算“軟約束”(預算外收入，地方政府隱性舉債等)攫取利益。政府主導經濟模式決定了經濟改革的方向和進程。經濟體制改革不僅產生了“看不見的手”還創造了“看不見的腳”，可以肆意踩踏市場。　　

　　發展模式的路徑鎖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居民之間這三個部門建立起一種類似于“納什均衡”的相對均衡體系，而且這種體系會在運作過程中進入路徑鎖定狀態，達到自我強化。打破任何一個環節，都會付出高昂的社會成本，最終會導致制度性公共風險。站在三者選擇的角度來看，整個過程都是理性的，各自的主要目標都得以實現。但是“個體理性”并不必然暗含著“社會理性”，某個個體在制度變遷中可以通過“搭便車”使成本外部化(或收益內部化)，從而實現局部盈利；而一個社會總體則無法做到這一點，它要無一遺漏地負擔所有成本。中國經濟增長的代價是維持地方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的社會成本越來越高，社會總福利遭受了嚴重的損失。

　　跳出路徑鎖定狀態。在漸進式改革中，中央政府(委托人)通常通過地方政府(代理人)在現行的行政框架內推進制度變遷。隨著依靠制度模糊租金來贖買代理人進一步進行體制改革的邊際成本越來越高，現有財政分權制度的交易費用正在迅速上升。這個改革路徑的戰略性拐點的政治經濟學含義是：在繼續進行分稅制度下，地方主導經濟增長的邊際成本等于或即將超過其邊際收益。因此，必須從明晰產權和硬化預算約束的角度，規范地方政府所面臨的制度環境，這個過程只有中央政府采取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來實施才是成本最小的，才能盡快改變制度變遷自我強化的路徑依賴，實現真正的市場經濟，走上健康穩定的發展道路，這也是長期擴大內需的重要制度前提。

　　　　　　　　　　　　　　　　　　　　　　　　　　　　　　　　　　　　　(未完待續)

　　作者單位：北京科技大學經管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