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馮禹丁

　　我認為一名外企領導人，對中國，要有誠心、愛心和耐心，要有一顆“中國心”

　　是老高爾文一段話打動了我。他說，你是華人，你又不愿意去美國生活，在亞洲做到最高層，你還能做什么有意義的事情？中國現代化是一個這么大的舞臺，你能參與其中盡情發揮不是更有意義嗎？

　　這么多年，我最大的失敗就是錯看了馬云

　　引退6年之后，64歲的賴炳榮忙碌程度絲毫不亞于當年任摩托羅拉(中國)公司總裁時期�！把芯堪l現，過早退休對健康不利。”他對身邊嗔怪他閑不住的賴太太說。目前，賴炳榮在中國創辦著兩所學校，常在中國、美國和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之間飛來飛去。陽光明媚的上海3月初春，利用在滬的半天短暫逗留，他與《商務周刊》暢談他親歷的中國改革開放。

　　按照賴炳榮自己的劃分，目前從事教育活動的他正處于人生的第三個階段——為理想而生活的階段。前兩個階段分別是“為生活而工作”和“為工作而生活”。第一階段的截止期是到50歲，這一階段出身馬來西亞華人家庭的他在1972年，即英特爾創立4周年時便加入英特爾公司，與安迪·格魯夫、貝瑞特和歐德寧成為朋友和同事，后來他官至英特爾全球高級副總裁兼亞太區總裁。50歲“知天命”那一年，在摩托羅拉追逐一年半之后，他被老高爾文一句話打動而加盟摩托羅拉(中國)，從此邁入了第二階段，與中國的改革開放親密接觸。

　　1994年他以“創業”姿態赴任中國，正值中國改革開放10年之后遭遇資本投入不足的發展瓶頸。一系列旨在吸引FDI(外商直接投資)的法規、稅收傾斜、國民待遇等條件向跨國企業們發出邀請，賴炳榮是那個時代最杰出的洞見者和機遇“獵手”，他順勢而為，超越“大市場”的傳統定位，將摩托羅拉的制造業務和研發中心轉移到中國，使之超越德國大眾成為中國最大的外商投資企業，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最早和最大受益者之一。

　　賴是最早讀懂中國的外企人士之一。他莊嚴承諾“不從中國帶走一分錢”，拿出實實在在的技術和真金白銀來換市場，在天津搞“樣板工程”，把元器件供應商遍設全國，以及先政府之憂去中西部投資等等智慧之舉，也令賴氏得到中國政府的欣賞和支持，他本人受到許多政府領導的敬重，并在文化、體制與思維都截然不同的跨國企業和中國政府之間多次成功的展開溝通、斡旋，努力搭建中美之間的橋梁。

　　最終，賴的“雙贏”承諾得以兌現：他在任期間，摩托羅拉全球贏利的年份寥寥，摩托羅拉(中國)卻是唯一始終贏利和高增長的區域性公司，并在摩托羅拉總部的最危急時刻施以援手。它在通信設備和手機終端市場扭轉戰局，壓倒諾基亞和愛立信。2002年賴炳榮退休時，摩托羅拉(中國)實現銷售收入57億美元，占其全球銷售總量的14%，中國成為其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市場和第一大制造中心。

　　正是在摩托羅拉(中國)和德國大眾等企業的示范效應下，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FDI接受國，中國經濟開始起飛。最令賴欣慰之處，是他當時的人才本地化戰略的碩果：當今活躍在ICT行業的大多數外企中國區高管，都出師于當年摩托羅拉培訓中心。

　　現在坐在《商務周刊》記者面前，還是他一貫的健談、熱情爽朗、活力四射，他自稱這種風格為“Nothing to hide”(無所隱瞞)。談話中，打開了話匣子的賴炳榮始終意興盎然、知無不言，其間率性品評人事周旋，細述歷史細節，或是揮手大罵他眼中“沒用的東西”。

　　“在中國做事必須膽大心細，凡事都有風險，重要的是我們要有堅定的立場和原則，用‘心’做事，做‘對’的事。”在任8年間，光賴炳榮先斬后奏，不經總部批準而擅自在重要場合“臨時”宣布的決定就有：承諾5年間投資中國10億美元；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后對媒體公開表態“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任命郭可尊為摩托羅拉(中國)研究院院長，此舉令他的上司和郭可尊本人當場驚訝的合不攏嘴。

　　然而更出人意料的是，在所有這些三番五次的“闖禍”之后，膽大心細的賴炳榮一方面總能在事后證明他是正確的，而且在此之前還能全身而退毫發無損。“的確，那是一門藝術�！彼�說。

　　即使放到今天，關于賴炳榮的故事仍然是傳奇。他多次對摩托羅拉總部說“NO”，卻在跨國公司內部獲得無人可及的權力邊界與談判力；他被稱為“政治家+外交官”，是跨國公司在中國的代理人，又是中國在國際上的利益代言人；作為一名外籍企業家，他被授予在華永久居留資格；他首倡和執行的“本地化”戰略與“雙贏”理念，改變了存于很多國人傳統思維中的外資等于“掠奪者”的成見。他的告誡—“了解中國文化，尊重中國國情，不能自以為是”成為經典的跨國公司方法論。后來者如西門子、英特爾、惠普、微軟等莫不效仿之。

　　賴當時領導的MOTO中國，還是跨國公司中最早在中國積極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先行者。2001年中國入世前夕他派出公司員工，到美國國會山去挨家挨戶敲議員的門: “你可以給我5分鐘嗎？你對中國有什么疑問，我可以回答你。” 他帶領摩托羅拉(中國)每年向“希望工程”捐款，建了30多所希望小學，親自收養數十名孤兒。

　　賴引退6年后的今天，摩托羅拉正遭遇華爾街激烈的批評，過去的幾年中它想保住手機市場老二地位的努力未獲成功。2007年它虧損4900萬美元，手機產品的市場份額也不可遏抑的被三星超越。在中國通信設備市場，華為崛起，愛立信、諾基亞“王者歸來”，80歲的摩托羅拉老了。賴炳榮感嘆、傷心而又無奈，2005年辭去摩托羅拉顧問一職。他和太太曾把摩托羅拉比喻成“聯合國”，“‘聯合國’改組了，高爾文家族不當權了，我也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了�！�

　　當《商務周刊》最后請他評價中國改革開放30年時，賴炳榮沒有直接回答，而是深情地說，“作為一名華人，我以中國為榮�！彼�以，他把自己“為理想而生活”的人生第三個階段，致力于在中國從事教育活動。

　　在中國要有一顆“雙贏”的心

　　《商務周刊》：首先想向您核實一件事，聽說您在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之后，未向總部請示便向媒體表態，“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并且說服當時的摩托羅拉全球總裁蓋瑞·吐克來華向中國道歉，確有其事嗎？當時情形如何？

　　賴炳榮：是的，當時看到這條新聞，第一感覺是不可思議，怎么可能發生這種事情？炸了也不承認錯誤不道歉，當時心頭感到一種悲憤。正好這時候一位記者朋友打電話給我，我當時沒有時間思考和請示，就說我代表我個人表態，認為這是不可原諒的。

　　講完了之后第二天早上來上班，摩托羅拉對外關系部的副總裁，一位美國大使館參贊出身的美國人就堵在門口問我，為什么不請示不商量。我們的公關部經理周憶在門口問我說，賴先生，是不是媒體弄錯你的意思了。她想幫我下臺階。我說沒有弄錯，她當時的表情是捂著嘴大驚。

　　我說召集他們到我的頂層辦公室開會。首先我表態是我說的，那是我心底的話，也是中國人心底的話。為什么不請示不商量，我說我第一天上班就提出要打造“雙贏”的平臺，要用心來做事，我的心認為這件事是不能原諒的。當發生這么大錯誤的時候，我應該表態。公司會不會同意我不知道，結果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說我認為“對”的話。

　　最后我怎么向我的老板交代呢？我就問一些員工，你們是中國人，你們是什么感覺。他們說我的表態讓他們可以面對國人。我說你們的感情不要太含蓄，寫我一封郵件吧，也算是給我承擔這么大風險的一個安慰。于是我的郵箱爆滿。然后我把這些郵件轉發給老板。最后給老板打電話，告訴他這個事情，說你看看員工的人心所向，我們一直講要做中國人的朋友，那不是說說的，關鍵時刻風雨見真情，我們對員工要有所交代。最后蓋瑞親自來中國，對吳儀副總理表示道歉。

　　我認為一名外企領導人，在關鍵時刻應該怎么來做人、怎么做事，關鍵是要“用心”，你心的方向如何，就如何做。我說對中國，要有誠心、愛心和耐心，要有一顆“中國心”。我把領導藝術分為五層空間，第一層空間：愿景和想法；第二層空間是激情；第三層是系統和制度，否則就發白日夢了；第四層是以防萬一；第五層才是未知數、命運。你如何把未知數控制到最小。

　　比如我要做本地化，這是一個想法，我很有激情很用心去做，然后我通過什么樣的制度去做，萬一出了什么問題我如何去應付，然后把不利的可能性發生的概率降到最低。永遠要做一件事情的主導，不要讓事情來主導你，不要怨天怨地。

　　《商務周刊》：現在回頭看，當初您從英特爾跳槽到摩托羅拉(中國)來，是否是您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決定之一？那是一個艱難的決定嗎？為什么在知天命的年齡還要放棄英特爾亞太區總裁的位置來做摩托羅拉中國區總裁？

　　賴炳榮：我認為人生有三個階段，開始是為生活而工作，等到了50歲時，我已經在財務上沒有顧慮了，應該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這個階段是為了工作而生活。第三個階段是為了理想而生活。

　　當時老高爾文(時任摩托羅拉董事長)一段話打動了我。他說，你是華人，你又不愿意去美國生活，在亞洲做到最高層，你還能做什么有意義的事情？中國現代化是一個這么大的舞臺，你能參與其中盡情發揮不是更有意義嗎？這句話打動了我。

　　這之前他們追逐了我整整一年半，我都不答應。我當時是英特爾高級副總裁兼亞太區總裁，是英特爾高層中唯一兩名華人高級副總之一。1992年末，我太太榮升摩托羅拉全球副總裁，當時摩托羅拉和英特爾是競爭對手，她在通信部門我在半導體部門。他們內部研究之后邀請我參加她的升職慶祝會，和他們所有的董事會成員坐在一起。

　　當時他們一名董事問我，說摩托羅拉要在中國大展拳腳，你怎么看中國？我說在中國做事要成功很容易，說難也很難，就一個字“愛”。他開始還以為我在說笑話。我說具體來說，要有分擔、有分享，你先要問自己在中國能分擔什么？就是資金和技術。如果你愿意和中國分享資金和技術，那么中國能和你分享什么？市場。

　　但具體的風險分析很復雜，中國愿意和你分享什么市場？，可以和你分享什么市場？有的市場中國不得不與你分享，因為中國的基礎設施太落后了，有緊迫的需求。當跨國公司的技術和中國的需求能結合起來，就會有市場。在中國要成功要有一套不同的思路，和全球都不一樣。

　　第二天，摩托羅拉人事部主管來找我，說董事會對我的評價很高，認為我的觀點很有前瞻性，問我是否愿意加入。我說我是來慶祝我太太的榮升，不是來找工作的。后來摩托羅拉的CEO喬治·費舍爾親自來找我談，我還是拒絕。

　　他親自來和我談，我還是拒絕。因為我在英特爾做得很好，領軍整個亞太。英特爾1968年創立，我1972年就加入任工程部經理，與所有高層都熟識，格魯夫、貝瑞特都是我的老板，歐德寧曾經是我的同事。所以有這樣的關系，我在英特爾內部有影響力，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沒有理由離開。

　　3個月后，費舍爾又來檳城，參觀我的英特爾工廠，看到有康樂中心、運動場、游泳池和幼稚園等，他很驚訝，因為他和安迪·格魯夫是好朋友，他說安迪怎么會容許有這些東西？這不是他的思路，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說安迪是偏執狂，他不讓員工有工會，我說不要工會很簡單，那我就搞這些，讓員工不需要工會。讓人們看到有工會的死氣沉沉，沒有工會的反而活力四散。費舍爾看了我管理的企業，更決心要挖到我。

　　后來他離開摩托羅拉去柯達了，他的繼任者蓋瑞又來游說我，我還是拒絕了。他問我到底要如何才肯過來，有什么需求可以寫下來，我開玩笑說我又不是求職，為什么要寫。然后他就找了劍橋大學一位研究企業文化的教授專程來檳城，在一個酒店和我聊了一個周末，談在中國的發展思路。

　　我講的就是一定要有愛心，有誠心還要有耐心。我說歐美公司習慣于自以為是、先入為主，我在英特爾還有發言的余地，因為我還能親自去和格魯夫溝通，所以我不可能過來。我還給了他們一個建議：去到一個國家要先學習，了解文化政策國情，要做好高層關系，要了解領導人的思路，同時要了解地方上想要什么。了解了之后，不要先入為主，要尊敬和尊重。

　　我們的談話內容被摩托高層看了以后，特地派了一個負責戰略的執行副總裁，又飛到新加坡來找我，說對我在中國發展的思路全面贊許。我還是拒絕。后來有一次我去美國，老高爾文先生親自見我，見面后就是他的那一句話打動了我。