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邦新命三十年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經·大雅·文王》這句灼灼大言激勵了中國智識階層數千年，它既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見證，也是中國文化繁衍不絕的象征。然而，當1840年西方文明的堅船利炮將爛熟的大清帝國打得靈魂出竅，西方文明以“覆蓋”和“刷新”的姿態站在了已經封閉自守的中華文明面前，此后整整100余年，泱泱大族一直努力著的工作就是死力擺脫“亡國滅種”的厄運。

　　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人一直在做一個十分痛苦且非常不愿意的選擇：從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從一個為長治久安而精巧進化而來的文明體系和精神傳統，轉變成一個更加開放和競爭的體系，變成一個不得不遵從“叢林法則”的體系。簡單地講就是先“救亡圖存”，然后謀求發展，最后以更高層次的對外文明或國際文明實現“舊邦新命”。

　　于是，當1949年新中國成立實現了“救亡圖存”后，順理成章就有了1978年后“謀求發展”的改革開放。這個時刻，被李鴻章稱為“三千年大變局”的近代中國，終于走出了多災多難的“峽灣”，開啟了浩浩湯湯一去不返的改革開放大潮。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而此時第一個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顧準去世已經四年。陪伴這位恩師走過最后時刻的吳敬璉，堅定地把自己研究的重點轉向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歷史與現實的比較研究方面，逐步形成了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體制改革目標模式的想法——走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道路。30年來，這個目標對他而言，沒有絲毫的退縮、搖擺或偏離，只有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堅定、越來越自信。

　　1978年，魯冠球把村里一個生產農業機械的小作坊，做了“戰略調整”，集中力量專業化生產汽車萬向節，走向了全國市場。4年后，這位“能人”在此基礎上悄悄搞了產權改革，以責任承包方式成為全國獲得自主創業、自主經營權力的“鳳毛麟角”人物之一。30年后，與他上世紀80年代中期同為“全國優秀企業家”的絕大多數人幾乎蕭條殆盡，魯冠球掌舵的萬向集團卻成為中國企業走向未來的標本式企業。

　　1978年，綽號“何管理”的何光遠，剛剛摘掉“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帽子，“臨危受命”到長春拖拉機廠去拯救這家幾乎崩潰的農機企業。由于銳意企業變革和引入西方管理經驗后帶來的積極變化，使得領導急切希望他把在局部取得的成效變成企業改革的普遍經驗。于是，短短四年內，何光遠從長春市任常務副市長到農機部副部長，再到機械部副部長……自此走上領導整個機械行業變革的道路。

　　還有1994年以“知天命”之際出任摩托羅拉(中國)總裁的賴炳榮，作為跨國公司進入中國的先行代表人物，第一次通過摩托羅拉在中國的四大發展戰略，即“投資與技術轉讓、管理本土化、配套產品國產化、合資企業與合作項目”，提出了跨國公司中國“本土化”的“雙贏”概念。在他深入與中國改革開放進行商業融合的同時，MOTO這個美國電子市場中的老五，一度成為多個領域產品的全球第一。由此，也引來了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跨國公司涌入中國的大潮。

　　正是無數像他們一樣在“舊邦新命”的使命召喚下堅持著自己的理想和事業，最終構成了三十年中國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景象。溫家寶總理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發表演講時可以底氣十足地強調，“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中國選擇了改革開放的正確道路，通過引進國外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進行消化、吸收和再創新，大大提高了中國的生產力水平，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實現了近三十年的高速發展，對外開放各項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

　　然而，正如秦曉在《“中國現代性方案”求解》一文中所言，“在近三十年的時間里，中國在一個相對集權的政治體制下，成功地啟動和實施了從計劃向市場體制的轉軌，保持了近10%的年經濟增長率。人民的福祉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國家的經濟實力也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但在這一進程中，也出現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早期工業化過程中的弊端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病態。

　　“前者如貧富、地區差距拉大，官商勾結、腐敗滋生，道德失范、信用破壞，環境生態惡化、資源浪費等，后者主要表現為人的精神世界的孤獨和異化、人與人關系的緊張、人與大自然關系的沖突等。中國經濟增長的故事成為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而對西方主流現代化理論卻是一個難解的謎：中國在發展中所顯現的問題又使人們對中國所走的道路、選擇的模式產生了懷疑和擔憂。”

　　這種懷疑和擔憂一定程度建基于在改革30年后中國社會進程正面對的諸多“臨界點”：其一，經濟規模突飛猛進已經完全沖破了舊有社會政治體制，而適應新環境的財富和權力分配制度沒有建立或者支離破碎，整個中國社會內部利益集團之間因為貧富差距的加大，形成的不滿和裂痕正在從思想、觀念和情緒向現實的權力爭奪蔓延且日益擴大。

　　其二，中國的快速發展，特別是2001年的“9·11事件”以來的突然性崛起，給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體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無論是妖魔化還是有限接觸，國際社會都不能回避一個問題: 給這個龐大的新勢力在權力分配問題上一個什么樣的定位和一個怎么樣的地位承認，才能保障其成為全球繁榮的積極因素而不是破壞因素。

　　其三，改革開放30年已經完成了鄧小平可能預見和規劃的所有程序，也就是說第四代領導人必須在沒有政治權威支撐的背景下，對改革開放的下一步獨立做出30-50年的規劃，而這種規劃尤其面臨著如何通過政治制度和權力制衡得以穩定地實現，而不會在某個時刻被偶然性因素打斷。

　　所有這些都指向一個核心問題：改革開放必須從前30年的偉人指點江山式的模式，全面轉向有制度保障和權力制衡的體制性改革開放，才能使得中國的發展有預見性和穩定性，進而可持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