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捷

　　高鴻業先生去世了，享年86歲。

　　50年來，高先生始終如一在默默地譯介西方經濟學。中國幾代經濟學人都受益于他。

　　高先生走上經濟學的道路是很偶然的。他是江蘇人，在上海讀的中學。抗戰爆發以后，上海淪陷，他輾轉來到昆明，考入當時搬至重慶的交通大學，專業是電機。畢業后，他又被國民政府召集去，充任駐華美軍翻譯。他隨后被派到美國，負責幫助培訓中國的留美空軍。很快戰爭結束了，滯留在美國的高先生，隨即進入科羅拉多大學讀書。那時，高先生25歲。這個年紀開始讀經濟學，與馬寅初、李權時這些從小留美的學者比起來，算是晚的了。

　　再從經濟學自身發展的脈絡來看，

二戰后的美國正是經濟學大突破的中心地帶，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年輕一代經濟學家正在做著綜合馬歇爾的微觀經濟學、張伯倫的壟斷競爭理論以及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的工作。但當時身處其中的高鴻業看來，那些前沿工作剛剛在學報上發表，遠遠沒有被消化，更不用說進入研究生課堂。所以在課堂上，高鴻業學到的功夫還是精讀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以及凱恩斯《通論》，他最終選擇的博士論文題目也與凱恩斯主義相關，即“總量生產函數和就業量”。

　　高鴻業求學時的心態已經和前幾代中國學子不同了。馬寅初、陳岱孫那代人，學的多半是財政學，想用學到的知識回來改造中國的財政以及貨幣體制。而劉大中、巫寶三那代人學的多半是統計和宏觀調控，目睹戰亂以后，他們深知“ 數目字管理”對處于崩潰邊緣的中國經濟是何等重要。而高鴻業學的卻是純粹理論，最標準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與現實保持著一段距離。

　　高鴻業修完博士課程以后，沒有直接做論文，因為實在沒有足夠的收入來保證他安心讀書。于是，他就跑到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做助教，既攢錢，也算不脫離學術，還有機會接觸到薩繆爾森、阿羅、加爾布雷思等著名學者。一直到1955年，他又重新回到科羅拉多大學繼續做論文，第二年年初取得博士學位。

　　這時候，國內情況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西方經濟學被認為是“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在大學課堂里，只是作為批判的對象在經濟思想史課程里出現。1957年，北大的陳振漢聯合幾位教授曾提出恢復研究西方經濟學，但很快就被“反右”打倒。也就在同一年，高鴻業決定放棄在美國的教職，回國任教。

　　高鴻業回來以后，組織上安排他去中國人民大學教書，以后50年就再沒有離開過。他明白，他要講的東西是供“ 批判”用的。可即使要批判，他也盡量做到有分析、有說理的批判，比別人少罵幾句，少貼一點標簽。學生對他的評價是，“這個老師知道的不少，可不大敢講”。

　　高鴻業始終沒有離開這份以批判為最終目的的工作，盡力編寫國內最出色的“批判用教材”，這是他最幸運的地方。上世紀60年代，他就奉命翻譯了部分薩繆爾森《經濟學》（第5版），正式出版。上世紀70年代末，他又應邀翻譯全本的《經濟學》，那時也已經更新到第10版。

　　上世紀60年代，國內開始編輯一套全面反映西方經濟學面貌的教科書，定名為《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共分五冊，分別是凱恩斯主義、壟斷經濟學、福利經濟學、經濟計量學和人民資本主義。作者俱為一時之選，比如讓哈羅德的弟子樊弘來寫凱恩斯主義，讓巫寶三來寫經濟計量學等，而高鴻業和范家驤、羅志如三位共同編寫叢書的第二冊：壟斷經濟學。這本具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小冊子只有100多頁，但單看前面幾章介紹壟斷經濟學的內容，邏輯清晰，語言流暢，注釋詳盡，放到今天也毫不過時。從這些地方，人們能隱隱地看出高先生的學養和思考。

　　據高先生自述，文革后期，他一直找機會躲到圖書館里補課。好在圖書館訂閱國外期刊一直沒有中斷，使得他有機會重新學習西方經濟學的最前沿，即使這樣也足足補了3年才大致跟上國外節奏。

　　改革開放以后，高先生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譯書，一是編教材。以譯書而論，有三項工作值得銘記。其一是薩繆爾森《經濟學》，它是80年代初的經濟系學生認識西方的基本典籍。二是他校閱審定了科爾內的《短缺經濟學》，這是中國在80年代經濟體制轉軌的理論依據。三是他在90年代末期重譯了凱恩斯《通論》。長期以來，國內只有徐毓枬的《通論》譯本，全用文言，很多年輕學生不習慣。高先生用通俗的現代漢語重譯《通論》，使得國內又掀起研究經濟學原典的熱潮。

　　高先生所編多種西方經濟學教材，影響亦極深遠，其中最著名的是《現代西方經濟學》，一版再版。高先生堅持在每一章后面加上一節，批評反思其中的缺陷和不足。這種做法與他在60年代編寫《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說》時的做法極為類似，在學界引起很多爭議。當然我們仔細讀這些批評的章節，多少能體會高先生的用意。這些批評很少用激烈的言詞，取而代之的是分析、講道理，即使有些地方不見得使人心服，但能看出高先生的謹慎和懷疑的治學態度。

　　高先生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發言并不多。他自己表示，從來沒有后悔過回國，而且他也相信，他在國內做出的成就、取得的影響，肯定是要比呆在國外來得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